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徽州茶茶汤中的人情与礼节

徽州茶是中国茶的缩影，一杯清澈的茶汤尽是人情世故、啜苦咽甘。它繁荣于安乐，颓败于乱世，可一旦有了喘息的空间，总有人去复原和传承。这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根基。

主笔|杨璐

摄影|蔡小川

高山深谷中的名茶

中国人总讲“高山云雾出好茶”，太平猴魁不是例外。站在茶山的山顶迎接日出，犹如置身仙境，碧绿的层林延宕开去与滚滚云雾相接，云海的尽头是太阳给镶的金边儿。可到达这里得跋山涉水，同行的摄影记者蔡小川在2009年春天曾经来过，他当时先是坐船驶过太平湖，上岸之后还要坐拖拉机颠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进了村。2012年虽然修了路，可现在进村还是不方便。我们要在山下村委会所在的生产队换乘面包车，再蜿蜒而上。道路太狭窄了，根本容不下两辆狭长的面包车并行，时不时就要停下来，后退到略宽的地方，给上面下来的车让路。

外面车辆不能上山是太平猴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猴坑村村主任兼书记方继凡想出来的主意。一个是因为山路确实狭窄，他自己带贵宾参观茶园也得坐面包车上山。另一个是为了保护太平猴魁的正宗。太平猴魁今年山上核心产区的收购价达到了6000块钱一斤，为了防止有人以次充好破坏市场声誉，干脆就杜绝了鲜叶和干茶上山的可能性。

太平猴魁的声名是在1949年以后更上一层楼的。它被选为国家礼茶，每年4月中下旬开园之后，公安部就会来猴坑采购，选好茶叶直接贴上封条。这些茶叶5月1日前必须送到北京，因为要用在即将来临的“五一”招待中外来宾。当地人普遍的说法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招待他喝的就是太平猴魁，周恩来总理还送给他一包。

徽州茶是中国茶的缩影，一碗茶汤里尽是人情与礼节。图为王昊与贾迎松

跟我们熟悉的绿茶样子不一样，太平猴魁有手指头那么长，叶片方宽，像切得整齐又脱水的某种蔬菜，把它们竖着码进玻璃杯底泡上水，又像摇曳的水生植物。太平猴魁安徽省级非遗传承人郑中明说：“我们国家的历史十大名茶，不是芽茶就是老茶叶。猴魁很特殊，它是壮年的茶叶，内含物质最丰富。可以理解成既不是花蕾，也不是完全盛开，正在绽放就要采下了。”郑中明在茶园里随手给我们薅了一把鲜叶，在手里稍微焐了一下，揉一揉，让我们闻，鲜茶叶经过体温加热，就散发出兰花香。它们制成茶叶泡在杯里，味道鲜浓，有绿茶里少见的馥郁。

按理说，这种外形独特又名气很大的茶叶应该有广泛的普及度，实际上并非如此。方继凡说，他1998年到北京推销太平猴魁，每天从丰台骑自行车去马连道，拿着一塑料袋茶叶挨个商铺问。马连道是北京最著名的茶叶批发市场，汇集全国各地的茶叶种类，却有很多人不认识太平猴魁，问是什么干菜。住了17天，一斤都没卖掉。产量少客观上造成了太平猴魁的神秘性，见过真身的人十分有限。它的核心产区是猴坑、猴岗和颜家三个生产队。说这里是人迹罕至并不算夸张，猴坑生产队有二十几户人家，其他两个生产队才十几户人，没有人为扩大产量之前，每年只生产1000斤左右的太平猴魁。徽州茶文化专家郑建新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他说，1985年到太平县开会，会议组织方特批了每人允许购买一斤太平猴魁，价格是他三个月的工资。那时候，即便舍得花钱买好茶叶，因为产量太少，普通人也没有购买资格。

以黄山最高点的黄山风景区为中心，北面是太平猴魁的核心产区，南面就是黄山毛峰的核心产区——歙县富溪乡。

跟太平猴魁一样，黄山毛峰在1949年之后也被选为国宾礼茶，1999年朱镕基访问美国，看望江泽民的老师顾毓琇，带的礼物就是黄山毛峰。“谢裕大”茶厂的生产总监冯涛说，极品的黄山毛峰外表应该是象牙色，有一层白毫披身，茶叶是绿中透黄，底部带有保护芽头的黄金片。这种外观是黄山地区的地域特征和茶种特征带来的，其他地方没办法复制。“如果你在市场上看到黄山毛峰非常绿，芽头很整齐，看起来很鲜嫩，显得等级很高的，它就不是真的黄山毛峰。”冯涛说。

