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在中国茶
对中国人来说,喝茶首先是日常生活,之后才是精神审美。“柴米油盐酱醋茶”与“琴棋书画诗酒茶”,并无明显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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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江南追寻第一口春茶的间隙,我去看了赵梁编导的现代舞《幻茶迷经》。
舞的缘起是茶,而且是一次确凿的考古发现——1981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倒塌,几年后在地宫里发掘出土了一套精美的唐代金银茶器。同时出土的《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是唐僖宗给法门寺的供养物。据考证,这套晚唐宫廷御用茶器约在公元8世纪中期陆羽著《茶经》80年之后制成,可作为《茶经》中所提及的24种茶具的物证,重现了大唐盛世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茶道的全过程。
舞剧《幻茶迷经》剧照
《幻茶迷经》展开了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樵夫、高士、僧人,代表不同阶层的三个角色与茶的惊魂幻化成的女子相遇,展现出不同的直觉反应,茶幻的形象也随之变幻。樵夫轻浮,茶幻就高傲;高士矜持,茶幻便端庄;僧人克制,茶幻则妖媚。其实,茶幻就是人们内心欲望的真实反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茶幻。这故事不只是说茶,也是借茶来说众生。而茶之所以成为这种包罗万象、俯瞰众生的象征物,也是因为它覆盖了不同地域和阶层的人群,而不同的人也在茶中喝出了不同的味道,投射了不同的心境,甚至发展出一种关于审美的宗教——茶道。
茶是中国人的发明,中国幅员辽阔的地理环境也为茶文化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物质基础。从古至今,不同地域孕育出不同种类的茶,绿茶、红茶、乌龙茶、黄茶、黑茶、白茶;主流的饮茶方式也不断演变,从唐代的煎茶,宋代和元代的点茶,再到明代以来的泡茶;皇家、士大夫、老百姓、寺院也各自有一套喝茶方法,每一套都有自己的道理。尤其是最近这些年,物质逐渐丰裕的中国人开始重拾传统文化与审美,对“茶道”的探求也越来越强烈。
四川峨嵋山,特有的海拔和气候令其成为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地, 高而有仙气,美有了多样性(张雷 摄)
自2009年起,《三联生活周刊》开始每年推出一期有关茶的封面故事,探寻的路径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从关注物质层面——去各大茶山寻找最好的绿茶、红茶、乌龙茶,再到精神层面——去寻找“茶之道”,最初是到日本、台湾、韩国去找,着眼点是向外的。而当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想要向内看,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茶道?或者说,中国茶的的精神性如何承载?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形容茶是“清风明月的物质文化”,把中国饮茶传统以及对茶的文化想象,作了一个界定。“说茶是清风明月,立刻让人想到欧阳修说苏州沧浪亭,‘清风明月本无价’,不是没有价值,而是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说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茶颇似阳光、空气和水,价值不能仅用金钱去衡量,喝茶也不只是单纯的解渴行为,不只是物质性的,还有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与精神美感。”
理想的饮茶空间,就如古画中那样山间茅屋,临泉而坐,饮茶论道(张雷 摄)
将物质性的茶叶提升到精神性的饮茶之道,是从唐代陆羽著《茶经》开始的。《茶经》共三卷十章,详细论述了茶的生产、加工、煎煮、饮用、器具以及相关的典故等,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喝茶以文化与审美的意义。
郑培凯指出,《茶经》里开创的茶道,一是审美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从茶碗开始,延伸到其他茶具、茶仪、饮茶环境。比如陆羽强调喝茶时青瓷比白瓷好,因为青瓷的釉色配合茶汤,让饮茶者可以联想到青山绿水,可以感受大自然的色泽,可以体会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是择水与用火,讲究“活水”与“活火”。苏东坡贬谪到海南时写过一首《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其中提到的“活水”与“活火”,就是陆羽提倡的。
位于西湖浴鹄湾西岸的“浮云堂”,一面落地窗将水和桥景致引进来(张雷 摄)
三是强调茶的本色。陆羽批评唐朝流行的主流喝法,在茶里乱加各种佐料,“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虽然老百姓喝茶加香料与果物的习俗一直没断过,但文人雅士都遵从“茶有本色,茶有真香”的道理,这也是中、日、韩茶道主流的审美意识。
四是《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明确提出“茶性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把饮茶提升到道德伦理的精神领域,赋予茶以简朴、清高、文雅、敬谨的品质,进入了“清风明月”的境界。郑培凯认为,之后所有的茶道的演变,都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唐宋宫廷的茶宴,士大夫点茶斗茶,或者是寺庙里面的饮茶规仪,明清文人的茶会雅集,日本茶道的一期一会、茶禅一味,都一脉相承自陆羽的精神,只不过在不同时空中,衍生出不同的“茶道”而已。
