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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姜建强日本机器人王国的文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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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文/姜建强

原刊于《书城》2022年4月号

 

躺在松软的牙科椅上,柔和的医疗灯具,照亮整个口腔。一分钟能旋转五万五千次的牙钻,尖端镶着金刚石。耳边响起“吱吱/吱吱/吱吱”的奇妙声响。非常微弱,像夜鼠发情的鸣鸣声。每秒回转千次,已非人眼所能捕捉。牙钻触碰牙神经,“嗞”的一声酸楚,人会本能地颤抖。牙齿被钻洞,被消磨,是因为牙齿被时间腐蚀。在高速旋转下,牙成了时间的一个寂。日本人明白,牙就是时钟,是矫饰主义的精神体现。每掉一颗牙,人就会离死近一步。让牙医看牙,就是人敬畏时间,憎恨终焉,想为此作出人为抵抗的过程。这也是日本牙科诊所多,牙医不轻易为患者拔牙,并视拔牙为自己医术败北的一个原因。即便不得已拔了牙,牙医会把拔下的牙给患者。患者会珍藏,更有甚者会为这颗牙做佛事。这只有日本人做得出的神经兮兮的举动,其实感叹的是时间的残酷。那颗被岁月磨蚀出一个小洞的牙,是“我”。

广龙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寺院正尊是日本国宝第一号弥勒菩萨半跏思维像。有一次,前来参观的人气演员松重丰(《孤独的美食家》的主演),被一位老人告知,这尊菩萨,里面空空如也。为了对付时间,必须掏空一切,否则佛像撑不了一千五百年。(参见松重丰《空空如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时间、空心、不朽。

 《空空如也》

 [日]松重丰著作者

 曹逸冰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

于是,感觉灾难和无常会随时降临的日本人,总是在幻想将时间逆转或倒流的强大能力,真的无法拥有吗?总是在幻想真正的不死之物,真正的金刚之身,真的不能打造吗?

死亡将人还原成物质。不难想象,这就是日本机器人文化的内在秩序。玫瑰花环绕的树林中,躺着裸身的仿真机器人。他昏睡在草丛中,被泪水沾湿。月亮从云层间露出圆相,用如水的苍白,触摸这位少年温柔的脸盘。日本人相信,魔法和技术的微妙共通点,在于无形生出有形。这个“形”,不一定能拥有人类肉体的单纯外表,但它拥有肉体的逻辑。这个“形”,不一定能拥有人类的生命时间,但它拥有将发生倒流或逆转的时间知性。这个“形”,日本人说就是机器人。

你看过罗丹的青铜雕塑《丑之美》(1885)吧。乳房早瘪了,双肩早驼了,手指早僵了。腰肢只剩下一段易折的枯根。她在低首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色衰貌褪,只是时光的骸骨。日本人说,人逃离不了寂灭的命运。面对一个惊恐的真实,人,只能睁大眼睛。骸骨无存,色心犹在。这个色心,就是打造人的延伸物——机器人。因此,日本人有挥不去的机器人情结。

 

 

宫崎骏的人气动漫《千与千寻》,无脸男给人印象深刻。全身黑色像鬼怪,面具白色像幽灵。他吃人又吃青蛙。这个游离于人的世界的无脸男,心里则想着千寻。

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剧照(2001)

本来是有脸的,只是戴上了面具,人的面目被PS。这就让人想到日本传统的能乐。演员为了表现亡灵与怨灵,佩戴用木板雕刻而成的面具(能面)。世阿弥(1363-1443,这一剧种形式的创造者)在《申乐谈仪》一书中,记载了翁、天神、女、男、尉等几种能面。从尺寸看,能面略小于脸,且露出演员的颈项,给人亦真亦幻,似人非人的感觉。哭就是笑,笑就是哭。哭笑一体化,就是能面最具意味的表情包。