跟其他绿茶生产不一样，黄山毛峰强调茶叶本身带有的植物味道。冯涛说，黄山毛峰不通过工艺去增加额外的香气。所以，黄山毛峰没有高温提香所带有的豆香、板栗香，冲泡开来是淡淡的兰花香气。老一辈人才喝过最顶尖的黄山毛峰，郑建新说，历史上极品的黄山毛峰生长在现在黄山景区的桃花峰、松谷庵、云谷寺等地，海拔高、降雨充沛，云雾如海。可80年代为了发展旅游产业，黄山景区内不许再从事农业生产，种茶采茶就停止了。现在的黄山毛峰核心产区在黄山脚下，称为“四大名家”的漕溪、新田、充头源和岗村。

黄山毛峰本身的味道有多香，我们探访了“谢裕大”在核心产区漕溪的茶厂。正是春茶生产的旺季，茶农们采下山的鲜叶堆砌在一层楼高的斜坡传送板上，刚刚走到门口，花香就扑鼻而来，还夹带着形容不出来的鲜味，嘴里生津，忍不住地咽口水。漕溪人都认为用这里的水泡黄山毛峰才正宗，因为他们喝的是黄山的山泉水。厂长郑康用特级茶叶给我们泡了一杯，汤色十分清澈明亮，香气清新，口感嫩而滑。其实不用喝得这么金贵，黄山毛峰的品种好，老茶客们喝着特级三等就很欢喜了，经过揉捻的茶叶，细胞壁破碎，更多的内含物质溶于水，滋味也要厚一些。

徽商也是茶商

黄山毛峰的核心产区范围比太平猴魁大，可采茶依旧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谢裕大茶厂里四处眺望，周围高山上尽是茶树，一路到山巅。自然形成的山峰实在是陡峭，难以相信有人能立足在上面。郑康说，农民为了多采芽头多赚钱，凌晨2点从家里出发，带着矿灯上山，远的地方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手脚并用往上爬。为了方便采茶和省力，当地人发明了像钉子一样的茶凳，采茶的时候把尖头的底部钉入土里固定住，人再坐上面，避免身体往下滑。

即便是现代化的茶园，也不像很多地方种庄稼一样整齐划一，其实也在山里。郑中明为了扩大太平猴魁的产量，在太平县其他村子买了一万多亩地，他是真心爱茶的人，走在茶树间就欢快得手舞足蹈，给我们介绍间杂茶树的是哪些花木，每年次第开花的时间，开花时林子里的景色是怎么样的，还要蹲下来随时薅各种野菜野草，让我们闻味道，让我们生吃。他说：“我到树林里面去种茶。茶叶需要的是漫射光，光照时间少，昼夜温差大。土壤是弱酸性。生态植被要多样性，你不能是只有哪一种树种，要很多种树，茶叶才能吸收这些花和树的香气，否则茶叶不香。”这些做茶的直观经验用茶叶专家的理论总结起来，就是黄山产茶的优势。我国著名的茶学家王镇恒对黄山的研究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他总结，黄山有“山高谷深云如海，溪涧遍布湿度大，岩峭坡陡日照短，林木葱茏水土好”等诸多优点，因此，茶对黄山情有独钟，黄山的三区四县无不产茶，盛产的名茶有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等享誉于世。

山上陡峭，农民采茶时为了固定而使用的茶凳

从前生产黄山毛峰的工具

黄山毛峰现在几乎全部都是机械做茶

茶叶这种土特产滋养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商崛起。鸦片战争之后开放五口通商，茶业成为徽商最重要的产业。郑建新说，徽商的茶生意分为洋庄和本庄。洋庄专做外国人的生意。近代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是婺源人，他的祖上就是从嘉庆年间开始贩茶到广州。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和汉口也开放了口岸，徽州茶叶甚至发生了大变革。汉口主要的外商是爱喝红茶的俄国人。为了把茶叶卖给俄国人，徽商研发出了祁门红茶。本庄茶业也不局限于徽州。到了清末民初，苏州、杭州、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的知名茶庄大多是徽州人所开。

