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泥壶与紫泥壶的区别|明清朱泥壶的发展历程
在玩赏宜兴紫砂壶的过程中，常有一种感觉：紫泥壶是「他」，是He；朱泥壶是「她」，是She，这种情感投射，当然自有其来源。
就用途而言：紫泥是宜兴茶具的主流派，蕴于甲泥之中，又称「岩中岩」，其胎骨坚致，可独自成大器；朱泥则属非主流派，深藏于泥矿底层，矿形琐碎，需经手工挑拣，古谓「未触风日之石骨」，不利独自成陶，通常用作器表化妆土。
就色泽而言：紫泥色相沉郁稳重，庄严凝练，宛如玄铁重刀；朱泥色泽红艳活泼，娇妍多姿，犹如柳叶软剑。
就泥性而言：紫泥成型较易，坯体烧成率较高，窑温宽容度亦大；朱泥成型工艺难度较高，成品率约仅七成，泥性甚娇甚挑。
就触感而言：紫泥胎身气孔结构较疏松，器表触感较明显；朱泥颗粒细腻，器表透明度佳，触感平滑。
就声音而言：弹指扣之，紫泥音频较沉郁，共振性稍低，彷若男音；朱泥音频相对较高，共振性佳，犹似女声。
就式度而言：紫砂器形貌多变，或方或圆，或光或花，体多大方，容量较大；朱泥器形制较少，多为光素几何形，造形趋于纤秀，容量较小。
就地域而言：紫泥素为江南主流，一脉传承五百年，不绝如缕，近代更于港台汇成波澜；朱泥虽根柢深植宜兴，但个性活跃，每于域外带动风潮，如十七世纪中叶起，外销欧洲的「红色瓷器」。再如清同治以后，轰动东瀛茶陶两界的「朱泥烧」；以及从明末至民初，在闽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带，所掀起的「水平壶」红色风潮。更值得注意的是，朱泥器所鼓动的红色流行风，每每引起欧洲、日本、潮汕、台湾陶人以各种方式加以临摹仿制，进而启发了当地的壶艺、茶风。
明清朱泥壶考证的雾区
二十世纪末叶，宜兴紫砂茶具在港台备受青睐，不论紫泥、朱泥、绿泥、段泥，俱成为茶客壶人的府藏珍爱。与此同时，对紫砂陶器的研究亦受到重视，成为显学。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当代作品一辨真伪，二评工艺成就，三论典藏价值，基本上问题不大。明清紫砂器则因历来作伪高手多，真赝之判较具挑战性，然紫砂陶史不过五百年，虽史料有限，却也不致考据无门。加上紫砂器的署款文化是历代工艺美术作品中较为罕见的，这种传承相当程度地深化了紫砂器的人文底蕴，更增添了后人的收藏乐趣，许多明清紫砂器的真伪鉴别，也往往是依附着器身款识而开启。反倒是明清朱泥壶的考证，面临了微妙的态势，以今日收藏家们的眼力与经验法则，对朱泥古壶的断代辨伪，大体已能形成共识，争议有限，然而对朱泥陶人们的考证，却不易找到着力点。因为同样系出宜兴的朱泥壶却因为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大彬」、「孟臣」比比皆是的盛况，几乎无法将一般砂壶的鉴赏准则转移、延用，形成了考证上不易突破的「雾区」。
无怪乎，初入此道者往往迷惑于：为何在朱泥壶的世界里，孟臣、逸公、大彬的作品如此丰盛？而孟臣高寿三百尚能制壶！大彬死后照样可以制器题铭！其实，这个特殊的「行规」已绵延三百余年，早就成为朱泥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了!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诚如奥玄宝所言：「然壶本玩具也，玩具之可爱在趣不在理……择其善者皆取之……知理知趣是为上策。」准此，则朱泥小壶能考之有据者，是谓理趣兼得；若未能如愿者，也不妨好好欣赏其逸趣之所在。其实，透过各类资料的整合，我们还是可以大略掌握明清朱泥壶的脉络，这位红姑娘尚不致于「不可理喻」，反而应是「理趣兼具」的。
更何况，朱泥壶的署款文化是传之有年的习俗与行规，此与古今作伪谋利者所涉之「道德」问题，在动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
当朱泥壶遇见工夫茶
要认识朱泥壶的署款文化，首先要了解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就明清两代紫砂壶的分布情形来看，紫砂壶(当然亦包含若干的朱泥及各色砂壶)较集中于南京、上海、苏杭等江南人文荟萃之处，且多为传世品。虽在历来战乱折损甚多，但因从业陶人较多，数量相对亦多。朱泥小壶则多见于闽南及广东潮汕沿海，由于传世的明清朱泥壶多已毁于战乱与文革时期，（少部份晚清制器近年陆续由海外回流），但因闽南地区向有物器陪葬之俗，部份老壶在地底下幸免于战祸，所以目前朱泥古壶多以出土器比例较高。但近十年来因建设开发及非法盗墓频仍，迄今出土器已日渐稀少，且质量俱衰，或多破损，高档朱泥壶已可遇不可求。为了探索个中玄妙，笔者曾往访闽南工夫茶区实地了解，并与第一线的文物贩子接触，发现朱泥古壶出土的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开路建基出土，二是盗墓所获。前者通常并无相关纪年资料(有些是文革动荡期间埋入地底)；后者因其非法性，更无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据资料。遗憾的是，随着出土器的日渐稀少（事实上，许多地区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藉由墓志纪年来考证文物的「学术派」正统作法，只怕希望渐微。
朱泥壶产于宜兴，制于宜兴，殆无疑问，但在历史的冥冥安排中，她有点像是王昭君，先后被派去欧洲、日本、南洋等地进行文化输出。既要踏出国门，远嫁异域，那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汕头自是必经之路。这条始于明末，从江苏宜兴、上海到福建、广东沿海的「红陶之路」几经兴衰，也造就了宜兴朱泥。
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热衷追求
至于在工夫茶区，紫泥壶与朱泥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泥壶为主力，至清中期渐渐淡出；而朱泥壶则自清初渐增，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就容量上的比较，两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
在明清朱泥壶出土档案中，最具代表的首推「陈鸣远朱泥壶」的出土。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县，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此墓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殁于干隆年间。）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的朱泥壶(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锡罐一个，里面装有题名「素心」的茶叶若干。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讲究的精品，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更具体记录了雍干时期的茶俗风尚。特别值得探究的是：此壶所落的「鸣」、「远」两枚阳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干隆皇帝御诗茶具上「干」为圆章，「隆」为方章的格式相同，两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同期并有「荆溪」、「邵旭茂制」等上圆下方印式。这种「右侧题诗文，左侧钤圆方二章」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泥壶的标准格式？虽未可知，但显然自干隆以后的历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时」「大彬」、「惠」「孟臣」等款识的朱泥壶。
无疑地，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一文中，写道：「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廿几人『进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趋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越是上层阶级的人，对茶器越为讲究，「名人配名壶」，就像今日名流显要追求的名车名表般，已然成为社会地位、声望品味的表征。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自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
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一瓷罂耳，价埒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大彬、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美誉，既用「艳说」、「竞求」来形容，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卢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自豪。总之，此两大名壶的出土，除了对时大彬、陈鸣远的研究大有裨益外，还应对「此两壶俱出土于朱泥壶最盛出的漳浦」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作为往还交际之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潘壶」。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