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杉《唐宋茶文化和茶器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下

四、朝鲜半岛所用中国及本土茶器

唐代茶圣陆羽《茶经》谈到烹茶品饮“之器”中的瓷茶器，“鹾簋，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罍，贮盐花也。其揭，竹制，长四寸一分，阔九分。揭，策也。”[58]鹾簋是盛盐的容器，揭与鹾簋搭配使用，是用竹片制成的取盐工具。“熟盂，以贮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59]储放熟水的“熟盂”，为瓷或陶所制。他从品茗角度评价了当时几处著名窑口茶碗的优劣。“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育《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60]陆羽认为映衬茶之汤色最美的碗，是越窑青瓷。又见唐人陆龟蒙《越窑茶瓯》诗云：“昔人谢塸埞，徒为妍词饰。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直使于阗君，从来未尝识。”[61]新罗在引进中国茶时，也接受了唐人对茶碗的审美偏好。仅位于庆州的新罗时代东宫废墟雁鸭池一带，就出土了大量敞口、腹壁斜直、玉璧底的青瓷瓯（即茶碗）残片。它们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大宗产品，最早见于唐中晚期上虞、慈溪等地窑址中。

建窑、吉州窑、定窑等窑场生产的黑釉、褐釉、紫金釉茶盏，专为宋时兴起的点茶需求烧造。宋人蔡襄《茶录》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62]《大观茶论》中谈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直立，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63]《茶录》中也有“凡欲点茶，先须熁盏令热，冷则茶不浮”[64]的说法。建盏品种较多，而宋代茶人认为，宜于点茶之器，非建窑兔毫盏莫属，且以“玉毫条达者为上”，即盏内壁兔毫纹较长，排列整齐呈放射状分布（图23）。建盏黑釉为石灰碱釉，着色剂是含铁量较高的化合物，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胎土以含铁质多的红、黄土粉碎，故胎体厚重压手、含沙量明显，烧成后的胎质呈黑、灰黑、黑褐色。建盏除黑釉与乳状白色茶汤之间可呈现黑盏白汤的反差美之外，还因其铁胎厚重的特点，具有易于导热和保温的物理性质，故点茶宜建盏是审美和功能性双重选择的结果。

图23 宋建窑黑釉兔毫束口盏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中提到的茶器，为高丽匠人所制，它们是了解高丽茶器的线索。“……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65]两宋文人喜爱釉上绘金、银彩的茶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一件北宋中晚期定窑黑釉金彩花蝶纹茶盏（图24），敞口、直腹、圈足，金彩饰口沿一周，内壁中间用金彩绘三组对蝶纹分割区域，每个区域内又以金彩绘三组扇形草花纹，此类茶盏或为高丽窑工烧制“金花乌盏”的蓝本。又见北宋欧阳修《玉楼春·十七》词有“金花盏面红烟透”[66]之句，所指是当时定窑烧制的另一种金彩茶盏，实物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北宋紫金釉金银彩牡丹花纹茶盏（图25）。南宋时还向高丽输出一种银花乌盏，高丽遗址出土的建窑系黑釉银彩牡丹纹茶盏（图26），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碗内壁用银彩绘牡丹花，花瓣内分别写“寿”、“山”、“福”、“海”四字。银彩虽已脱落，而牡丹纹依稀可辨。这种产品称“银兔毫”，系建窑附近武夷山遇林亭窑烧造。受宋人审美影响,高丽进口了不少宋朝绘金、银花的茶盏，当地窑工也仿它们烧出”金花乌盏”。

图24 北宋中晚期定窑黑釉金彩花蝶纹茶盏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25 北宋紫金釉金银彩牡丹花碗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26 宋建窑系黑釉银彩牡丹纹茶盏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为防止手持盛有热水的茶盏和汤瓶烫手，或将之置桌上烫坏桌案，故唐宋人使用茶盏和汤瓶时，其下配托。关于茶托的起源，据唐末人李匡乂《资暇集》载:“茶托子，始建中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烫指，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代蜡环，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当代，是后传着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贞元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碟，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今升平崔家，讯则知矣。”[67]茶托有髹漆和瓷质两种，瓷质名品见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北宋汝窑青瓷茶托（图27），高6.5厘米、托沿直径17厘米。托沿微向上翘，作五瓣葵花式。托圈为碗状，直口微敛，中空无底，高圈足外撇（图28）。周身施满釉，青中带碧。釉面有网状小开片，圈足底部的五个支钉痕处露香灰胎色。几乎同一时期，高丽窑工以同种工艺仿烧出造型类似的青瓷茶托（图29）。高6.8厘米、长17.5厘米、宽18.2厘米，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托口呈碗状（图30），托沿作六瓣花形，底为圈足。施满釉，釉色灰青，釉质温润，裹足支烧，底部有四处支钉痕。关于茶盏与盏托的搭配方式，见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阴刻纹花形茶盏及托（图31），盏高5.4厘米，直径10.9厘米。托高5.3厘米，直径14.9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图27 北宋汝窑青瓷茶托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