跟随着茶叶生意，徽州茶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全国的，甚至连太平猴魁和黄山毛峰的成名也是在大城市南京和上海的茶叶市场。他说，那里地少人多不长庄稼，祖辈们以卖山货维生。“最早我们大山里没有交通，都是靠水路运输。徽州分两条水路，一个是钱塘江，一个是长江水系。我们是黄山南坡，走新安江进入长江，沿途边走边销售，到南京、扬州和镇江。解放前，这几个城市的茶叶都是我们太平县的。”

这个市场动向传回来，茶农就在做茶的时候先选出两叶一芽大小均匀的鲜叶来，做高档茶叶。1912年太平县绅士刘敬之正式命名这种精选的农家茶为“太平猴魁”，并且在南京南洋劝业会场和农商部陈列，获得优奖。1915年，刘敬之把太平猴魁送展到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获得金牌和优奖。从此，成为名茶。

黄山毛峰也创制于清末，歙县漕溪人谢正安利用收茶加工的经验，在黄山云雾茶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他家住在黄山脚下，附近生长的茶叶质好味淳，冲泡之后，汤色清碧微黄，滋味甘醇，香气如兰。因为茶叶外形是“身披白毫，芽尖似峰”起名为“黄山毛峰”。谢裕大的总经理谢明之说，谢正安是他爷爷的爷爷，听家里人讲这种茶叶在上海是一炮打响，喝的人都是当时的名流、有钱人，比如张之洞。他给谢裕大题词“诚招天下客，誉满谢公楼”。黄山毛峰也受到英国茶商的青睐，在《歙县志》中记载：“黄山毛峰，名震欧洲四五载。”

茶汤中的“礼学”

徽州茶的鼎盛现在算是还留有遗迹。黄山市的屯溪老街是经常出现在旅行攻略中的步行街，有不同年代的300多幢徽派建筑，被称为流行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是徽州茶发达的产物。徽州从前最富裕繁华的是歙县的紫阳镇和休宁县的海阳镇，可屯溪地处徽州水路交通大动脉新安江干流与横江的交汇处，交通便利，徽州六县、赣北、浙西的茶叶都在这里交易。

太平猴魁安徽省级非遗传承人郑中明

谢正安第六代孙谢明之

到民国，屯溪成为徽州的经济中心和茶务都会。郑建新说，徽州老百姓喝的大宗绿茶和出口的绿茶叫“屯绿”，这不是一种绿茶，而是休宁、歙县、祁门等地的绿茶汇集在屯溪加工而得名，包括休宁从明代就生产的“松萝茶”，也属于屯绿的一种。屯溪老街现在也是徽州茶的重要舞台，茶庄林立，安徽茶最有实力的龙头企业都延续着祖上的习惯，在这条街上开有最大的旗舰店。

徽州被称作“东南邹鲁”，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因为商业发达而形成的富裕安稳的生活里，更是把儒家的礼乐秩序从学术理论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茶是产茶区的生活习俗，也是礼的重要媒介。郑建新的母亲就是1949年后祁门茶厂的第一批工人，家里几辈人跟茶打交道。他说，母亲总讲，先前的日子里，做媳妇的早上起来，扫地抹桌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泡茶，尤其是要给老辈的泡上浓浓的滚茶。老辈起床洗漱完，第一件事就是喝茶，水要滚烫，茶要上等。徽州人三餐饭吃完，也要喝茶，下辈要给上辈端茶，必须用双手，表示恭敬。老辈人有专用的茶杯或者茶壶，其他家人不能用。

来了客人，要按照朱熹的《家礼》办事，必须敬茶。郑建新说，冬天来客人，必须用茶杯泡茶，夏天可以用壶。敬茶的时候要用双手，主人有时候还要说一句“请喝杯清茶”表示尊重。给客人倒茶不能斟满，斟满有骄傲自满的意思。客人接茶也得用双手，还要欠身起坐，表示还礼。讲究的家庭敬茶之前要先摆上茶点，再做茶食招待客人。茶点有专门的果盒，不同的县有不同的叫法和内容，大部分是当地糕点、糖和盐水豆。茶食经常吃的是茶叶蛋，意思是“一杯清茶四季常青，两个鸡蛋双喜临门”。浙江博物馆有一份黄宾虹太太宋若婴的手稿，里面提到1952年2月家中来了贵客，“我们以茶叶蛋招待客人”，“按安徽人的风俗，以茶叶蛋待客是很要好的意思”。

