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开发与普洱茶的兴起

　　老广爱普洱茶，天下闻名。刚刚过去的广州春季茶博会上，普洱仍是最受关注的品种。普洱茶大兴于清，不仅成为云南的“大宗钱粮”，而且享誉省内外。可以说，普洱茶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藏区茶叶消费市场的开拓，以及清朝的积极支持与有效管理等有关。普洱茶的兴盛，与滇南社会获得良性发展是如影随形的关系。

　　朱元璋颁诏引发品茶制茶变革

　　清代记载，今西双版纳的茶山地区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所述之“茶王树”，可能已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茶王树”多为野生，也有一部分是人工种植。当地居民长年采摘古老茶树的茶叶，主要以供佐食或充药物，作为饮品的时间或稍晚。

　　古茶树

　　唐代云南出现采茶供饮的记载。但所产之茶主要是供蒙舍蛮消费，其采摘与加工尚无定法，亦未形成有明确供销关系的产业。

　　清人称“普茶不知显于何时”?认为宋廷南渡之后，广西等地的官府存在以茶叶换取“西蕃”之马的情形，“是谓滇南无茶也。”宋代文献谈到西南地区所产之茶，仅言“蒙顶茶，受阳气全，故茶芳香。”又说:“蜀雅州(治今四川雅安)蒙岭产茶最佳，其常在春夏之交方茶生。”并未见言及云南茶叶的其他记载。

　　自明代起，全国饮茶的方式发生改变。宋人饮茶，将茶叶碾碎揉之制为上品，称“大小龙团”。而视散片茶为下等之茶。洪武二十四年(1391)，因制造龙团茶颇费民力物力，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以后仅许采茶芽以进。明代各地饮茶，流行“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明人称采焙俱用芽柯，“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

　　这一改变“遂开千古茗饮之宗”，进而影响到各地茶叶的生产、加工及销售。明代饮茶，既流行水开即饮、添水复饮的方式，盖碗茶中的茶叶是否耐泡，以及滋味淳厚与否，便为茶客所关注。云南南部的茶树属多年生的大叶种茶，主要特点是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并可多年栽培，而且味酽耐泡，历十余泡茶味仍不少衰。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普洱茶“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

　　靠向藏区销售打响了名气

　　值得注意的是，滇南大叶种茶的迅速崛起，并非始于明代而是在其后数百年的清代。

　　在社会环境与边疆治理方面，清代云南发生不同于前代的剧变，由此推动普洱茶迅速崛起。尤其是云南成功开拓向藏区销售茶叶的市场，为普洱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唐宋时期，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普遍习惯喝茶，借以解腻和帮助消化。长期以来，藏区所需的大量茶叶主要靠四川地区供应。明末因遭受战乱破坏，四川运销藏区的茶叶大幅度减少。

　　茶马古道

　　清初吴三桂出任云南总管，总揽云南军民诸事。他看准这一商机，于是策划向西藏成批输出茶叶。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的北胜州与中甸等地，获准举办云南与西藏之间的茶马互市。滇南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输出成茶的主要原料，逐渐创出名气。商界以其主要产地普洱府(治今云南宁洱)为名号，概称为“普洱茶”或“普茶”。为压缩包装方便运输，茶商将初采的散茶上笼略蒸，进而压制为茶块或茶饼，开创了普洱茶压造为块或饼之先河。

　　云南与藏区间的茶马贸易，有力地推动了滇南大叶种茶的生产。云南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传统的茶叶产地同列。［16］(P3651)应该指出，清朝积极经营与开发云南边疆，为普洱茶的崛起与持续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在完成对吴三桂所遗残破局面的整顿后，清朝将治理云南的重点，从靠内地区转移到边疆和僻地。成功改流以后，清廷在车里等地渐次设治，悉心治理。对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清朝制订多项措施，给予积极的支持。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对普洱茶的包装与税银做了具体规定:七个圆饼置为一筒，重49两，征收税银一分;每32筒发一茶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这就是“七子饼”的由来。

　　清代茶引

　　内地移民带动茶叶生产

　　有清一代，堪称是普洱茶产地风云变幻的时代。一方面，随着社会渐趋安定，普洱茶的生产也喝了茶叶水能吃汤圆吗获得发展。车里、茶山等地的官员与兵将，眼红茶叶经营所获之利，出现官员贩卖私茶、士卒入山扰累的弊端，而且愈演愈烈。清政府曾努力治理，但似乎收效不大。

　　另一方面，自发迁居云南的流民，大都拖儿带女、贫穷拮据，既无插足富庶之地的条件，亦无创业经营的资本。远赴边疆和僻地垦荒、烧炭，或至矿厂充当砂丁，便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以江西、湖南人为主的外来流民，在迁居车里与茶山等地后，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很快投身于普洱茶生产与销售的浪潮。

　　在茶叶采摘的旺季，常有数十万人在六大茶山奔走于茶事。《滇海虞衡志》称:普洱茶可谓云南之“大宗钱粮”，普洱茶因此“名重于天下”!

　　古六大茶山

　　由于清廷加强治理，滇南等地社会渐趋安定，夷民得以安居乐业。乾隆五十二年(1787)，云贵总督富纲的奏疏称:云南普洱之思茅等地，尤为极边紧要之区，自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初时或尚有野性未驯，致有煽惑蠢动之事，今涵濡圣泽五十余年，多有薙发衣冠、读书入泮，其语言、服食与内地人民无异，余则尽属务农，非若从前之专以射猎打牲为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云南守臣福康安奏报:云贵两省收成丰稔，粮价平减，“民情一律恬煕。腾越、普洱、开化等处边疆地区俱极安静。”由于具备较为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普洱茶的生产得以发展壮大。在国际茶叶市场，晚清时中国茶叶遭遇印度等国茶的排挤，但普洱茶仍大量输出省外，输出数量约占其总产量的二分之一。（据方铁《普洱茶与清代滇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