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茶业改革中的机器制茶

这里说的机器制茶，不是指砖茶，主要是指红茶、绿茶一类的散 茶。这类茶叶的机制，不是外国茶商，主要是我们自己从茶业的衰败 和改革中并作为茶务鼎新的重点和中心提出的。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我国茶叶出口的锐减，在我国一般人的心 目中，认为西方各国不买我国改买印度、锡兰的茶叶，主要是他们使 用机器制茶的关系。如《农学报》在一篇《议起闽茶》的文章中称： “印度锡兰之茶，所以能胜于中国茶者，因有近来新机、新法制造之 速效也。”一些外国茶行在品尝过福建建宁用新法试制的茶叶后也称 ：“其味绝胜，若其自购此机制之，则印度、锡兰之茶利，不旋踵又 为所夺矣。因其（指中国）茶名广播，茶味浓郁，久在众人心目中， 故而易焉。” ①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我国茶业只要一购机器制造， 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的数量，“旋踵”又可迅速回升。

机器制茶对茶业振兴既然有如此神力，对本来就热衷购机办厂的 洋务派来说，就更加倾心。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在１８９６年，就 首先提出了以机器制造外销茶叶的建议，后因茶商的反对没实行。再 如张之洞，其对机器制茶就尤显关心。

１８９９年，他在《饬商务局茶商购机制茶札》中，在要求茶商 “集股购机制茶”的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有须官力维持保护之处 ，本部堂必竭力扶持，倘商人集股不足，本部堂亦可酌筹官款若干相 助” ①；并且还限定商务局趁当时茶商集中汉口的机会，“务期议有 端倪”，即很好落实。如此重视和支持商人购买茶机制茶，这在所有 地方总督中，也是仅见的。 　　这里需要指出，张之洞劝商购机制茶札是１８９９年写的，而武 汉和湖北的机器制茶，不是这时开始的。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说，汉 口购机制茶，至迟也当时１８９７年以前的事。如是年７月的《农学 报》上，有文章即说：“汉口茶商，购西乐果（即台维生机器）机器 试焙，颇合用；虽已经雨渍之茶，亦色味俱全。

……惜仅烘焙用机器。” ②这里反映得很清楚，其时机器制茶， 虽只使用烘干机，但非指饼茶而是指散茶已很清楚。这一点，在其后 刑部主事萧文昭的奏折中，说得更加明确：“查中国现行机器有二宗 ，一为台惟生厂新法焙茶机器，……汉口茶商曾经试用，虽已经雨渍 之茶，亦能色味俱佳。近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集款八万金，置 机制茶，已肇端倪。” ③这段文字不但证明汉口在１８９７年以前已 经使用烘干机焙茶，而且还明确指出，约在１８９８年，张之洞筹集 到一笔巨款，在汉口购机制茶已不是最初的尝试，而是已经发展到能 够看出些头绪的程度了。 　　在上一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和末年，除汉口我国兴起和试用机器制 茶外，还有温州、皖南和福州等地。关于温州机器制茶，最早见于１ ８９７年上海各报。《农学报》引上海英文报称：“中国招商普济船 ，前日进吴淞口，带有温州红茶样，系用泰西机器制成者。” ①过去 温州红茶，西人不甚欢迎，“而裕成茶栈购机器焙制”后，“独得善 价” ②。对这段报道，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三点：购机试制的，是 中国人开的“裕成茶栈”；采用的机器，也和汉口一样，只是烘干机 ；制作的茶叶是红茶。皖南购买的，据萧文昭奏折中所说，是“碾压 机器”，是两江总督刘坤一“饬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购置四具”。 所谓“碾压机”，可能即指揉捻机。这一点，在光绪三十一年的《霍 山县志》也提到：“近徽郡仿外洋以机器烘焙，制精工省，颇获其利 。本色绅商如能集股设公司，精其制造，则……诸弊自除矣。” ③很 明显，这两条资料不是指同一桩事，说明其时祁门或屯溪机器制茶试 验的单位，可能也不只一处。

其实，我国最早使用机器的，还不是汉口、温州和皖南，而是福 州。１８９７年４月的《农学报》上载：“福州近用机器制茶，颇为 西人所赏，已登各报。” ④这里所说的“近用机器制茶”，没指明年 分，但在１８９８年１月《农学报》刊载的一篇译文中，指明了是１ ８９６年。１８９７年，英印《热地农学报》，发表了一篇访问从福 州回去的一位叫非尔哈士特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机器造茶”， “乃去年１８９６忽露机倪，即从福州起点”。福州１８９６年忽露 的机制茶叶的情况怎样呢？“去年送入英国者，数不甚多，约在一千 五六百包左右。其中除去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而新鲜制法，驾乎甚 上，为数正多，是皆去年初行学习，而又倚托于头春收积者。” ①这 里的“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新鲜制法”和“去年初行学习”， 具体又何所指呢？“从前做成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