对能剧有独到研究的日本学者梅原猛,在其代表作《地狱的思想》中认定,能剧就是怨灵之剧,怨灵是能剧最重要的角色。仕手(主角)作为怨灵的化身,以对人不可见的形式,在从者(配角)面前现身。那么,能剧中的仕手,人乎?非人乎?严格地说为非人。即便勉而为之,充其量也只是死去之人,或为鬼为妖为狂。如舞台上有美少女登场,我们并不怀疑她活在现实中。但是随着剧情的展开,暴露出意外。她被两个男人所爱,不可避免的是悲剧死。原来舞台上的她,就是死去之灵的化身,在前场作为清纯美少女露面,在后场作为被邪淫之火吞噬的夜叉亮相。或者说前场是白昼的话语,后场是夜晚的话语。在白昼世界,人的灵魂表现出日常性。在夜晚世界,人的灵魂则从日常性中脱逸。这也就是说,在能剧中,灵获得了双重维度:他们既是他们自己,同时又是活人不可见的一个存在。这就决定了能剧的时间绝非单向度,而是自由来去——虚与实,梦幻与现实的多向度。

可别小看了为怨灵而哭而笑的日本能乐,在笔者看来它可是日本机器人文化的母胎和能量。活人不能作为的,就用死人来作为;人面不能表现的,就用能面来表现。能剧舞台上的仕手,不就是那个时代(15世纪)的肉身“机器人”?如果说机器人是人心的一个替代,那么从这一意义上说,机器人文化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必定是一个民族精神张力的记忆痕迹。“历史的古层”并未消失,而是潜藏在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并在某一难以预知的时刻,以某种相似性的形式或姿态出现。肉身“机器人”之所以有直指人心的深刻观察,就在于它能虚拟一个与人的世界有异的另类世界。六条御息所、小野小町、源义经,这些通过仕手人格化了的日本传说,再现的是灵的世界。一个面具,一个角色的灵魂。同样,一款机器人,一个人形的精神。当然这个精神,是别人给予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机器人就像演员,一次又一次,由着别人的精神占据着自己。

 

 

可爱(可愛い)、有趣(楽しい)、好玩(遊び),是日本文化中最核心的元素。

《竹取物语》中的辉夜姬,她被发现时只有三寸大,惹人怜爱。《源氏物语》里最美的女性都在二十岁前死去。如夕颜,这位已故三位中将的女儿,在十九岁死去。三公主,这位朱雀帝的三皇女,在十八岁死去。物语中唯一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宫中老女源内侍,但她人老心不老,主动接近男色,全无羞涩之意。这里,紫式部分明是把她当小女来写了。井原西鹤《好色一代女》中的女主人公,在年老色衰后隐遁山中不再见人。因为可爱不再。川端康成的小说《睡美人》则警示上了年纪的男人,不要把手指伸进睡熟女孩的嘴里。谷崎润一郎的《疯癫老人的日记》里,疯癫老人记住的是女孩一双嫩白巧娇之足。江户俳人小林一茶,写了大量充满孩子气的俳句,如“没有爹娘的小麻雀,来跟我一块玩吧”“瘦青蛙,莫败退,有我一茶在这里”等。表现出对老丑的恐惧与抵抗。画了一辈子大头娃的奈良美智,向那些装腔作势的家伙,竖起中指开火。他画出了《酸雨过后》(2006)、《宇宙般的眼睛》(2007)、《春少女》(2012)、《午夜真相》(2017)等女娃,表现人的精神好玩之处,就在于童真与邪恶同形同神。

奈良美智《宇宙般的眼睛》(2007)

不过在笔者看来,表现可爱、有趣和好玩最为经典,最为模式的文本是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笔者手头有一本林文月翻译的《枕草子》(译林出版社2021年),仔细阅读,发现这位皇宫女官,用其敏锐的感受性记述了她当时眼中诸多的可爱、有趣和好玩。若加以归类,可分为人物、动物、器物三大类。

如人:伶俐乖巧的舍人小童;教人羡慕的阴阳师身边的小童;吃草莓的可爱婴孩;穿着紫色罗衣,把袖端高高系起的白胖儿;倚在高栏边,用扇子半遮着脸的女童;穿着直衣模样的纤细清秀的贵公子;剪着齐肩娃娃头的女娃;用稚气浓重的声音读书的八岁男童;幽会之后,晓归的男子;总有可观之处的人的脸⋯⋯

