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茶文化（下）

现在的茶馆在南宋时被称为茶肆。据吴自牧《梦粱录》卷16中记载，临安(今杭州)茶肆在格调上模仿汴京城中的茶酒肆布置，茶肆张挂名人书画、陈列花架、插上四季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到晚上，还推出流动的车铺，作应游客的点茶之需。当时的临安城，茶饮买卖昼夜不绝，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有人来提瓶卖茶。

杭城茶肆分成很多层次，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者，一般作为饮茶之所的茶楼茶店，顾客中“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当时称此为“挂牌儿”。有的茶肆，“本非以茶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时称“人情茶肆”，有的“专是五好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会人会聚行老”，时称“市买”。

再有一些茶肆，专门是士大夫期朋会友的约会场所，着名的如“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还有一种称为“花茶坊”的茶楼，楼上专门安置妓女诱客，这些茶肆名为茶坊，实为色情场所。

“绣茶”的艺术是宫廷内的秘玩。据南宋周密的《乾淳风时记》中记载，在每年仲春上旬，北苑所贡的第一纲茶就列到了宫中，这种茶的包装很精美，共有百夸，都是用雀舌水芽所造。据说一只可冲泡几盏。大概是太珍贵的缘故，一般舍不得饮用，于是一种只供观赏的玩茶艺术就产生了。这种绣茶方法，据周密记载为：“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

另一种称为“漏影春”的玩茶艺术，是先观赏，后品尝。“漏影春”的玩法大约出现于五代或唐末，到宋代时，已作为一种较为时髦的茶饮方式。宋代陶谷《清异录》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做法：“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

“绣茶”和“漏影春”是以干茶为主的造型艺术，相对于此，“斗茶”和“分茶”则是一种茶叶冲泡艺术。

“斗茶”是一种茶叶品质的相互比较方法，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它最早是应用于贡茶的选送和市场价格品位的竞争。一个“斗”字，已经概括了这种活动的激烈程度，因而“斗茶”也被称为“茗战”。“斗茶”对茶叶品质的要求，在蔡襄的《茶录》中已有完整的记述。

茶色:“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 故建安人斗试以青白胜黄白”。

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水泉不丹能损茶味”。

斗茶对器具的要求也很高。

茶匙:“茶匙要重，击拂有力”；汤瓶:“要小者， 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茶盏:“茶色白，宜黑盏 ……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如果说“斗茶”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的话，那么“分茶”就有一种淡雅的文人气息。“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这样描述“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

杨万里的诗作《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中也详细地记述了“分茶”的种种妙境。诗中称:“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

善于分茶之人，可以利用茶碗中的水脉，创造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

当然，有的时候独自一人，用分茶来排遣一下心中的郁结，并不刻意追求其中的诗文画面，心绪随着“碧云”悠悠，也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诗曰：“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指的就是这种分茶排忧之法。

元代的茶饮和茶文化南宋时期，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继续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的北方金人统治区域中，却相对冷落。

公元1227年，蒙古军攻取西夏，1234年，又联合南宋又灭掉了金国，接着征服了吐蕃、大理和交趾后， 于1264年把统治中心从和林(今内蒙和林格尔)迁至燕京(今北京)， 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1276年攻克临安，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元代统治者虽非汉族，在统一过程中也有不少伤农行为，但于此同时也推行过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如由元代官府编印《农桑辑要》等等。在元朝出版的别二部书《农书》和《农桑撮要》中，都把茶树栽培和茶叶制造作为重要内容来介绍。这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茶业还是支持和倡导的。

元代茶饮中，除了民间的散茶继续发展，贡茶仍然延用团饼之外，在烹煮和调料方面有了新的方式产生，这是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响而产生的。

在用茶上，不管团茶或散茶，大多碾为茶末来饮用，如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七律七首中，对茶叶的碾、杵、煎有形象的描写，如“玉杵和去舂素月，金刀带雨煎黄芽”；“红炉石鼎烹团月，一碗和香吸碧霞”；“玉屑三瓯烹嫩蕊，青旗一叶碾新芽”。

在茶叶饮用时，特别是在朝廷的日常饮用中，茶叶添加辅料，似乎已经相当的普遍。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集中地记述了当时的各种茶饮。

与加料茶饮相比，汉族文人们的清饮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蒙古族色目人对汉人有很强的歧视性和排斥性，不少汉族文人对元代统治者有种本能的反抗性，在元代统治者下，不少人采取了洁身自好的归隐生活方式，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虽为朝廷命官，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在饮茶方式上他们也与之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仍然钟情于茶的本色本味，钟情于古鼎清泉，钟情于幽雅的环境。

如赵孟頫虽仕官元朝，但他画的《斗茶图》中仍然是一派宋朝时的景象。他的许多诗句也毫无“酪味”，依然一派清新:

“夜深万籁寂无闻，晓看平阶展素菌。茗碗纵寒终有韵，梅花虽冷自知春……”

“南朝古寺惠山前，裹茗来寻第一泉。贪恋君思当北去，野花啼鸟漫留连”。

“我尝游惠山，泉味胜牛乳。梦想寒月泉，携茶就泉煮”。

又如赵原《陆羽烹茶图》，其画风古朴，题诗清新。诗曰：“山中茅屋是谁家，兀坐闲吟到日斜。俗客不来山鸟散，呼童汲水煮新茶”。

再如倪云林题《龙门茶屋图》诗云: “龙门秋月影，茶屋白云泉。不与世人赏，瑶草自年年。上有天池水，松风舞沦涟。何当蹑飞凫，去采池中莲”。

元代的文人们，特别是由宋入元的汉族文人，在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仍然具有突出的贡献。

追求清饮，不仅是汉族文人的特色，而且不少蒙族文人也相当热衷于此道，特别是耶律楚材，他有诗一首，十分明白地唱出了自己的饮茶审美观：

“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