图28 北宋汝窑青瓷茶托俯视图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

图29 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花形茶盏托

图30 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花形茶盏托俯视图

图31 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阴刻花纹花口茶碗和茶托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1：“汤壶之形，如花壶而差匾。上盖下座，不使泄气，亦古温器之属也。丽人烹茶多设此壶。”[68]汤壶即汤瓶，又谑称“汤提点”。上口有盖，下底配托。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强调汤瓶口嘴对点茶操作的影响，“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觜而已。觜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觜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69]汤瓶有金、银等金属材质和瓷质两类，金属质地者可直接放在火上加热。日本京都大德寺收藏的南宋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中有个“备茶”场景，画面左上方胡僧模样的小沙弥正持茶杓在清泉边接水（图32），接好的泉水显然是为了注入右手所持的汤瓶中直接加热，故此汤瓶应为金属质地。瓷质汤瓶实物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北宋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瓜形汤瓶（图33），口沿带盖，盖上花形纽。短粗颈、瓜棱形圆腹、平底，前有流，后带执。因该馆所藏宋瓷多为日据时期出土的盗掘品，流散、征集过程中难免失托、失盖。盖、托俱全的高丽青瓷汤瓶，见韩国康津郡窑场烧造的这套12世纪产品（图34）。汤瓶高22.4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7.8厘米。口沿带盖、珠形纽。粗长颈、圆腹、平底，前有流，后有大弧度弯曲的执。执、盖上各有一系，便于穿绳。承盘花口，高5.3厘米、口径19.1厘米、底径11厘米。

图32 南宋 周季常、林庭珪绘《五百罗汉图 备茶》局部"备茶"

图33北宋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瓜形汤瓶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34 12世纪 高丽青瓷汤瓶和承盘

南宋道人葛长庚在《水调歌头·咏茶》中对采茶、制茶、备茶、品茶作了详细描绘：“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70]将成品茶研成末的研磨工具，按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有茶研钵（茶臼的一种）、茶碾、茶磨三种。茶研钵的出现最早，据三国魏张揖《广雅》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71]多呈碗状，分浅腹和深腹两类。内壁涩胎无釉，有纵横交错的网状划痕，以增大摩擦力，与茶杵搭配使用。图像见山西洪洞元代壁画《尚食图》（图35）中描绘的膳食房一角，最上层中间红衣仕女左手持茶研钵，右手持杵正捣茶末。实物见韩国新安沉船中出水的一套宋代龙泉窑青釉茶研钵及茶杵（图36），茶研钵浅腹、敞口，腹壁渐敛。外施粉青釉，饰莲瓣纹，内涩胎无釉带旋纹，卧底。茶杵呈八方形，施粉青釉，上细下粗，粗端无釉。高丽烧造的12世纪青瓷阳刻堆白仰莲瓣纹茶研钵（图37），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高9.8厘米，直径14.9厘米。深腹、口沿下内收，钵身阳刻一周仰莲瓣纹。外施翡色青釉，莲瓣上方堆白、划短阴线示意莲心花蕊。内壁涩胎无釉，圈足，底施满釉，有四个支钉痕。该馆另藏一件12-13世纪高丽青瓷茶杵（图38），高19.3厘米。八方形，施青釉，下部微延展，涩胎无釉。虽说二器并非一套，但皆为高丽本土产青瓷，可见用研钵和杵研磨茶末的方式，也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

图35 山西洪洞元代壁画《尚食图》捣茶

图36 宋代龙泉窑青釉茶臼及茶杵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图37 高丽青瓷阳刻堆白仰莲瓣纹茶臼

