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以茶叶和大黄制裁英国人,并非愚昧无知,曾是一种有效制裁

在鸦片战争之前，道光十九年（1839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广州主持对英交涉的林则徐给清廷上了一封奏折说：“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此后，林氏在致英国国王的檄谕稿中写道：“······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从上述记载看，林则徐在主持广州禁止鸦片及对英贸易交涉的时候，曾对英国对华贸易依赖情况作出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是：英夷一日不能没有茶叶、大黄，否则就活不了！

后世很多研究者以此来说明林则徐对外部世界认知存在着误区，或说有很多无知的地方。其实，以茶叶、大黄为制敌利器的历史，并不始于林则徐，甚至在鸦战争前夕的这次运用也非林则徐首倡。在战前任直隶总督的琦善就曾上奏皇帝，说洋人“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如果没有大黄，“大便不通立死”。

所以道光皇帝才会令身在广东的林则徐去考察一下情况，谕令林则徐：“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于是才有了前文中的回奏。

在鸦片和对英交涉等诸多问题上，林则徐与琦善的立场并不一致。但是，在茶叶、大黄可以制约英夷的认知上，双方高度一致。

道光皇帝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林则徐、琦善这些人十分昏聩呢？历史不能做如此简单的后见之明似的断论，要评价这个问题，就需要真正搞清楚茶叶、大黄在当时中英，乃至整个中西方贸易中的地位。

首先，说说茶叶。事实上，英国人并不是东西方贸易的先驱者，而且中西方贸易的传统大宗产品也不是茶叶，而丝绸、香料、瓷器这些东西。中西茶叶贸易的先驱是荷兰人，从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中国沿海居民就以茶叶换取荷兰人保存良好的干制鼠尾草，在中国被称为“神奇欧洲草”。

但是，由于供货数量差距很大，欧洲人无法提供足够多的鼠尾草以换取中国茶叶，所以所以按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出价购买中国茶。从易货贸易开始，荷兰人开启了中西茶贸易，阿姆斯特丹也渐渐成为欧洲的茶叶供应中心。

作为东亚探险的后来者，英国商人1600年组织了“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公司”，东方远洋贸易于次年展开。限于明朝政府的保守外贸政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是以间接形势展开的，截至1615年，东印度公司已经在从印度沿海到日本的广大亚洲地区建立了系列商馆，一个指向中国的间接商业网络渐渐形成。

虽然明朝政府长时期执行的是保守严格的海禁政策，但是英国人并未放弃建立对华直接贸易的努力。明清易代、郑氏政权在台湾的建立，给了英国人机会。由于海商集团的底色，也是迫于财政需求的压力，郑氏政权在海外贸易政策上相当开放，积极开拓对外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70年派遣船只抵达台湾，次年设立商馆，后来又在郑氏集团控制的厦门建立了商馆。

郑氏政权亡于清朝之后，英国人对华贸易遭遇短暂挫折。但是，1684年，在清廷允许之下，东印度公司在厦门的商馆得以恢复，对华直接贸易渠道还是建立起来了。中英茶叶贸易也是在明朝中晚期缓慢起步，17世纪早期，英国社会慢慢形成喝茶习惯，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少量采购中国茶叶。

英国东印度公司

到了17世纪下半叶，饮茶风尚在英国社会悄然兴起。嗅查到利益机会的英国商人开始将茶叶贸易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1668年，东印度公司在政府登记，“特准其输送茶叶到英国境内”。

东印度公司获得了茶叶输入英国的垄断权，中英茶叶贸易也逐渐展开。到了17世纪末，茶叶贸易已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大宗，而英国上流社会也已经普遍饮茶，茶叶消费能力提高，中英茶叶贸易步入大发展阶段。

