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茶道精神

自唐代皎然提出“茶道”的概念之后，历宋元两朝，未见茶书中出现“茶道”一词，直至明代才偶尔出现过一两次，但已与原来的涵义相差很远。如明代中期的张源在《茶录》中列有“茶道”一条，却是: 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澡、洁，茶道尽矣。这里的“茶道”仅是指造茶、藏茶、泡茶之道，均为技术要求，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内涵，与皎然的“茶道”原义不同，也与现在茶文化学上的“茶道”概念无关。另一处是明代晚期的陈继濡在为周庆叔《齐茶别论》所作的序巾说道:

则齐于国初已受知遇……第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而喃喃者扰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谈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当不会令庆叔失笑。

生长于湖州长兴的齐茶属于蒸青绿茶，因当地环境易染沙尘，泡茶前必先洗茶，故云“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陆羽《茶经》记述煮茶，蔡襄《茶录》记述点茶，均与明代盛行的泡茶方法不一样，所以陈继儒批评那些认为茶道只在(茶经》《茶录》的迂腐观点。显然，陈继儒这里提到的“茶道”包括“蒸、采、烹、洗”的制茶、泡茶之道，仍然没有茶道精神的内容.因而也与皎然以及今天茶文化学的茶道观念无关。

明代茶学家中最早涉及茶道精神的是明初的朱权，他在其所撰的《茶谱》的序言中谈道:

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稗于修养之道矣，其帷清哉。……凡宾铸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忘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麟。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 朱权认为高雅之士在幽雅的大自然环境中通过品茗艺术忘绝尘境，栖神物外，不受世俗的污染，开阔心胸，扩大视野，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因而有助于人们的道德修养。朱权晚年崇信道家，自称“臞仙”“丹丘先生”.故在品茗之时偏重茶叶的“自然之性”，迫求道家的虚清意境，因而文中常有清泉、清风、清谈、清心神等词语，并且强调指出有助于道德修养者“其惟清哉”!可以说朱权在《茶谱》序言中触及茶道精神中的一个特征—“Y青”。

能够全面IN示中国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曾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指出:

夫予论茶四妙:日湛、日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②

茶之四妙是指品茶艺术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洪”是指深洪、清湛;“幽”是指幽静、幽深;“灵”是指灵性、灵透;“远”是指深远、悠远。这四者均与人们的生理要求无关，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使之更加纯洁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更为完美。

“改吾闻见”是说品茶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改变自己的观念。“导TLti杳冥”是说品茶使自己彻悟人生真谛，进人到一个空灵的仙境。这正是品茶的社会功能.是茶人们所追求的口标。杜浚实际上已经给中国茶道作了很好的总结，揭示出中国茶道的实质。可以说杜浚在这里已经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门，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过这道门槛，因为他没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论茶四妙”也未被后人所继承和发展，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此外，晚明茶人文震亨在(长物志)卷十二“香茗”条说:

香、艾之用,其利最薄，物外高陈，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阳薄唉，兴味黄骚，可以杨怀舒喻。晴窗拓枯，挥座闲吟，可以远避睡魔。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助情热意。坐 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醉足醒客，夜语蓬窗，长啸空楼，冰弦夏指，可以住欢解渴。

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茶)记载他在武夷山品茶时的情形: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受辛峰天游寺等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株。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速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

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弃，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

文中所说的“清心悦神”“遣寂除烦”“释躁平矜”“怡情悦性”等，都是描述品茶时的精神感受，有益于人们的心灵健康，也是属于茶道精神的范畴。

综上所述，尽管自皎然之后，茶书中很少出现“茶道”一词，但茶道精神仍然在品茗艺术的历程中时隐时现，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