图38 高丽青瓷茶杵

前述《五百罗汉图》“备茶”画面的最下方左侧，还绘一小鬼坐在地上用茶碾碾茶（图39）。他左手边放着木待制（把茶饼放在里面敲碎的工具），右侧地上置一花口浅盘，盘内有宗从事（把茶末从茶碾中扫入茶罗的棕刷）、茶匙（取茶末或击拂汤花的工具）、两个筒式茶盒（用于储存被茶罗筛细的茶末）。茶碾出现于唐代，陆羽《茶经·四之器》中称：“碾，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执圆。”[72]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银鎏金錾刻鸿雁飞马纹茶碾（图40），是最高级别的皇家御用器。通高7.1厘米，横长27.4厘米，槽深3.4厘米，辖板长20.7厘米，宽3厘米，重1168克。护槽架两侧錾刻鸿雁流水纹，座壁两侧为镂空壸门，门间錾刻流云飞马。底外錾铭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等字。银鎏金团花碢轴由执手和圆饼组成，饼径9厘米，轴长22厘米，重123.5克。圆饼边薄带齿口，中厚带圆孔，套接在执手上，錾“碢轴重十三两十七字号”。碾轴和槽座两处，还刻有僖宗的乳名“五哥”，说明这是他本人的日常御用器。而后世的宋徽宗认为：“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生铁者，非淘炼槌磨所成，间有黑屑藏于隙穴，害茶之色尤甚。凡碾为制：槽欲深而峻，轮欲锐而薄。槽深而峻，则底有准而茶常聚；轮锐而薄，则运边中而槽不戛。罗欲细而面紧，则绢不泥而常透。碾必力而速，不欲久，恐铁之害色。罗必轻而平，不厌数，庶已细者不耗。惟再罗，则入汤轻泛，粥面光凝，尽茶色。”[73]可以说，唐僖宗所用的这件银鎏金茶碾，也能满足追求致雅生活的后来者宋徽宗对茶碾品质的高要求。而平民所用的瓷质茶碾见中国茶叶博物馆藏品（图41），素烧无釉。碾槽下有基座，槽呈舟形，内有深槽，碾轮呈纺轮状，中间穿瓷柄。《五百罗汉图》“碾茶”场景中所绘的茶器，高丽也有使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就藏有五个高丽青铜茶匙（图42）和13世纪康津窑场烧造的镶嵌青瓷牡丹菊花纹筒式茶盒（图43）。

图39 南宋 周季常、林庭珪绘《五百罗汉图 备茶》局部"备茶"

图40 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银鎏金錾刻飞马纹茶碾

图41 宋 瓷茶碾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42 高丽青铜匙五个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图43 13世纪 高丽青瓷镶嵌牡丹菊花纹筒式盒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茶磨在三种茶研器中出现最晚，宋代随着点茶变成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对茶末的供应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茶研钵和茶碾制出的茶末，在加工效率和细腻程度上都不如茶磨，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茶磨迅速流行起来。南宋画家刘松年《撵茶图》中绘有一仆跨坐磨旁凳上，手转茶磨的情景（图44）。茶磨下“绿尘”涌出，旁边放一棕刷和茶匙。而韩国新安沉船中出水的一件宋元时期茶磨（图45），其形制恰好与《撵茶图》中的茶磨一致。

图44 南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石磨

图45 宋元时期 石茶磨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①]（日）朝鮮總督府：《大正5年度朝鮮古蹟調查報告》，国書刊行会，昭和49年（1974年），第551頁。

[②]（日）青柳南冥：《朝鮮国宝の遺物と古蹟大全》第八编，京城新聞社，昭和2年（1927年），第276頁。

[③]（南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诸玩”，见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④]（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6“官府·药局”，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8页。

[⑤](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第十九“工技”， 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7页。

[⑥]（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十六 前蜀高祖本纪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517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高丽传》，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浙江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第5096页。

[⑧]（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器皿三·陶炉”，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7页。

[⑨]（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见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全唐诗》卷六二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⑩]（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6“秘色瓷器”，中华书局，2002年，第149页。

[11]（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第十·兴德王”，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年，第95页。

[12]（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列传第六·薛聪”，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年，第396页。

[13]（新罗）崔致远：《有唐新罗国故知异山双溪寺教谥真鉴禅师碑铭并序》，见（清）董诰等：《全唐文·唐文拾遗》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66页。

[14]（新罗）崔致远：《谢探请料钱状》，见《东文选（二）》卷四十七“状”，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第290页。

[15]（新罗）崔致远：《谢新茶状》，见《东文选（二）》卷四十七“状”，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第292页。

[16]（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三 “台山五万真身”，岳麓书社，2009年，第321页。

[17]（元）陈严：《九华诗集》“金地茶”，见《全元诗(十）》，中华书局，2013年，第32页。

[18]（新罗）金地藏：《送童子下山》，见《全唐诗》卷八百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9122页。

[19]（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记·真兴王”，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年，第37页。

[20]（高丽）李仁老：《破闲集》“卷下”，见《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21]（新罗）张延祐：《寒松亭曲》，见（朝鲜王朝）南龙翼：《箕雅校注》（上册）卷一“五言绝句”，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22]（高丽）李仁老：《破闲集》“卷下”，见《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23]（高丽）安轴：《题寒松亭》，见《东文选（一）》卷九“五言律诗”，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第226页。

[24]（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二“景德王 忠谈师 表训大德”，岳麓书社，2009年，第122页。