如动物:听见人学鼠唧唧叫的小麻雀;半身全黑其余皆白的猫;会抖落羽毛上的霜的鸭子;林中不独眠的鹭鸶;识得秋风令人哀怜的蓑虫;引发道心的蝉;挪近灯火读物语的青蛾;白净可爱,长脚的雏鸡⋯⋯

如器物:小小的枯萎葵叶;开在枯细枝头的樱花;从池里捞起的莲叶;去夏用过的扇子;盛装在新的金属器内的刨冰;水注入容器时的透明光影;画在瓜果上的童颜;步行时溅起来的水花;刻意熏染过的香料衣物;室内照明用的灯台;紧急欲缝纫时的线;未必是稀奇之物,却称得弥足珍贵的信函⋯⋯

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在《华严的思想》(讲谈社1983年)中说:被日本人接受的华严,就自然地定着在日本人的自然观里。无名的东西,微小的东西中有无限的东西,伟大的东西寄宿于中。一即多的思想很是符合日本人的生活感情。野地里盛开的一朵紫罗兰,能感受其自然生命力的是日本人的直感力。花道、茶道的理念中也复活着这种精神。这里,日本人的可爱、有趣和好玩是否来源于华严的佛教思想,是个有待研究的课题。但是用华严思想来审视日本人的自然观,就可以找到日本人喜欢幼稚、小巧东西的精神来源,倒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什么,凡是小的就是美的。”清少纳言的这句话,使人想起泰戈尔说过的一句话:“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里重新获得他的童年。”

 《枕草子》

 [日]清少纳言著 

 林文月译

 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日本文化中可爱、有趣和好玩的元素,作为基本理念,一开始就融进了日本机器人制造中。首先是可爱/有趣/好玩的替代物,然后才是手足脑的延长物。也就是说,可爱有趣好玩(情绪)先于大于高于目的(实用)。日本江户时代发明的“奉茶童子”,其活动装置与其说是为他人端茶服务还不如说是可爱的调情之物。这个可爱能否成为家庭一员呢?日本人的思路由此生出“絆”(キズナ)这个日式概念。现在看来这个概念的回路就是“清少纳言模式”的再延长。

一九七五年出生的高桥智隆,被冠以“迄今为止最可爱的机器人”称号。全球首发于二〇一三年的代表作机器人Robi,身高三十四厘米,体重只有一公斤。具有类人型的呆萌外表,应该说纯属掌中之玩物了。不过也能与人对话聊天,控制电视机。当与人互动时,发光的眼睛会根据情绪的变化而改变颜色。“与机器人在家一起过生活”,高桥智隆说这是他的创作理念。在他看来,单纯追求技术奇点的机器人是无法融入人类生活的,如今的人们需要能够充分理解人类情感且好玩的机器人。这就需要设计与人交流的接口。比如说,主人坐在沙发上对机器人说“好饿啊”,如果机器人只是通过优化组合,拿出高卡路里菜单,主人肯定会失望。其实,这时机器人只要回答“哦,亲爱的,我也饿了”就可以,主人就会有心物一体感。再如治愈型机器人海豹PARO,用其萌态慰安了很多孤独老人。这些老人都是日本三一一大海啸的幸存者。为此这款机器人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治愈老人孤独症最有效。

看透并体验到了人类生活的种种烦恼、无奈、困顿和孤寂,倒反是没有生命体征的类人,用其可亲可近之形态,让日本人有了拟化顿感。这样看,可爱、有趣和好玩又成了日本机器人文化中的精神底色。这诚如动画文化家大友克洋所说,现在日本的机器人是小萝莉时代,惹人喜爱。

 

 

