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历史，喝喝茶

　　在唐朝对外族的一系列战事中，如果不提南诏之战，也就谈不上为了争夺茶叶所付出的惨烈与悲壮了。

　　熟知普洱茶的人都知道，南诏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其中攸乐、倚邦、革登、蛮砖、蛮枝、漫撒六大山头为著名的茶产地。

　　这些茶经大唐监管课税后，除少量进入内地销售外，多数则通过马帮经打箭驴（即康定）进入吐蕃，南诏产的普洱茶也成为吐蕃主要的茶叶来源之一。

　　▲唐阎立本十八学士图二

　　大唐控制了洱海地区以后，便加紧了对滇池区域的经营，对茶叶施行专控制度。

　　因为南诏是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作为军事战略不可缺少的储备物资，南诏的茶叶出口就成为大唐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利用茶叶作为控制吐蕃的有效工具，所以对南诏地区的茶叶出口采取严格的管控和高额税收，从而导致南诏茶叶的价格暴涨，因此对吐蕃的茶叶供应量大幅度减少，而大量的茶叶积压，此举引起了南诏和吐蕃两地的强烈不满。

　　▲黑釉执壶（唐）

　　中国茶叶输入西域外藩始于唐朝，以茶易马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到了军事力量相对羸弱的宋代，为了抵挡来自北方契丹和女真的铁骑入侵，宋朝更是有赖于以茶易马的形式来扩充军备，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茶叶帝国。

　　唐代时的茶叶非常金贵，今天很多人知道卢仝的“七碗茶歌”：“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轻风生。”其实真正的诗名叫《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这首诗就写于唐代。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茶的一个兴盛期，涌现出陆羽的《茶经》、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大诗人都曾经写过大量关于茶的诗。自开元年间开始，北方佛教禅宗兴起，坐禅祛睡，倡导饮茶，饮茶之风由南方向北方迅速发展。

　　唐朝早期的喝茶方式叫“煎茶术”，与今天完全不同，就是把茶经过烘焙后，制成茶饼存放，饮用时将茶饼碾成碎末，加入适量的盐和其他香料在茶锅里熬。“煎茶术”的过程很复杂，根据近年在陕西大佛寺出土的唐代茶器看，当时喝茶不是普通人所能享受的。

　　到了唐朝晚期，喝茶的方式又进了一步，在煎茶的基础上多了一些花样，统称为“点茶术”，而制茶的工艺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传统的蒸青发展到了炒青，从茶饼发展到半成品茶，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饮品。因为年代相近，后唐几乎沿袭了包括饮茶在内的所有唐朝文化。

契丹

　　契丹人喝茶，大约是从唐朝中期开始。

　　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契丹人，把在中原学会的喝茶习惯带回了部族。那时的中原人在喝茶时往往添加一些调味品，以此缓解茶的苦涩，而契丹人则根据吐蕃人的酥油茶，发明了往奶中加入茶叶，再将其煮沸后饮用，并成为一种风气。

　　几十年下来后，契丹也就逐渐成为当时最大的茶叶消费民族。然而北方地区不产茶，再加上中原朝廷把茶叶当成一种战略物资，对游牧民族进行严格的出口控制，所以契丹人只好考虑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茶叶资源。

　　或许正是因为食品中有了茶叶，改变了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使这个游牧民族变得越来越强大，寿命也越来越长，从过去的平均寿命35岁提高到了43.2岁。

　　至耶律阿保机他爷爷的时代，即公元9世纪中期，契丹已经很强盛了。

宋代

　　以茶换马，再分别课茶马税，这不是宋朝的发明，而是源自唐朝。

　　仅从宋朝最高机构的设置上看，就能明白茶叶有多么重要了。比如最高的权力机构分为三省六部，辖设二十四司，其中最高决策层是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仅茶叶一项，这三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监管。

　　宋代茶马贸易政策从起初起就做得比较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又规定品质好的茶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完成之前，禁止商人从事贩运等严格的规定。

　　当然，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所有茶叶必须由国家总经销，任何个人不得从事私茶的贩运，一经查获，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宋真宗赵恒签订的“檀渊之盟”换回来的结果，就是让他的子孙们快速进入了北宋的盛世。中原与契丹之间终于结束了持续一百多年的战争对峙，百姓总算熬到了战争阴霾的消散，进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北宋从这个时期开始大力发展经济，经济作物自然是以茶叶为主导，全国主要的茶叶产区的种植面积不断加大，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从而导致茶叶成本急剧下降，此举引来了一个人人都喝茶的高潮期，一种全新的喝茶方式正在悄悄诞生，这就是著名的“点茶术”。一直到了南宋时期，这种喝茶方式才被日本僧人带到了日本，由此，逐渐演变成了日本的“茶道”。然而，过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回过头来向日本人学习“茶道”，不知道此举会受到宋朝那些先人怎样的嗤笑。