1839年的道光君臣认为英国人离不开茶叶，其实这种看法并不荒谬。在17世纪末期的英国，茶叶是昂贵的东方舶来奢侈品，更被视为灵丹妙药。当时的英国广告甚至说，饮茶能使人“身轻如燕，醒脑提神，清除脾脏方面的障碍”，“对于治疗膀胱石及砂淋症颇为有效”，“能够防止睡眠过度，多饮茶水可以彻夜从事研究而不伤身体”。

1662年嫁给英王查理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嗜爱喝中国红茶，并将这种风尚带至英国宫廷，被称为“饮茶王后”。宫廷流行的同时，饮茶之风也传入中产阶级日常的公共空间之一——咖啡馆。英国社会的茶叶消费日渐增长，中医茶叶贸易进一步发展。

英国人喝茶

18世纪之初，英国对华贸易中心转移至广州，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正式建立了商馆。随之，中英茶叶贸易数量迅猛增长。在这背后，是英国社会茶叶消费在社会阶梯中由上向下渗透的过程。在18世纪上半期，饮茶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社会生活风尚的变化，刺激着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发展。

至18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大致保持在10000担左右，到40年代末已经增长到了20000万担。此后，英国茶叶进口量仍呈增长趋势，1756年，茶叶进口已经达到磅，1766年，更是进一步增长至磅。到了1800年，这个数字已经是担。1担大约是110磅，换算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神奇商品的魔力。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英国茶叶销售量增长了大约160多倍。

凯瑟琳王后喝红茶

到了19世纪，中英茶叶贸易更是发展迅猛。英国社会的饮茶习惯从上到下普及开来，甚至最为贫穷的家庭也会饮茶，茶叶成为中英贸易之间最重要的一种商品。虽然茶叶贸易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丰厚利润，也给英国政府带来可观的茶叶税收收入，但是对于中英贸易而言，英国对华无法输出平衡性商品，或者说普遍贫穷的中国民众，也无力消费英国输入的工业品。所以，英国获取茶叶的代价就只能是大量的白银。

从1700-1823年的123年时间内，英国对华输入白银高达两。这样的白银流出量意味着社会财富的枯竭，而这背后就是英国社会对茶叶的成瘾性需求。为了填平巨大的贸易逆差，英国人将目光投向鸦片，这种令中国社会成瘾深陷的特殊商品。于是，中英贸易形成了茶叶、白银与鸦片相结合的贸易结构，英国人为购买茶叶而付出的白银，又被他们用鸦片换走，带回了英国。

东印度公司鸦片公司

鸦片贸易扭转了英中贸易逆差，却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加速溃败和白银的外流，王朝危机日甚一日。道光朝的禁烟，其实起初的动因就是贸易问题，是为了解决中国白银外流的问题。

道光君臣所考虑的茶叶禁运手段，对于英国而言有没有作用呢？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社会确实已经离不开茶叶了，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试种红茶最早也是1838年在阿萨姆邦开始的，当时无法作为替换选择。

对于英国而言，茶叶不可或缺，而鸦片贸易则是为茶叶的获取提供必需的白银，这三者形成了一个循环贸易结构。中国的禁绝鸦片政策，导致的就是英国商人丧失购买茶叶所需的白银，这是英国政府和资本集团不能忍受的。为了维持茶叶、白银与鸦片相结合的贸易结构，后来的鸦片战争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场战争背后，确实有英国社会对于茶叶的巨大需求。

从中国经济利益角度而言，道光君臣的茶叶禁运构想，如果没有雷霆严厉的打击鸦片走私行动，那么还是不能根本上杜绝白银外流。倘若从白银收入出发，以茶叶出口为谈判武器，以降低茶叶出口价格和关税为条件，要求英方放弃鸦片贸易，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呢？道光君臣的茶叶禁运想法，其出发点是对需求的遏制，而不是贸易格局的视角。

说罢茶叶，再谈谈大黄的问题。大黄是一种常见的传统中药材，其优良品种产于我国甘肃，青海山地。据《本草纲目》记载，大黄可治“下痢赤白，里急腹痛，小便淋沥，实热燥结，潮热谵语，黄疸，诸火疮”等症。在中国，大黄是常备、常用的药材，但是在中世纪的中亚和欧洲，大黄却曾被视为万灵药，价格甚至比拟黄金。

