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风雨 沧桑巨变的“普洱府”（二）

　　普洱府的衰落

　　接《罗青：风雨沧桑“普洱府”（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在普洱府添设迤南道，道府同城。迤南道为兵备道，加兵备衔，稽查弹压与边防事宜，领普洱府、镇沅府、元江府、临安府。

　　清廷选择宁洱作为普洱府治所在地，最主要原因其实是茶叶资源。史上有名的千家寨、帮崴、景迈、板山、无量山、佛殿山、营盘山、牛洛河八大茶区就分布在普洱府周边。据《茶王赋》记载，贡茶首推西门山茶，西门山亦称普洱山、天壁山，位居第二的是板山茶。这两座茶山均在普洱府治所在地不远。建府之初，云贵总督鄂尔泰即在普洱府宁洱县建有贡茶厂，普洱茶由此大量涌入京城，并成为清朝宫廷争相效仿的时尚饮品。

　　当时，普洱城内的濮姓人家，世代以制茶售茶为业。濮氏茶庄制作贡茶原料主要来源于濮氏家族板山开辟的茶园基地，其生产的团茶、沱茶不仅远销西藏等地，受到了皇帝的赞许。于是，茶叶茶散酒吗濮氏茶庄的制茶作坊被钦定为御用贡茶茶厂。濮氏茶庄制作贡茶以板山为首的普洱茶区的原料为首选，道府官员用以进贡，称之为“众茶之冠”。因为旗人的过度追捧，濮氏茶品的需求量不断扩大，茶农们倍受盘剥。清雍正十年（1732年），茶农们终于不堪官府压榨，纷纷揭竿反抗。同年秋天，清军血洗板山，板山茶农被迫纷纷逃离家园，带着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茶树种子和幼苗南迁西双版纳，并和石屏茶商通力合作。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开辟了6大茶山，致使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生产中心的地位逐渐动摇。

　　图为：1922年普洱南门及城楼（白马辛荣/翻拍）

　　清咸丰六年（1856年），哈尼族领袖田以政率众反清，尚留在板山的茶农纷纷响应，随众反清。清军大兵压境，对板山进行了长达16年的围剿，板山茶农全部被杀，茶树也被全部砍光。

　　经历两次战乱后，普洱府作为茶叶原料来源地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便以茶叶加工和集散为主，普洱茶的原料生产则向周围其他地方转移。雍正七年（1729年）普洱府成立时，另一个贡茶供给地攸乐山，受到了清廷的高度重视。清政府在茨通筑起攸乐城，设同知1员、右营游击武官1名，驻兵500人，设盐课司，江外（澜沧江以西）的车里宣慰司要岁纳银粮于攸乐同知。清政府赋予攸乐同知很大权力，管辖的地域相当宽广。据清《云南通志》记载，攸乐同知管辖的地域“东至南掌国（老挝）界七百五十五里，西至孟连界六百里，南至车里（景洪）界九十五里，北至思茅界四百四十二里”。由此可看出，清政府对攸乐山曾经有过进行深度开发和建制的设想。然而，就在板山茶农不堪压迫、纷纷反清的同时，攸乐同知的设立也受到了傣族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抗，攸乐山一带连年发生起义，加之瘴疠流行，官兵、大员们无法驻扎下去。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不得不将攸乐同知移至思茅，为普洱府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图为：茶马古道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实行裁府留道。普洱府裁撤后，厅、州一律改为县，迤南道改称滇南道，设观察使。次年，滇南道改称普洱道，观察使改称道尹，并将道尹公署移驻思茅。民国15年（1926年），因思茅恶性疟疾流行，道尹公署移回普洱。但随后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通令废道，实行省、县两级制。鉴于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区各县界连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涉外事务繁多，废道后，云南省特在腾冲设云南省第一殖边督办公署，在普洱设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公署，处理涉外事务，同时兼办行政要务。思茅设海关后，陆路口岸区位优势增加，对外交往及商业贸易兴盛，有“金腾冲、银思茅”之说。抗日战争爆发后，6大茶山茶业衰退，普洱茶生产及交易纷纷下滑，而苛捐杂税及兵役却让以茶为生的茶山民众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1941年12月，攸乐山茶农联络瑶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举行抗暴起义，战事一直打到小黑江对面的曼林、牛滚塘、秧林、江西湾、倚邦等地。普洱府茶叶生产加工交易由此受到严重影响，会馆纷纷倒闭，马店及茶店纷纷关门，普洱府一片破败，失去辉煌。

　　1949年8月1日，思普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在普洱（今宁洱）成立。1952年1月1日，思普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改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普洱区专员公署。1955年5月，专员公署由普洱迁址思茅，使思茅逐步成为了专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