他在20多年前曾经看到有人考据过徽州茶道分为富室茶、文士茶和农家茶。徽州的商人是儒商，重视文化教育，很多富商本身也是文人，对生活品质很讲究。厅堂正中间悬挂字画，字画下方是长案条桌。条桌上的装饰不是随心放的，东面要摆大瓷瓶，西面放木架插镜，寓意“东平西静”，祈祷主人经商平安顺畅。条桌前是八仙桌，厅堂两侧也有茶几座椅，来了贵客就要在这里落座喝“富室茶”。郑建新曾经在古董市场收藏过富户流出的盖碗，当然这些不用主人动手，有仆人泡好了给主人和客人端来。

徽州茶文化专家郑建新

徽州茶文化的遗存四眼壶

这种水准的泡茶如果变得轻松起来，从厅堂换到庭院、竹林、溪水边就是文士茶。农家茶跟前两种相比，就接地气了。郑建新说，农家喝茶很简朴也很方便。冬天泡一大壶放在火桶里保温，夏天泡一大壶放在外面，来客人就敬茶。农民虽然采茶、做茶，可不舍得喝好茶叶，他们喝的都是粗老的叶子，主要为了解渴。野外劳作的时候，有的人会带一个竹筒，就是一截竹子打一个洞，里面装上茶水，或者是用葫芦喝茶，葫芦上打洞，外面编一个竹篓子，便于背着上山。

茶文化的败与兴

理论上徽州既是名茶产区，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是我们了解中国茶文化来龙去脉的好样本，可奔到古村与茶山才发现，徽州茶文化并不像挺立的徽派大宅、祠堂和牌坊群一样，给现代人留下一望既知的存在。富室茶和文士茶已经没人再那样喝了。我们只能到屯溪老街的“鬼市”碰运气，那里有收集上来的民俗遗存。徽州茶文化曾经的发达，表现就是茶具多种多样，不但有紫砂壶和瓷壶，还有冬天温茶和夏天凉茶的调温茶壶。温茶的茶龛、铜壶等都有盛放炭火的装置，上面是茶水，下面加热保温。凉茶的提梁壶、茶筒、茶葫芦都要容量大，方便夏天喝茶降温。

我们后来只找到了曾经在徽州普遍使用的“四眼壶”。它是锡制的，外形跟常见的烧水壶类似，特别的地方在于底部有四根直贯上下的空管，两边接着壶的肩部和壶底，肩部接口以铜钱花纹装饰。郑建新说，因为这四根空管，冬天把壶放在火桶中，热气通过四管上传，茶水能保温。夏天要喝凉茶，热气又能通过四管散出，茶凉得快。这种凉热两用的茶壶一度在徽州地区很普遍，可现在即便是鬼市上也是紧俏货，不是经常能遇到。

徽州茶文化延续在最日常的“礼”中。黟县碧山村的村民汪寿昌在碧山书局里工作，业余时间画记忆中村子从前的模样，在村里的老人中是个文化人。他说，村里曾经的大户人家原来还保存着各式各样的盖碗，但经过“破四旧”和“文革”都没有了，连茶也不是每个人都喝。但是家家户户都备着茶叶，来客人哪怕只是村民间互相串门，倒杯茶是必要的礼节。即便是太穷的时候，村民也想办法守着这个礼节。他们使用的是“老茶头”的办法，每天早上在杯子里放一点点茶叶，倒上一点点水泡着，这就形成了类似“卤汁”的茶卤，等客人来了再兑进去水，省茶叶。

徽州茶文化的衰落与民国以来国家的苦难直接相关。国际市场上直面印度、锡兰等国的竞争，国内是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郑建新说，徽州一带的生活秩序全被打乱了，喝茶本身就要求是从容不迫的、休闲的，没有了这种社会环境，茶就没有施展的平台，茶文化消失了，连茶种类都在减少。“抗战对徽商的打压非常大。从前有一种出口东南亚的安茶，很受欢迎。它得从广州往外运，战火纷飞销路断了，这种茶从1937年就灭亡了。一直到了1992年才又做出来。”郑建新说。