正是因为中亚及西域民族对大黄的消费需求存在，在明代中期，大黄就曾成为明朝政府手中的制敌武器。嘉靖初年，吐鲁番入侵哈密卫，明廷就以物资禁运为武器进行反制，茶叶、大黄、麝香都是禁运物资。

大黄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由于中俄争端，清政府决定关闭恰克图互市，并下令严禁大黄、茶叶出口。为了防止大黄走私进入俄罗斯，清廷在西北和北部中俄陆地边界都设立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检查。另外，为了防止西洋诸国从中国采购大黄转卖俄罗斯，清廷还命令广州、澳门等口岸严禁私贩大黄出洋，禁运范围包括中国所有沿海省份。

为了兼顾国内民众的医药性大黄消费，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朝廷建立了大黄凭官票运销制度，“定以限制斤两，酌议每处需用大黄若干，发给官票，于经过各关隘时，将票呈验。如无官票可凭，即系私行贩运，查拏治罪”。

恰克图

大黄禁运政策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理藩院就上奏说：俄罗斯已就范，请求重开恰克图贸易。这样，在清朝看来，“全行禁绝”大黄，以不到一年的时间达到了多年来封关停市、查禁大黄想达到而所未曾达到效果。乾隆允准俄罗斯重开互市的要求，年，陆路大黄贸易解禁。

大黄制俄的成功，使得乾隆君臣坚定了俄罗斯离不开大黄的观念。欧美诸国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大黄采购需求，也被清廷解读为对大黄的依赖。再加上外贸中占有最大比重的茶叶，清人渐渐形成了一种“茶黄制夷”理论，其总结者是史学家赵翼，他认为“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

既然乾隆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茶黄制夷”理论，那么在鸦片战争前夕，道光皇帝还会有疑问呢？这恰说明了在变化的外贸环境中，清廷君臣有了新的思考。传统的“茶黄制夷”策略就是简单的禁运，这种办法对于日益严重的白银外流是否有效呢？想必道光君臣都有所思考。

十三行

嘉道时代的著名经世学者包世臣曾经提出一种放开茶叶、大黄贸易，准许中国商人“携不禁之货物，赴彼回市”，主动介入海外贸易，并取消十三行垄断制度的办法。这种主张以彻底开放的办法来消弭鸦片贸易，阻遏白银外流，以茶叶、大黄为外贸武器，赚取真金白银的构想实在是大胆，但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林则徐在未去广东，还在湖广总督任上的时候，提出一个通过酌定或提高茶叶、大黄价格的手段，来增加白银入口，进而对冲因鸦片走私而产生白银外流。但是，林则徐此前的这种主张在实践层面也会遭遇难题，譬如茶叶、大黄的市场价格波动问题，难以酌定价格，高价又会伤及国内民生等。如果政府介入，实行给票的专卖制度，又会产生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所以，最终，道光皇帝选择的还是祖宗之法，即彻底的对洋人实行茶叶、大黄禁运政策。

鸦片战争

那么大黄在中英贸易中究竟又是什么地位呢？虽然不像茶叶那般重要，但是在中英贸易格局中，大黄的地位也非常重要。事实上，从乾隆五十七年开始英国就是中国大黄的主要购买者，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前。但是，大黄也绝非像当时中国人所理解那样，是英国人赖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作为工商帝国的英国，其大量采购大黄，更多的还是贸易利润的驱动。

“茶黄制夷”理论并非是清廷君臣简单的臆想，其现实缘起还是在于中英贸易格局中这两种商品的重要地位，本质上还是一种贸易制裁手段，但其操作并未收到理想效果。

鸦片战争的起因，某种程度是因为当时特殊的中英贸易格局被打破，清廷针对白银外流的反制手段并未奏效，或者说奏效到超出英国人容忍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