日本文化学者、翻译家涩泽龙彦,写有博物随笔集《梦的宇宙志》。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哈布斯堡王朝历代皇帝,将从世界各地网罗的几近一切奇珍异宝,都密密麻麻地陈列在皇官一隅所开辟的收藏室内。诸如时钟、沙漏、眼镜、铠甲、烛台、刀剑、骷髅等。涩泽龙彦就此回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曾有过一个秘密盒子,里面装满了比如“坏掉的钟表上拆下的零件、从炭火柜抽斗里偷出来的祖父的眼镜片、从运动健将的堂兄弟那里得来的奖牌、在练兵场捡到的黄铜雷管、五颜六色的玻璃弹珠、油亮的大橡子、风干的蜥蜴尸体、钢笔帽、铁链、发条、锡兵、胶卷残片、削到很短的巴伐利亚彩色铅笔之类的东西”(《梦的宇宙志》,蕾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在作者看来,收集到的这些小玩意、小破烂,对小孩的想象力来说,则是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通灵之物。因为“它们是信物,是浮标,缘此能窥见深潜在我们意识深处的、对物的泛性欲式迷恋。这些物品的集合体,自动构筑出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独自运转的宇宙”(同上)。

这里重要的是涩泽龙彦给出了一个逻辑连带:玩物并不丧志。相反,玩物走向崇物。崇物走向造物。这种逻辑连带,在日本文化家、哲学家冈田武彦那里则表述为“物即命,命即物”的命题。在冈田看来,崇物是日本古代生人相传的真诀,是日本思想文化的根本理念(参见《崇物论——日本的思考》,2003年)。日本人自古对“物”就怀有尊崇之心。用过的缝纫针,用过的笔砚,也会有人将之收藏,立一块供养碑,以不忘物给予人类的恩泽。又如日本人在物的名称前,经常冠以“お/ご”的敬语接头词,以表达对物的敬畏。如“お米”(稻米)、“お野菜”(蔬菜)、“ご本”(书)、“お茶”(茶叶)、“ご飯”(米饭)等。

在玩物——崇物——造物这种独自运转的“物自体”中,日本人最终发现机械文明是所有品物文明中的最高。每当人类进入到一个新时代,遗存的机械之物就是历史证据,它足能证明人用机械创造了一个独自的精神世界。与充满矛盾的天然存在的自然相比,机械无疑是一种理性造物,它对世界有更合理的认知。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对于机器文明的追求,几乎达到了极致。人受惠于机械,人也应该不忘向机械敬礼。为了打造人类与机械的崭新关系,从二〇〇七年起,日本设立了“机械遗产”,每年将一批曾推动过人类生活发展和具有社会意义的机械,纳入遗产名单公布。这其中有我们较为熟悉的机械。如二〇〇七年认定了二十五件,其中包括奥林巴斯胃镜。二〇〇九年认定了六件,其中包括札幌市钟楼的时钟。二〇一〇年认定了六件,其中包括自动检票机。二〇一二年认定了五件,其中包括温水洗净马桶盖。二〇一三年认定了六件,其中包括机关人偶拉弓童子。二〇一四年认定了八件,其中包括量产型按摩椅。二〇一五年认定了七件,其中包括自动包馅机。二〇二〇年认定了五件,其中包括单反相机。二〇二一年认定了九件,其中包括自动捏饭的寿司机器人。

在上述机械遗产中,制作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机关人偶拉弓童子”,是年代最为久远的遗产。当年的设计者田中久重,以进口机械式钟表为参考,其目的是想制造出尽可能接近人类动作的“机关”。这样看日本人早就养成了玩物、崇物、造物的机械观。设计评论家、武藏野美术大学柏木博教授正是凭借这一点,认为拉弓童子是日本“现代人形机器人研发方式的原点”。正是从这个原点出发,日本人在一九二八年制造出第一个机器人“学天则”(意为学习自然法则)并参加当年的博览会。制作者是大阪每日新闻评论员兼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学天则身高3.2米,右手拿笔,左手持灯,宛如坐在桌前的学者。一九七三年,世界上第一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WABOT-1在早稻田大学诞生。该机器人身高约两米,重一百六十公斤,全身共有二十六个关节,拥有仿人外形。尽管行走一步需要四十五秒,步伐也只有十厘米左右,但在当时已足够撼动世界。加藤一郎教授也因此变身为“仿真机器人之父”。二〇〇〇年,由本田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Asimo(阿西莫)第一代首次亮相。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仿人行走机器人,预示了任何可能性的发生。阿西莫身高1.2米,体重五十二公斤,行走速度0-1.6km/h。二〇一五年,由软银集团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epper,成为全球首个情感机器人,在AI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Pepper身高1.2米,体重二十八公斤,可通过表情、动作、语音与人类交流。

