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和沱茶的历史文化

　　一方水土孕育一个名产，一个名产又因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一种名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如同享誉海内外的贵州茅台，西湖龙井等名产，获得国家原产地标记产品注册的下关沱茶，用它百年岁月形成的产品属性证明同样是中国紧压茶中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

　　从地图上看，苍山洱海环抱着的这块由南至北的盆地，就是如今行政区划中的大理市。大理与下关相邻仅10余公里，两城相拥，共守一关，下关成为大理市南边的门户。这块仅有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南诏到大理国，雄霸南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献名邦”、“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等历史积淀，让大理蜚声海内外。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正是唐宋时期崛起的南诏大理国，同样兴盛的茶马古道就从大理（下关）蜿蜒而过，清末民初，茶马互市中心北移，使大理（下关）成为了茶马古道上的重镇。1902年，沱茶在大理（下关）始创定型，大理因盛产沱茶而在海内外声名远播。

　　1902年沱茶由永昌祥始创定型后，由于沱茶加工、买卖获利颇丰，因此下关诸多商家纷纷效仿开办茶厂、茶庄、茶叶商号，茶叶加工逐渐成为下关一项兴旺的产业，1920年至1930年，下关相继建茶厂的有复义和、天德昌、德瑞利、天真公、云泰祥、奚记、仁厚松、德和祥、元春茂等商号。民国十九年（1930年）茂恒、复春和、洪盛祥、振昌、宝元通、成昌、庆通、福顺昌等商号建立茶叶精制厂，1937年至1947年，下关商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据大理州档案局民国档案《下关商会档案史料选编(1939—1949年)》记载，到了1944年时，下关的茶厂、茶庄、茶叶商号达到40家，茶业商业同业公会的会员总数和资本额在下关商会的23个同业公会中是户数最多的，无论是就茶厂、茶叶商号的数量，还是从业人员的总数来看，制茶行业成为下关最大的行业。

　　旧时的下关方圆不过两三平方公里，却密集地分布着一家又一家茶厂、茶叶商号：西大街有协厚昌、康藏茶厂、宝元通、同裕丰、天德祥、庆昌、复协和；正街（即后来的正阳街、正兴街）有永昌祥、茂恒、振昌、鸿发祥、源盛祥、同兴、西南物产运销社、信和；新市场（即后来的仁民街、天庆街、南华街）有复春和、协兴美、元春茂、德兴隆、成昌。有的商号资本雄厚，不仅在下关有本号，有的还在外县、外省甚至国外设有分号，如永昌祥商号在昆明、顺宁（凤庆）、宜宾、上海及缅甸瓦城，印度加尔各答等地设有分号。

　　随着下关加工沱茶商号的日益增多，各茶叶商号之间的关系也呈现日趋多样化的格局。竞争带来的首先是协作合营方式的出现。由于永昌祥的牌子在外地市场，尤其是四川市场很响，因此仅靠永昌祥自己的生产能力很难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如下关的成昌等商号的汪仲侯、陈德先、陈思贤等，他们熟悉茶叶的拣选、包装工作。就向永昌祥包下了制造沱茶的生产过程。茶叶原料由永昌祥商号供给，支付工资及包装材料等流动资本也由永昌祥商号按成品数量一次性给付。汪、陈等自备简单的锅灶设备，自己找加工地址，按契约完成一定数量的沱茶成品。这样的做法延续了十多年。另外，由于茶厂的增多，导致竞争也日趋激烈，因而各厂家之间招数频出：茂恒茶号以改进包装，提高质量的对策来取胜。沱茶的包装多年来都以5圆为1沱，每圆为5市两，每沱重2斤半，茂恒则改制为小型沱茶，每5圆为1沱，重1市斤3两5钱，每圆只重2市两5钱，符合了广大人民的需求，方便了人们的购买，增加了销售量。

　　民国时期的下关工商业，除了仅有的一个玉龙发电厂外，几乎没什么工业，产品有销路、有影响的更是寥寥无几，但制茶业却成为下关民族手工业中最大的行业，从产量上看，各茶厂、茶叶商号年产量有高达三千担的，如永昌祥、洪盛祥、茂恒等茶厂；复春和、成昌等茶厂年产量则为二千担左右；一般茶厂约为数百担。从雇用工人的总数上看，如永昌祥、洪盛祥、茂恒等商号也是最多的，各大小商号茶厂招用工人共约3000多人。这个数字对于当时仅有2万多人口的下关来说，己经不算是小数了。