黄山毛峰的创始人谢正安在宣统二年（1910）去世，把谢裕大茶行的经营传给长子谢大钧，谢大钧没能在徽州茶务整体下滑的颓势中逆流而上，到他晚年的时候，谢裕大茶行的资本全部赔光。太平猴魁核心产区的日子也不好过，它虽然单价高，可产量太少，山里不长庄稼，温饱都困难。方继凡说，最穷的时候，他爸妈分开吃饭，各自寻活路。他一个姐姐是饿死的，最小的弟弟生下来时，妈妈没有奶，也饿死了。

茶的复兴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萌芽。郑中明把自己家的茶叶偷偷卖给来工厂采购木材的人。“连电话都没有，只能发电报联系。卖的茶叶也少，能把自己家的茶卖掉就很了不起了。我就这样积累了一些客户。”郑中明说。 2000年，意识到核心产区的茶树面积才是太平猴魁的生产力，他花25万元土地流转买了460亩地。“村民风凉话没少说，郑中明有钱烧包了，祖上做地主没做够，还想做地主。没有哪个种茶发了财的。”郑中明说。

方继凡以太平猴魁核心产地猴坑为注册商标，带领本村的村民立规矩，把假鲜叶、假干茶清理出村子。“我从街上请那些坐过牢的人来管，他只要抓住卖假茶叶的，就能罚款2万元，假茶卖给我。外面的假茶就不敢进来了。然后我把村里三分之二的茶叶都收购来，我就有定价权。太平猴魁的价格就卖上去了。我收完，村民手里还能剩一些，他们再按照这个标准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卖掉，但也不会低很多。”方继凡说。

太平猴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猴坑村村主任方继凡

太平猴魁的春天要在2003年以后才来到，随着富裕人口的增多，方继凡公司的销量每年都能翻两三番。春茶季的猴坑村成了一景，方继凡说，有人就把成摞的现金摆在锅台边，等着茶。一家准备四台验钞机，怕坏了没有替换。每户农民都有几个来自城里的富裕客户，每年都来，每次都买几万块到十几万块的茶叶。猴坑村从穷得吃不上饭，到现在人均年收入30万元。山上的农户早就在外面买房了，他们只在4月开园到5月1日之间的20多天回老家卖茶叶。2013年，山上发生泥石流，猴坑村的房子冲坏了，一个人员伤亡都没有，因为山上根本没人，甚至泥石流过了几天有村民回来开会才发现的。方继凡也因为让村民们挣到了钱，而在2005年被选为村主任。

黄山毛峰的快速增长也是在2000年以后。谢裕大的总经理谢明之说，他这一支是谢正安第四个儿子的后代。他父亲谢一平1993年创办了漕溪茶厂，但当时只是开在山里的小厂。真正发展是在2006年恢复谢裕大品牌之后。他们现在控制了黄山毛峰核心产区90％的鲜叶来源。谢裕大也是茶企中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

城里来的新茶人

徽州茶的小高潮是在2007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赠送给普京一个茶叶礼盒，里面的四款茶叶都来自安徽。屯溪老街的茶叶店都挂着两国领导人的合影，可只有被采购的茶厂能拿出国礼筹备机构的感谢信。方继凡、郑中明和谢一平都是国礼提供方。三家公司都做了“国礼同款”的礼盒，方继凡说，去年“双11”，他一万多元的礼盒在天猫上卖了十几套。稀罕的高档茶作为一种有分量又不失文雅的礼物在中国是种传统文化，连农家茶都是如此。“富裕客户们不是跋山涉水来买一斤茶叶自己回家喝，”村民们说，“都是送朋友、送客户。”

可茶不能只作为礼物存在。作为最中国的元素之一，很多人无论从文化认同还是商业上都在想办法让它焕发活力。谢一平的接班人谢明之今年29岁，有着所有城市里“85后”“90后”的成长背景和价值取向，跟茶的距离，并没有因为他是谢正安的第六代而有什么不同。在茶人们穿着中式服装演示高超制茶工艺的行业里，谢明之很真实地说：“杀青的锅有200度，手伸进去是有心理障碍的，手的动作只能在鲜叶上。我第一次把手伸进去，小手指立刻就焦了。”谢明之是喝着可乐长大的，可他觉得一接近30岁，好像从身体上不再喜欢甜，而是能欣赏绿茶的香气和滋味。