[25]（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五“月明师《兜率歌》”，岳麓书社，2009年，第453-454页。

[26]（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2 “驾洛国记”，岳麓书社，2009年，第193页。

[27]（南宋）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见《中华道藏》第19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951页。

[28]（日）朝鲜总督府中枢院调查课辑：《世宗实录地理志·地理志》卷151，首尔景文社，1974年，第195页、第209页、第221页。

[29]（韩）正觉：《韩国的佛教仪礼——以常用仪礼为主》，首尔云住寺，2001年，第344页。

[30]（高丽）崔承老：《上时务书》，见《东文选（二）》卷五十二“奏议”，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第365页。

[31]《高丽史（一）》卷八“世家”第八“文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

[32]《高丽史（一）》卷十一“世家”第十一“肃宗一”，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64页。

[33]《高丽史（一）》卷十八“世家”第十八“毅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274页。

[34]《高丽史（三）》卷八十九“列传”第二“后妃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笫26页。

[35]《高丽史（一）》卷二“世家”第二“太祖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21页。

[36]《高丽史（一）》卷七“世家”第七“文宗一”，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99页。

[37]《高丽史（二）》卷六十四“志”第十八“礼六·凶礼·诸臣丧”，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笫362页。

[38]《高丽史（一）》卷十三“世家”第十三“睿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96页。

[39]《高丽史（一）》卷九“世家”第九“文宗三”，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33-134页。

[40]《高丽史（一）》卷十三“世家”第十三“睿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96页。

[41]《高丽史（二）》卷六十二“志第十六·礼四·吉礼中祀·文宣王庙”，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340页。

[42]《高丽史（二）》卷六十四“志第十八·礼六·凶礼·重刑奏对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366页。

[43]《高丽史（二）》卷六十五“志第十九·礼七·嘉礼·册太后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376页。

[44]《高丽史（二）》卷六十七“志第二十一·礼九·嘉礼·元会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404-405页。

[45]《高丽史（二）》卷六十九“志第二十三·礼十一·嘉礼杂仪·上元燃灯会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427-428页。

[46]《高丽史（二）》卷六十九“志第二十三·礼十一·嘉礼杂仪·仲冬八关会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435-436页。

[47]《高丽史（二）》卷六十五“志第十九·礼七·宾礼·迎北朝诏使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371页。

[48]《高丽史（一）》卷六“世家”第六“靖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85页。

[49]《高丽史（一）》卷十六“世家”第十六“仁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237页。

[50]（朝鲜）李奎象：《并世才彦录》“儒林录”，见《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861页。

[51]（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 I》卷十四，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38页。

[52]（宋）苏轼：《苏轼诗集》卷31，中华书局，1982年，第1669页。

[53]（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I》卷三，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151页。

[54]（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I》卷十三，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25页。

[55]（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I》卷十三，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26页。

[56](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1册，据江西省图书馆藏涵芬楼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学海类编》本，齐鲁书社，1995年，第385页。

[57]（韩·朝）《高丽史》卷18“世家”第十六“毅宗十一年夏”，首尔Yeogang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58]（唐）陆羽：《茶经·卷上》“器之四·鹾簋（揭）”，见沈冬梅、霍艳平：《“茶经”诵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0页。

[59]（唐）陆羽：《茶经·卷上》“器之四·熟盂”，见沈冬梅、霍艳平：《“茶经”诵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0页。

[60]（唐）陆羽：《茶经·卷上》“器之四·碗”，见沈冬梅、霍艳平：《“茶经”诵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61]（唐）陆龟蒙：《越窑茶瓯》，见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全唐诗》卷六百二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62]（北宋）蔡襄：《茶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63]（北宋）赵佶：《大观茶论》“盏”，中华书局，2013年，第33页。

[64]（北宋）蔡襄：《茶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65]（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器皿三·茶俎”，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7页。

[66]李君等：《唐宋全词（修订本）》上卷，海天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

[67]（唐末）李匡乂：《资暇集》卷下“茶托子”， 见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68]（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1“器皿二·汤壶”， 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5页。

[69]（北宋）赵佶：《大观茶论》“瓶”，中华书局，2013年，第36页。

[70]（南宋）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见《中华道藏》第19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951页。

[71]（三国魏）张揖：《广雅》，见《太平御览》卷7876,中华书局,1958年，第3834页。

[72]（唐）陆羽：《茶经·卷上》“器之四·碾”，见沈冬梅、霍艳平：《“茶经”诵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页。

[73]（北宋）赵佶：《大观茶论》“罗碾”，中华书局，2013年，第30页。

本文内容分别刊发于

2020年《形象史学》下半年

2020年《殷都学刊》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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