交通茶馆里气定神闲的老茶客(张雷 摄)
20世纪初,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他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茶道的《茶书》中提出,游牧民族的入侵结束了宋朝文化的繁荣,风靡一时的饮茶文化即在中国戛然而止,反而在传入地日本发扬光大,诞生了茶道。这似乎已经被接受为史实,但从文化意义上去深究,并不全然如此。
日本的种茶和饮茶,最早是唐宋时期的遣唐使从中国带回的。特别是12世纪时,两度入宋求法的荣西法师带回了禅宗,也带回新的茶种,饮茶在日本逐渐兴盛,从寺院传播到民间。到了16世纪中叶,千利休将草庵茶进一步庶民化,并且提出茶道四谛“和、敬、清、寂”,宣告了日本茶道的诞生。千利休之死,更使茶道成为审美主义的宗教,走向了超现实,如冈仓天心说:“茶已经由一种饮物变成一个理由,使我们能藉由它,去崇拜纯粹与完美,是一个主客共同创造尘世至美的神圣仪式。”
文殊院香阁(张雷 摄)
究其本源,从中国寺院茶道中旁逸斜出的日本茶道,是精神敬修的一种仪式。某种意义上,日本茶道可以说是“无茶之道”,并不重茶汤本身。沏泡茶在17世纪中叶后才传入日本,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取代了抹茶,但抹茶仍然保留其茶中之茶的地位,一直沿用在茶道中,几乎摒弃了味觉上的愉悦。再加上等级制度的影响,日本茶道格外重视礼法,在茶室建筑、茶具、烹点技法、服饰、动作乃至应对语言等方面,无不规定得很细致,甚至到了繁琐的程度。
《茶书》译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谷泉认为,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像千利休那样的大师,在没有大师的时代,还想要保持住茶道的精神水准,就只有严格尊崇祖先定下的规矩了,但这也同时带来了桎梏。1950年,柳宗悦就写过一本关于茶道改革的书,提倡“民众的茶”,反对戴着虚伪面具的僵硬做作。日本几位文学大家也都对日本茶道的抱残守缺提出了批评,包括一直在推崇日本“物哀”之美的川端康成,在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直言,20世纪的日本茶道只是学学样子,并没有在心灵上通透地领悟。
成都双流彭镇观音阁茶馆(张雷 摄)
中日茶道体现着不同的民族性。冈仓天心说日本茶道:“本质上,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这一点与中国茶的观念完全不同。谷泉认为,不同于日本茶道是完美的终结,中国人饮茶的方法是一种途径。中国人总是在实践天人合一的过程,并不落实到具体的点上——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切的终结了。
诚然,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文化断裂,但茶的物质基础一直生生不息,而饮茶作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在民间从未断绝。自唐以来,中国人即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南宋的俗谚说:“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对中国人来说,喝茶喝茶,首先喝的是茶,是日常生活,之后才是精神性的审美价值。而且,茶事也往往不作为独立的活动,而是生活之余,观山看水,赏花望月,参禅悟道,弹琴读画,皆有茶伴。
徽州人家的日常饮茶(蔡小川 摄)
中国人喝茶是随着不同的时代精神而变的。煎茶,点茶,泡茶,分别代表着茶的古典派、浪漫派和自然派,也牵扯着唐、宋、明三个朝代的情感。明朝以来,散茶冲泡成为主流,保留了叶片的自然的形态、新鲜的香气,可以说是最自然主义的饮茶法。而最大程度上保留茶叶真味和形美的绿茶,更成为文人的心头好。明代特设江南六府,其中的士大夫均为闲职。他们对于茶叶的品评鉴赏、制茶泡茶的技巧、茶具的设计制作等,无不精益求精,将茶中逸趣推向了极致。而且由于这些文人雅士本身的素养,使得茶从“柴米油盐酱醋茶”提升为“琴棋书画诗酒茶”,变成一种生活品味的象征,一种恬淡情调的组成部分。
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地域背景,也让中国茶文化呈现出不拘一格、自由自在的样式。明代许次纾在《茶疏》里提到,当时蒙顶茶没有了,到四川都喝不到。而明以后,很多唐代的茶开始重现,龙井、碧螺春、普洱,宋代的武夷茶也在明末重兴了。如今,更是一个茶品类多元的时代,唐宋元明清的历代名茶都出现了。这样生生不息的多元茶境,正是滋养茶道的土壤。
徽州茶是中国茶的缩影,一碗茶汤里尽是人情与礼节。(蔡小川 摄)
寻找道法自然的中国茶道,是我们这次循着春茶从春分到谷雨的采摘期,去各地遍访的意义。我们选取了三大绿茶产地,分别是以龙井著称的杭州,以猴魁、黄山毛峰为代表的徽州,还有以蒙顶、黄芽、竹叶青等著称的四川。这三地同时也在山水、人文和市井情境下孕育出丰厚的茶文化。我去杭州,像本地人一样,去狮峰与梅坞问茶,汲虎跑水烹享,入天竺、灵隐寺体悟禅茶一味;葛维樱去四川,感受茶馆里的市井与欢愉;杨璐去到徽州,体会徽州民间饮茶的人情与礼节。刘姝滢则从专业角度,阐述了春茶是不是越早越好,以及中国人饮茶中的感性和理性。
在春天的早晨,一杯水被细芽嫩叶染绿了,茶叶在杯中浮浮沉沉,茶香清幽悠远,仿佛是将春入魂的时刻。正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所说,“茶,正如其象形着的那般,‘人在草木间’,被自然包裹着,深深地沉醉。这是一种伟大的沉醉,我们在这种沉醉中完成真正东方的生活。”
(参考资料:《茶道的开始》,郑培凯 著,海豚出版社;《茶书》,冈仓天心 著,谷泉 译,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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