人形机器人Asimo(阿西莫)

为此,当我们设问这个国家在机器人领域为何如此强势,机器人科学家为何层出不穷的时候,我们的视线投向了集物小玩意、小破烂的玩家身上。在日本,这样的玩家人数众多。正是这些玩家明白物对人的人文意义,明白带有时间之寂的摩灭之物,可以创意出另类叙事,可以集合成另类秩序。如果要问对物如此迷恋的人,最终会通往何处?日本人做出的回答是玩物、崇物、造物。本来,机械是人打造的一个装置,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反过来,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个结果,机械同时也成了人安身立命的手段和工具。机械美学在这个时点上,借助逻辑和思辨的力量,戏剧性地异化成了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审美的一部分,道德的一部分。这方面,日本人表现最出色。机器人义肢的冰冷,散发出令他们着迷的诱惑。他们好像在白净透明的皮肤下,看到了爆出的根根血管,看到了奔涌着的鲜红,看到了纯粹与精巧。虽然腹部的机器身还是一览无余,像不长寸草的枯朽的冬天令人扫兴。但日本人说,这毁灭的预感不就是机器人的魅力所在吗?如果说谁也不看海的时候,海才是海,那么谁也不看机器人的时候,机器人才是机器人。

 

 

日本京都的高台寺,拥有四百年历史的寺院里,有一位和尚。只见这位和尚双手紧握胸前,每天对着前来拜佛者念心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并不时地向拜佛者作出警告:“你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和世俗的欲望,可能就会使你在茫茫大海上迷失方向。”它就是机器人“Mindar/マインダ”。身高1.9米,体重六十公斤。左眼内置摄像头,可以与拜佛者进行视觉接触。手臂,头颈,脸部采用仿真皮肤,身体则为线路缠绕的机械身。

机器人也能念经成佛?听听这款机器人的主设计师、大阪大学教授小川浩平如是说:“对于日本人来说,我们总能看到居于事物内部的神明。”这就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解释了一个问题:日本人之所以对机器人没有抵触和恐惧的心态,显然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神道教有关。万物有灵论的一个逻辑思路就是,灵魂或神明并非只存于人的体内,还存于万物的内部。这个存在,用他们的语言表述就是“八百万神”。这无处不在的“八百万神”,与他们亲和亲近。所谓诸神的微笑,在这个时点上表现为互为诸神互为微笑。关于这点,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早有描述:上帝来过,孔子、孟子、庄子来过,悉达多来过,但命运都如出一辙。“所谓我们的力量,并不是指那种破坏的力量,而是指改造的力量。”(《诸神的微笑》,小Q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机器狗或机器猫“死”了,日本人也会为它们举办葬礼。虽然常人难以理解,但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融合在一起的。人类、优越的生物和周围的世界,这之间并无绝对区别。机器人若能表现出类人行为或类人思维,表明其体内也存有神明。“机器人”这个名词在一九二一年刚出现,日本就在一九二八年举办了第一届现代机器人展。他们对人机关系的一个基本思考是:既然是人把机器人带到了这个世界,那么人有义务让机器人和人类一样,怀有情感,能够思考和感知。为此他们从来不惧怕机器人的暴力问题,也不相信机器人会杀人。如若机器人杀人了,最终也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机器人的问题。人,才是这个世界问题的问题。

这种多神论的思路,显然与西方一神教的思考回路不同。在基督教世界,人是神的杰作,具有不可撼动的唯一性。神虽然允许人在神的面前发挥想象力,但有一个限定,不能制造出比人还要厉害的“人”。如是这样,则是对神的初心的一个反叛,更是人对神的忠诚心的一个亵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西方人对机器人抱有先天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机器人在记忆上、力量上、速度上,甚至在思考力上都赢过了人类。赢过,就有取代的意思。一旦取代人类,机器人就会剥夺人的工作机会。人一旦失去工作,就会成为社会系统的负担。

