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75021普洱散茶香港茶叶界的美谈（八）

　　宋文庚副经理和调供科敖奇富同志拿着交易会带回来的普洱茶样品来到昆明茶厂李希金厂长办公室。李厂长叫来审检股股长吴启英，让她看样品。此茶外形粗壮，色黑褐，原料相等于9-10级青毛茶。受野生茶和湟源霉茶影响，昆明茶厂积压了400多吨9-10级青毛茶，只能慢慢拼入青砖（生茶）使用。搞普洱茶，可以消化积压，昆明茶厂巴之不得，可云南从来没有见过和做过这种茶，急得老实巴交的李厂长团团转。茶厂托公司业务员黄又新帮助了解广东人工发酵普洱茶方法。交易会上，黄又新向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提出参观生产特种茶的茶叶三厂，遭到特种茶科连少利科长的拒绝。解放以来，广东三厂一直用北越茶、广东茶和部分云南晒青茶拼配发酵普洱茶，除原料欠佳外，他们工艺成熟，经验丰富。云南自己开埠出茶，广东是不满意的，自然不愿施教。黄又新碰了钉子，正发愁，云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负责烟叶和茶叶转运工作的施敏说他有办法。施敏是上海来云南的知青，人极聪明，来广州两年学会了广东话，还同三厂的职工交得朋友。黄又新偷偷进了三厂的车间，听了加工过程又看了现场操作。

　　看是看了，听是听了，喝也喝了，所有信息汇成一体传到了昆明茶厂，但茶厂上上下下还是对首次发酵茶堆面层上长出的白霉顾虑重重。人们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蜜浸茶叶茶叶加工历史上，霉变始终在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们还要理解的是，臭豆腐、豆豉和咸菜发生的霉变，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甚至是痛苦的认识过程，才会飞跃出一个褒义的表达。随着出口正常进行和收汇安全稳当，茶厂上下和公司职工尽管自己不喝，但在他们眼中，茶堆上的霉层同臭豆腐上的霉层一样，已经没有害人的差别。省公司调供科分两个部分，黄又新、敖奇富、朱震平、邹家驹和广州办事处回来的施敏负责出口工作，李永友一人负责省内外调拨。得知青海湟源的情况，科内议论开了，何不用这批茶揉碎试试发普洱茶。潘意如科长向主管业务的宋文庚副经理汇报了科内的意见。宋副经理还是不放心，专门将埋头在茶区搞红碎茶转子机实验的谷应找回来询问。谷应明确回答，1952年2月北京试验结果证明黄霉没有问题。

　　1980年8月中旬，公司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霉茶办法。在听完谭自立、李永友的汇报和公司各科的意见后，宋副经理果断地说，“发电全部回运昆明，重新加工后改制普洱茶”。冯副经理也附议：“拉回来，改制普洱茶，争取少亏或不亏。黄霉挑出来，单独给香港寄样”。于经理也说，“根据汇报情况拉回来，回来后的处理意见第二步再定。拉回来经济上少受损失换回政治上影响，第三可增加出口货源。今后不能再发生类似问题。通报茶厂。景谷茶厂如释重负，崔厂长彻底解脱了。普洱茶制作需要发酵长霉的信息在厂里掀起了普洱茶制作热。事实上，徨源出事的当年茶厂苦于边茶停滞，原料积压，已经在用5—10级晒青茶发酵试制普洱茶。

　　历史上，景谷人李文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办制茶作坊，用晒青毛茶作原料土法蒸压月饼形团茶，又名谷茶。两年后被下关“茂恒”、“永昌祥”商家仿制成“碗形茶”，经昆明、昭通运到四川叙府（今宜宾）、沱江一带销售。景谷团茶的加工，奠定了云南沱茶的雏形。民国期间，景谷有私人茶叶加工作坊15家，加工品种有团茶（分四两装、五两装），小饼茶（二两装）、大饼茶（八两装）、方茶、茶膏等。古往今来，当地所有茶品加工，都同发酵无缘。景谷没有红茶生产，连酶促发酵也没见过，因而省公司1965年（65）滇茶土生第134号通知说明部分第三条规定：“景谷紧茶因缺红脚茶，配料可增大五级原料补足”。无怪乎一朝霉变，有如天陷地裂，慌了手脚。新认识开辟新天地，80年景谷茶厂发酵生产了18吨普洱茶调昆明茶厂拼配出口，两年后产量达180多吨，获得对外贸易部“出口产品，质量优良”荣誉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