　　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们，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生产中去，制造业、手工业、种植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尤其是茶叶的兴盛，不仅给大宋帝国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同时茶叶也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中，第一次将茶纳入其中。

　　随着茶叶需求量的加大，制茶的工艺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为了满足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各种制茶手段也在不断创新，从工艺到品级的要求越来越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茶，便是建州所产的北苑贡茶。

北苑贡茶

　　建州，在今天的福建建瓯境内，而北苑则通常指现今建瓯县东峰镇凤凰山御茶园遗址一带，外延可达三百里外。据明代《嘉靖建宁府志》记载，南朝萧齐年间，建州已有人种茶，到了唐代，此地盛产茶叶。当地也出现了众多制作茶叶的茶焙主，张廷晖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五代闽国的时候，张廷晖拥有凤凰山一带方圆三十余里的茶园，且制作的茶叶品质优良，很早便成了全国知名的茶商。

　　张廷晖建成了北苑茶园，又开创了茶叶制作的新技术，被后人称为北苑茶祖，当地百姓更是将其尊奉为“茶神”。于是“北有茶圣陆羽，南有茶神张廷晖”的佳话便不胫而走了。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一，各地的茶农、茶工都会来到鼻祖张廷晖的面前，接引香火，祈福天地人和，多产茶，产好茶。

　　随着赵氏王朝的一统江山，建州被纳入宋朝的版图，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建州的冶金铸造、瓷器制作和茶叶生产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社会各业普遍发展，呈现出一派空前的繁荣景象。北御茶园也迎来了走向巅峰的契机。

　　早在公元998年，大学士丁渭受命来到北苑御茶园，负责督造御茶。

　　丁渭首先将原先范围三十里的茶园扩大到三百里，并雇用了四万多名茶工进行茶叶制作。随后他又在研膏茶的基础上制作出龙凤团茶，每八饼一斤。

　　制作龙凤团茶的工艺非常复杂，茶工们从茶山上采摘回茶叶后，要经过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和过黄等七道规范而严苛的工序，每道工序都有相应的工具和技术。层层筛选之后，茶农再将它们进行包装。

　　为了彰显尊贵，丁渭还特意设计了皇家专用的茶饼模具，模具里编刻有精美的龙凤图案，将茶叶入模压制后，就变成了外形无比奢华的茶饼。

　　茶饼上的龙凤图案，还要再用金箔装饰，于是“龙团凤饼”的名字也就诞生了。

　　至庆历六年，即1046年，蔡襄从福州知府转任福建转运使，主持北苑茶事。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蔡襄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在大龙团凤饼的基础上，创制出更加精致的小龙团风饼，每二十饼为一斤。在外形上使用更加丰富的模型，有圆形、方形、菱形、花形等上刻龙凤花草等图纹，专供皇室饮用。

　　由于小龙团凤饼制造过于精工细作，产量极少，只有皇帝才能喝到，即便是他身边的大臣也很少能品尝到。欧阳修曾在文章中提到，为官二十载也只是得到过两钱茶叶的赏赐。

　　蔡襄之后，元丰年间又造密云龙，,绍圣年间再造瑞云翔，随后又有三色细芽及新銙等，每有创新，茶质名声无不更上一层楼。据记载，北苑龙团茶仅宣和年间就制造新品达三十二种之多，可谓是为中国制茶技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宋代贡茶体系到徽宗年间逐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徽宗皇帝写的《大观茶论》，更成为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书。

　　在崇尚奢华精致的宋朝，龙凤茶的盛行推动士大夫们的饮茶艺术走向极致。他们大肆宣扬斗茶之风，而斗茶又大大促茶叶企业的规划进了建州的陶瓷业，尤其是建窑茶具的登峰造极。“茶色白，宜黑盏”。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兔毫盏，因其形似眼睛，又被称为天目盏。因其与北苑茶相映成辉,是说禅论道时愉悦心智的一道风景，从而名倾一时。

　　茶叶在古代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砝码，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商品。茶叶不仅是生活，更是财富、政治，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