这种情绪最早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初期。当时英国的大批卢德主义者,憎恨人类文明突然冒出的大机器,抢夺了他们的劳动,于是就用铁锤将工厂里的织袜机和织布机砸碎。当代西方社会当然不能说都是新卢德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傲慢,也确实使得他们从弱者变为强者,从贫困变为富有。但情绪里的讨厌和恐惧则挥之不去。而且他们更担心智能化社会的机器终端,又落在少数精英的手中。就是因为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成为新闻人物的卡辛斯基,就成了一位新卢德主义者。这位数学天才不惜动用犯罪的方式,就是想给现代科技文明一个严厉的警告——人类的灾难和动荡不可避免,人的生命意义将消失殆尽。这就与比尔·盖茨和霍金等人所持的AI观相符,他们都是机器人威胁论者。

日本人之所以不将机器人视为威胁,恐怕就在于他们始终将机器人研发看作是一个文化问题。这其实就创造了一种我们感觉还比较陌生的“另类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将人类价值纳入所有机器人的生产中,从而使机器人制造者们认识到,技术需要嵌入合适自己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并得到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支撑。几年前日本播放《夏娃的时间》动漫影视。在一家叫作“夏娃的时间”咖啡店里,人类与机器人共喝咖啡、互谈恋爱。人机的界限,共享的时间概念,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变得模糊不清。她(沙美)究竟是谁,是人类还是机器人,倒反没有人在意了。在这方面,西方基督教文化则另有计算,这个计算将人类再造仿真机器人,放置在亵渎上帝与神灵的恶的回路上。多少年前索尼之所以下决心终止耗费巨资的Qrio和Aibo机器人项目研发,就是因为西方人霍德华出任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谈论日本机器人文化,不得不提及前几年在日本的一个热门话题:“小东君弃考东大。”这一话题最能体现日本人抑制自己、尊崇他者的机器人文化。

确实,迄今为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领教过了机器人在日本的表现。如出演核灾难电影女主角,如代替主播出镜电视节目,如参加市长(多摩市)选举等,如伴随宇航员遨游太空⋯⋯可正当我们想再度领教机器人是如何高考,像人类一样考取东京大学的时候,小东君的“妈妈”、数学家新井纪子教授,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宣布小东君今后不再冲刺东大。

原本新井纪子的计划是在二〇二一年春季,让小东君考东大挑战人智的。是什么原因最终决定弃考的呢?从学历上看,小东君是从二〇一三年开始参加东大考试的。是考试成绩一年不如一年吗?不是的。就以二〇一六年春的考试成绩来看,小东君在五教科八科目中合计获得了525分,高于日本全国454.8的平均分。这个考试成绩可以进入日本535所大学1373学部3046学科,也就是说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虽然这个考试成绩比二〇一五年有所进步(可考取474所大学的1094学部),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依旧严峻:小东君阅读理解能力有限,也就是说缺乏人类所具有的常识和逻辑。如英文造句中出现“我很热,所以——”的题目,人类学生可以轻易地组合“所以我想喝凉的”“所以我想开空调”等句子。但小东君则依据语法基则造句“很冷要喝水”。因此英文成绩始终上不去。还有满分为200分的语文,只得到96的低分,也是在对题意的理解与发挥上难有长进。虽然物理成绩有所提升(得59分),但数学成绩下降。研发团队基于这些事实,认为机器人的人工智能遭遇瓶颈,再怎样将其智能化,小东君也难以达到考入东大的水平,因此宣布弃考。

这里,小东君的弃考给了我们两个有趣的观察视点。一个是在日本人眼里,小东君作为机器人存在的同时,也是“生命体”的一个存在,“自我”的一个存在。几年来多次冲刺都失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逼迫它做不能为的事,是否就有伤其自尊心的一面?是否就有欺凌、虐待或奴役之嫌(因为它不能反抗只能屈从)?机器人不会自杀,当然也不能自杀(“机器人三原则”界定机器人必须自己保护自己)。要是人类,若家长硬逼一个智力和学识都已触顶的孩子硬考名校,不堪重负的孩子可能会自杀。如是这样,是否就是不人道或反人性的?更有甚者,这样做是否构成了侵犯他者意志的犯罪?

