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世华：从“洗碗工”到副总经理（图）
夏世华（左一）参加国际会议时的留影。
2008年春节前夕的一个上午，记者在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办公室内，如约见到了“觉农勋章”获得者——夏世华老先生，并和他聊起了他从事茶业的人生经历。
夏世华先生说，他是1956年从浙江农学院茶叶专修科毕业的，是该系的第二届毕业生。浙江农学院茶叶系的前身是复旦大学茶学专科，1954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茶学专科的老师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并入安徽农学院，另一部分并入浙江农学院。当时，来到浙江农学院的就有张大恒、庄晚芳这样一些茶界大名鼎鼎的老师。在进入浙江农学院茶叶系之前，他在临安杭州农业技术学校读书，读的也是茶科。
1956年9月，大学毕业的夏世华分配到了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从此以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全部在中茶公司度过。
“公司基本上每年都要制订一次标准样，来到公司每天都要看好多茶样，像屯绿、温绿、祁红、湖红，等等。那时候工作非常烦琐，称茶、装箱、钉箱、寄样……我们新分配来的小青年做得最多的就是泡茶洗碗，一天到晚洗茶碗！”爽朗地笑声中，夏世华快乐地回忆着当年的工作情景。
一天到晚的洗碗，看上去是很枯燥乏味的，但在夏世华的眼里，那时的生活却是美好和快乐的。因为，他当时所服务的对象都是名声显赫的评茶大师。卢浙声老师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洋行做买办，对评茶十分在行；祁增培老师解放前就是技师；还有方翰州、胡浩川都是超一流的大师。夏世华当时不仅是个“洗碗工”，还是胡浩川的秘书。夏世华回忆说，胡大师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威信特别高，好多人都是他的弟子，现在说来都很崇敬他。当时大家基本上都是三五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那些大师的却高达320多块钱，后来降了一点也有299，那时候一发钱的时候，他们就能拿到好大一沓钱。夏世华笑着比划着，沉浸在对那个时代和那些大师的美好回忆中。
“记下来，小夏，外形符合，滋味稍低。” 夏世华还记得大师们说话的语气。跟着这些大师，虽然是洗碗，但是一样学，人家看完了，放下了，夏世华说：“我们这些小学徒记录完后，就再拿起来看一看，闻一闻。大师们弄完了以后，就叫我们把叶底摊开，人家这个时候就去一边抽烟，弄好以后，再来看，这个好，那个稍次，我们就把它记下来，说完了，人家走了，我们再在那里看。等于人家在教你！这就是从最基础的干起。” 说到大师们的潇洒之处，夏世华又用略带几分“狡黠”的语气说：“我们还有监视他们的意思呢！他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我们是党派来，跟他们学习，是茶叶审评的接班人！”
1957年底，大跃进开始了。这年的12月，夏世华下放锻炼到了河北邢台劳动，繁重的农村体力劳动代替了“洗杯子”。直到1959年1月回到北京的中茶公司，夏世华终于又可以开心地继续洗杯子了！
不过，慢慢地，那些大师也都一个个退休了，夏世华这样的年轻人自然就开始主持工作了。“那时主要就是审订标准样。一年有20多套样子，每套有20多支。”夏世华说，“因为茶叶是有机体，每年都要重新做标准样，至多能用两年，这叫延用。比如说屯绿的三级，先找很多的标准样来，要慢慢拼配，要筛啊簸啊挑啊，弄完了以后，做出来一个配方，完了以后大家来看，通过调整，订下来配比方子，交给中茶公司上海分部，因为当时茶叶出口主要走上海港，上海的原料最多，上海方面再根据这个方子去做茶。这个茶要下段，要割脚，几号筛，割多少；那个茶要去面张，几号筛的撩头去掉，要求都很严格，比如拣黄破，即使100克里拣1克也要做。我们就去上海做这个事情，到上海一呆就是一个月。然后就把这些标准样寄给下面的茶厂，茶厂按照这个样子去做，上海就按这个样子去收。交收的时候，双方往往又会对标准有争议，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仲裁。”
1984年，夏世华走上了领导岗位，升为中茶公司副总经理，主要的分工还是以评茶和制订标准为主。关于标准制订，在他的记忆里，跟农业部领导第一次出国开会审订国际标准，是记忆比较深的。那一次是去瑞士审订世界茶叶最低标准，当时在订水浸出物时，印度、斯里兰卡等产茶国提出了要把水浸出物的标准定在30%左右的提议，因为我国茶叶除了云南、广西、贵州一些地方外，主要以小叶种为主，印度他们的水浸出物甚至可以高到40%，我们是小叶种，一般只有20%多。“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的茶叶就不要出口了。我们绝对不同意这个提议。在我们的反对下，这个方案最终没有通过。所以，我们这些专家还没有白当，这次国也没有白出。”
采访虽然结束了，但是，采访过程中，夏先生在回忆他茶业生涯时所表露出来的快乐情绪却一直感染着我，尤其是“洗茶碗”的那段时光。现在，有些人只是喝过几种茶，就敢自封为评茶大师；有些人，只经过这样的“大师”的短暂培训，也自称评茶师。他们哪里知道长年累月“洗茶碗”才是真正能够成为评茶大师的必经之路，他们又怎能理解枯燥的“洗茶碗”中所包含的无限乐趣？
老一辈茶人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以苦为乐的学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夏世华简历
夏世华，1935年生，浙江临安人，高级经济师。1954、1956年相继毕业于杭州农业技术学校茶科和浙江农学院茶叶专修科，1961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干训班毕业。曾任中国茶叶出口公司秘书，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胡浩川总技师秘书、副总经理，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茶叶处副处长，对外经济贸易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二处副处长。先后从事红碎茶试制和制定茶叶出口检验品质规程，审定茶叶出口标准样等工作，为建立健全品质管理和实施茶叶出口“以质取胜”战略，维护中国茶叶优良信誉尽力。
论著有《谈谈提高红碎茶品质问题》、《中国茶叶出口的忧思》等，主编《中国茶叶出口统计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