　　一业繁荣，百业兴旺。下关的茶叶加工和茶叶贸易的兴旺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由于茶叶包装要使用竹篮、竹丝、笋叶、绵纸等辅料，因而下关周边的竹家乡茶叶的味道器、造纸业也生意兴隆。大量的茶叶原料要运进，制成的沱茶、紧茶要运往外地，因此需要大量的马帮驮运，因此还带动了千村万户的马帮、骡马养殖业以及马店、堆店、旅店、餐饮等服务业的兴旺。

　　堆店，在下关制茶业的历史上也是颇有浓墨重彩的一个行业，是专为茶马古道上南来北往的马帮提供投宿、存货、交易以及餐饮的客店。下关的堆店集中在西大街、正阳街、关迤和福庆巷一带。马帮进店投宿时，货物由堆店代为保管，但对住店赶马人不收房金，而是按货物性质以及价值收取手续费。堆店内食、宿、存货一应俱全，十分方便，马帮如果不愿搭伙，堆店内还备有余厨供马帮自已开伙，因而极受马帮的欢迎。

　　抗日战争时期，是下关商业发展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商号、店铺猛增，堆店也增加至数十家，规模较大的堆店有裕泰店、裕盛店、联心昌、洪盛祥、正兴店、福庆店、源庆昌、长春店、大有庆、元春茂等“十八大堆店”，每家均可容三四百匹驮马的马帮食宿。这些堆店建筑格局大都为“一进三院”、“一进三层四院”。如大有庆共有三院，一二院是两个“四合五天井”的套院，第三院是仓库马厩，前一二院除了租给复春和、成昌等下关茶叶商号外，还作为茶叶交易的场地。

　　那时每天下午三、四点以后，是下关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光，从藏区来的藏商马帮，从滇南思茅、临沧茶区以及大理境内蒙化（今巍山、南涧）来的马帮都陆续在这个时候到达，马店、堆店、旅店顿时热闹起来，就连聚集在下关福庆巷、西大街西口靠割卖马草（即青草饲料）为生的妇女、小孩，此时也是她们一天中生意最好的时侯。

　　下关由于地处滇西的咽喉要道和商贸中心，茶马古道上南来北往的马帮和客商也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物流：他们不仅从滇南茶区驮运来茶叶，还从西藏贩来药材、皮毛、山货，从四川及其他省外驮运来洋布（绵布）、洋碱（肥皂）、洋烟（香烟）、洋火（火柴）、洋油（煤油）等日用百货，丰富了下关的物资贸易。下关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长途跋涉来到下关后的各路商人、赶马人可以在此好好休整和享受一下。为了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消费和时髦享受，获得商机，下关拥有当时滇西唯一的电影院、大戏院、电报局和以提供电灯照明为主的玉龙发电厂、火柴厂乃至高档的酒楼烟馆。可以说，在当时的云南，下关算得上是除了省会昆明以外最繁华的城市，人称滇西的“小上海”。

　　进入新时代以后，大理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等桂冠。有一种说法形象地慨括了如今大理的知名度：“大理——人一生不能不到的50个地方之一”。

　　同样，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下关茶厂不仅总揽了下关沱茶的生产经营，而且六十余年来，云南下关沱茶集团公司在传承下关沱茶精髓的基础上，以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模式不提升下关沱茶的质量、产能、品牌，革新技术及生产设备，创新营销，下关沱茶从八十年代以来3次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3次荣膺世界食品金冠奖，自2002年以来，下关沱茶在获国家质监总局认定的原产地标记产品注册之后，2010年下关沱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将下关打造成中国唯一的沱茶之乡。下关沱茶成为大理代表性的名茶、特产，是国内外游客青睐的旅游产品。

　　百年岁月，时光荏苒。无论在新、旧两个不同时代，大理这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与下关沱茶这一享誉中外的名茶，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在中国紧压茶产业中书写着特殊的一章，“大理山水，沱茶之源”的历史渊源，演绎着下关沱茶百年传承的茶业经典。转载自《普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