虽然“Robot”一词的词源带有“强制劳动”和“奴隶”之意,虽然日本人也取“Robot/ロボット”的发音指代机器人,但在他们的观念深处,对机器人怀有同情与情感反应,并视其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世纪福音战士》动画片所描绘的未来里,机器和人类融合成了令人入迷的半机械人。《哆啦A梦》剧场版,大雄为了拥有宠物机器狗,擅自从哆啦A梦的空间袋订了很多机器人。其中有一个另一星球的波克严重受损,只有把他带回他原来的世界,才能得救。于是大雄一行人决定护送这个孩子回家。这些作品使得许多日本人在梦想成为仿真机器人的同时,也将机器人视为自己生命的一个存在。若从这个视角看,弃考本质上就是对“文明需要奴隶”(王尔德名言)一个逆袭。这里虽然也有人力资源方面的考量,但更多的是人性化方面的考量——即便以人为本,崇物之心也不可无。这就很好地表现出日本人面对他者的那种自我抑制和自我内敛的道德自觉,以及日本人所特有的纤细的感受性。这样看,进入后现代的日本人,还是保留了前人文主义时期的许多仪式和情感。这要归结于神道教和佛教对他们的长期影响。

大雄与机器人波克,

动画电影《哆啦A梦:大雄与机械人王国》剧照(2002)

再看第二个观察视点。弃考,失败的其实是人智,表征的是人的有限性。表面看是小东君不能作为,背后则是人不能作为。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作为知识和观念囚徒的人,其人智究竟能走多远以及应该走多远?人智本身应该得到限定还是不被限定?人类的Byte(字节)信息的计量单位已经用到了ZB(依次为:KB-MB-GB-TB-PB-EB-ZB)这个最大等级的程度。如二〇二〇年上传到全球云端的资料量已达44ZB。如果不被限定,那人智无节制的研发,必然导致自然的无节制开发和物的无节制的制造。最后陷入困境走向死途的还是人类自身。在日本人的记忆深层,人智研发原子弹,两颗落在广岛和长崎。人智研发核电站,福岛核泄漏造成灾难。人智研发毒气沙林,发生了东京地下铁无差别杀人事件。由此故,日本人的一个原点是: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智的有限性。人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并不能随心所欲。人必须收敛自己的思考、抑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与自然和谐与万物共存。日本人用乐见人智败北的方式,用宁可被“智者”嘲笑的方式,松绑了小东君,并让阿西莫和Pepper提前退休(决定不再过度研发这两款机器人)。不要“这样很好”只要“这样就好”。无印良品的思维,也是日本机器人科学家的思维。因为“很好”(非这个不可)还是微妙地表现出人间至上主义和不协调的强势。“就好”(没有这个也可)则是妥协、让步、抑制和满足在知性判断中的萦绕不绝。

关于这点,日本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山中伸弥,在与将棋棋士、永世七冠羽生善治共著的《人类的未来,AI的未来》对话录里,也多有精彩。这位向世界宣布成功制造出人类iPS细胞的科学家,虽然也乐观地表示“利用iPS细胞培养器官,已经不再是梦”。不过即便如此,山中伸弥还是认为要彻底解析一个人三十亿个碱基的人类基因,这几乎是人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人类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只明白了受精卵发育成生物机制的百分之一。剩余的百分之九十九我们还一无所知。那是一个无限长。因为是无限长,是一个无法探明的“黑洞”,所以对人类而言就失去意义。对此这位科学家明言人类的寿命就是细胞的寿命,其界限是一百二十岁。这就逻辑地暗示了人们祈盼的尖端医疗战胜一切疾病的这一天,不会到来。(参见《人类的未来,AI的未来》,丁丁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正是在人的有限性这一点上,山中伸弥和羽生善治都一致认为,机器人能写出巴赫的曲子但写不出村上春树的小说。原因在于人智没有办法使得机器人获得人类才有的直感力和审美力(同上)。