谢明之说，谢裕大现在一半的市场在安徽省内，用户画像是35岁以上的男性。他接班之后想做的事情是让像他这样受过大学教育、年轻的中产阶级来喝茶。

也有对茶感兴趣的发烧友主动找到安徽来。王昊也是“80后”，喜欢茶。毕业先跑到马连道找工作，想边工作边了解茶。“聊深了就发现，马连道懂茶的人真不多，还不如我自己研究，按照名茶清单跑茶山。”王昊说。他感兴趣的是传统产区、做茶的老师傅、按照传统做法做茶是什么样子。这一套下来没那么容易，安徽茶区他已经连续来了好几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找到黄山毛峰的核心产区，找到有20年做茶经验的老师傅，买最贵的鲜叶，一锅下去，师傅把茶给炒糊了。“师傅确实是有20年的做茶经验，但是他也有20年没有手工做过茶了。黄山毛峰现在已经不是家家自己手工做茶的情况了，连农民都是机械加工。”王昊说。

偏远的猴坑村只在每年采茶季才有人气

核心产区的山水依旧，茶却不一定还是那一杯。黄山毛峰全面采用了机械化、太平猴魁增加了一道滚压的工序。这些现代化的改变对茶有什么影响，就是见仁见智了。文献记载，正宗柿大叶种做的太平猴魁叶脉绿中隐红，俗称“红丝线”，但是郑中明说，现在“红丝线”很难看到了，因为舍得给土壤用好的肥料，对茶叶内含物质的形成有好处。直观上说，茶叶肥厚了，就看不见“红丝线”了。方继凡对现在的整形工艺是持谨慎态度的，滚筒滚压可能对茶叶内含有损失，可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从前直接在箱屉上一边烘一边用手拍，那是因为从前做茶师傅手上有老茧，一不出汗，二不怕烫。现在的人手都是嫩嫩的，做不了这样的事了。腾出空来，他还想把传统工艺搞一搞。

王昊的找茶之旅其实不停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碰撞，他跟安徽农业大学茶学系毕业的贾迎松搭档，钻研标准的制茶工艺，跌跌撞撞地跑茶山。几年下来，也结识了一些掌握传统工艺，对传统手工感兴趣的做茶师傅。王昊得用卖茶养活自己探索茶的兴趣，但他跳出了传统的卖茶模式。他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对艺术家们的民艺、乡建很明白。他的工作室也跟新民艺的倡导者、策展人左靖的“黟县百工”项目合作起来。每年安徽茶季他和贾迎松招募城市里对茶感兴趣的人到碧山村上茶课，认识安徽不同的茶山、茶种，体验代表性茶的制作方法。

王昊的访茶跳出了茶圈，跟他到碧山村上课的人也不是茶人，而是各地来的白领，一边上着课，抽空还要接客户电话。讲课的人和上课的人都有一份天真，像大学里的社团或者兴趣小组。这也是他想要的效果，跑茶山不是要做茶农，而是站在城市人的角度去认识传统的中国、标准的中国茶。

周作人讲“喝茶以绿茶为正宗”，可现在城里人是消费主义的，用中年人流行的隔热玻璃杯泡昂贵的太平猴魁，很实用，但对于吸引不喝茶的人进门，不尽兴。王昊明白城里年轻人的心路，发挥自己上过中央美院的素养，考据盖碗的流变。他说，寻找传统绿茶的同时，也想复原传统的喝绿茶方式，就是用盖碗。王昊搜集了很多清朝、民国的老照片和视频，研究盖碗的器型，还查民俗资料，复原不同时代盖碗不同的拿法，买老盖碗实际研究。他设计了一款盖碗，器型是传统的，但是杯托做了调整，让人拿着更稳。

茶在中国没有那么多仪式感，但它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根基，一旦有了安稳的机会，还是不断有年轻一代把它延续下来。相对于绿茶的古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把它带入市场运作的是一代新人，如今想把它带入现代城市生活的又是一代新人，生生不息。（实习记者华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