 《人类的未来,AI的未来》

 [日]山中伸弥 羽生善治著

 丁丁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

这里,令人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铁臂阿童木》。这位阿童木被漫画家手冢治虫赋予了机器身,有七种特殊能力:脚底有火箭发动机;会用超过六十国的语言;能分辨人类的善恶;听力为正常人的一千倍;眼睛是强力探照灯;臀部设有机关枪(后又改为激光);最大输出功率为十万马力(之后又强化为百万马力)。但就是这样的超强机器人,却不能像人类一样随时间长大(有点类似小东君英语和语文成绩上不去)。为此天马博士最后还是放弃了阿童木(有点类似数学家新井纪子放弃小东君),并将其贩卖至马戏团做它所能之事。到这里为止,漫画家手冢治虫无疑是一位清醒的人智有限主义者,他放弃强行超人智的研发,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但后来阿童木被茶水博士收留,在新一轮的人智研发下被赋予了新的能力——暴动的、统治的、毁灭的一面。多少年后,手冢治虫曾惊天动地说《铁臂阿童木》是他的失败之作。这是否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反思?虽然无法得知,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确实懊悔自己在人智上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人智不受限制地恣意妄行,最终将受到机器人的惩罚。所以晚年的手冢治虫要日本人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因为在这本书里,康德说过这样的话: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问题,但又不能回答。人类理性陷入这种困境并不是它的罪过。日本人对人智的戒惧谨慎,犹豫不决中的哆哆嗦嗦,可见一斑。

 

 

发表超过一千篇短篇小说的机器人作家星新一,写有《人情味》短篇。讲一位中年的富翁R先生拜访年轻博士时,发牢骚说现在的机器人太无聊,只能照章办事。对此博士表示他最近又有新研发,在这方面作了令人满意的改善,增加了人情味。在博士的授权下,R先生将这款机器人拿回家试用。坐在椅子上的R先生对机器人发指令:我想喝酒,给我调制一点混合酒。机器人站着不动,回答说:我当然能干,不过喝酒伤身。R先生听了有道理便改口说,那就去郊外兜风,你给我开车吧。机器人还是站着不动,回答说:最近交通事故增多,还是待在家里最安全。只得作罢的R先生又命令道:那你把这个房间的墙壁重新裱糊一下吧。机器人还是站着不动,回答说:市面上马上要出一种新的墙纸了,还是稍等为好。事后,R先生又向博士发牢骚,说机器人有了人情味,但也学会了偷懒耍滑。(参见星新一《人造美人》,赵建军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这里的趣点在于,虽然机器人还不及人类智慧,但却拥有了模糊不清的人性。不过这样的事或许只在日本才会发生。面对一个人造物,日本人仍会感受其鲜活,生出感情的眷恋。而在欧美文化圈,机器人只是机器,与感情无关。为此手冢治虫之子,集导演、编剧、演员于一身的手冢真,在一次对谈中感叹,与人生发感情的机器人,只有日本人才能制作吧。

男人抱个“妻子”机器人回家,看似解决了无性的爱或无爱的性。不过日本人在议论,这人机之间是否要导入“性侵”或“强奸”的法律概念?派机器人去战场扫雷,是否属于变相的杀人罪?日本人在思考。甚至有日本学者质疑福岛核电站,派机器人去干最危险的活——取核燃料残渣,这是否构成道德的问题?人,总有一死。所以脆弱虚无,因此就会产生情绪一类的东西。但机器人不死。不死的机器人,是人的守望者还是掘墓者?日本人说,这就要看人自己怎么做人了。套用机器人科学家石黑浩的说法,研发机器人,是为了不断地对人的定义做出修正与完善。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深入学习之父Hinton说,宇宙的答案,不过是4398万亿参数而已。口气之大给人狂妄至极的感觉。站在一旁的日本人则有些脸红。他们小心翼翼地说:人由于爱欲,而无法成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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