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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不曾远去,它就在不远处徘徊

2022-05-02 16:21:58热度:54°C

本文节选自刘子超《午夜降临前抵达》，这是一本中东欧的游记。无法出远门的时候，阅读旅行文学是一个便捷的选择，让我们能够连通更广阔的世界，走出心灵的隔离，体会相通的情感，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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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不曾远去，它就在不远处徘徊

文 | 刘子超

来源 | 《午夜降临前抵达》

1、在我的理解中，纪实写作也是创作，旅行文学也是作者的私人化表达，那么在这两次旅行中，你取舍写作材料的标准是什么？你想要展现的是怎样的东欧？

答：记忆是最好的标准。写作的时候，有些记忆会下沉，有些则会浮现，形成一种自然的选择。在这本书里，我想展现的是一个夹缝中的地区（夹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它的历史与现实，人的生存状态。这个地区本身就充满了悲情，可能是世界上最悲情的地区之一。

2、在你遇到的东欧的普通人身上，能感受到历史的负累吗？比起其他地区的人来说。

答：能感到某种沉重。这种沉重既是历史带来的，也是历史不断重演的现实带来的。

01

我向伊斯特万·多博广场方向走，路上有一座四十米高的尖塔。它是一座清真寺的附属建筑，标志着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欧洲的最北端。从这里拐进去，便看见身披甲胄的老伊斯特万矗立在广场中心，俯瞰着来往的行人。叫他老伊斯特万，是因为按照匈牙利语的习惯，姓是放在名之前的。

坐落于布达佩斯的圣·伊斯特万一世雕像

1552年，伊斯特万率领着两千名士兵与进犯的十万土耳其大军对峙了一个月。当时，作为独立国家的匈牙利已不复存在，土耳其人早已占领了大片匈牙利的土地，自然没把一个小小的埃格尔放在眼里。然而，埃格尔人以高尚、坚强的精神投入了战斗。在决定性的反围攻战中，女性也加入了战斗，她们站在城墙上，将烧开的树脂浇在敌人身上。

谣言开始在土耳其军队中肆虐。他们认为埃格尔人之所以如此勇猛，是因为喝了公牛血。他们并不知道，埃格尔盛产一种颜色如公牛血的红葡萄酒。士兵们痛饮了葡萄酒，胡子也被染得血红，显得杀气腾腾。土耳其人被击败了，埃格尔获得了拯救，伊斯特万成为匈牙利的民族英雄，而公牛血红酒成为匈牙利最著名的红葡萄酒。

一个国家的饮食传统总是与民族情结相互作用，这样两者便都获得了传奇性与正当性。

记得小时候去巷口排队买油条，祖母便告诉我，那油条炸的是秦桧夫妇，于是知道了那些排队的大爷大妈吃的是民族大义。此刻，看着老伊斯特万的雕像，我也非常想喝一杯埃格尔公牛血红葡萄酒，向英勇的埃格尔人民致敬。

在冬天的欧洲旅行，我渐渐习惯了走进教堂。尤其在圣诞期间，店铺关门，但教堂总是开着。有时候在外面走冷了，或者天气不好，我就会随便走进一所教堂，坐一坐，让自己暖和过来。

我喜欢推开教堂大门时那股木头的味道，里面总是很暗，而且静悄悄。我朝埃格尔大教堂走去，世界像下雪一样宁静，我突然想起今晚是平安夜。

一个吉卜赛女人坐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我从兜里摸出两枚硬币给她。教堂里只点了几盏灯，又黑又静。我坐在木制长椅上，只能看到圣像模糊的轮廓。我坐了十分钟，想站起来的时候，我又让自己多坐了一会儿。之后，我走出教堂，把剩下的硬币也给了吉卜赛女人。不知为什么，她的脸让我想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的那些受难者的照片。

我穿过马路，走过图书馆和气象台，街上张灯结彩，可没什么路人。一个醉汉提着酒瓶子走过，嘴里嘟囔着什么。两个司机发生车辆剐蹭，正站在路中央互相咒骂，却没有围观群众。平安夜的埃格尔是如此寂静，人都去了哪儿呢？我想着在国内，人们恐怕已经开始准备狂欢了。

我总算发现一家人满为患的餐厅，有看上去不错的匈牙利家常菜。只有两桌顾客在店里用餐，其余人都在等着打包带走。

我排到队尾等候。站在我前面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很瘦，穿着棕色皮夹克，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形的黑边眼镜，已经微微有些秃顶，深蓝色的毛线帽子攥在手里。他跟我打了个招呼，我也向他点头致意。他问我是不是游客。

“是的，特意来这里旅行，想看看匈牙利冬天的样子。”我说。

“非常安静，对吗？”

“比我想象的还安静。”我回答。

他是埃格尔一所高中的物理老师，没有孩子，只有他和妻子一起生活。

“平安夜不在家里做点菜吃？”我问。

他有些腼腆地一笑，说妻子不太善于厨艺，他们的晚餐都从这家餐厅买回去吃。他环顾了一下周围：“很地道的餐厅，也不贵。”

“是的，看上去相当不错。”

轮到物理老师点菜了。他一边点，服务员一边麻利地打包。这时，他突然转身问我：“你愿意来我家一起吃晚餐吗？”

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有些错愕，但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总让人难以拒绝，更何况我也好奇一个匈牙利物理老师的家庭。

“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我说，“谢谢！”。

我们一起走出餐厅，走进埃格尔的平安夜。他一只手提着菜，另一只手把毛线帽子戴到头上。他住在两条街以外的住宅区，楼下有一家小酒吧还开着门，几个年轻人正站在门口抽烟。物理老师告诉我，他就住在酒吧上面那个房间。

他妻子开了门，一只拉布拉多犬跑过来又磨又蹭。他妻子看到我显然有些吃惊。物理老师解释了一番，把菜递给她，她微笑着向我打了招呼，便进了厨房。

房间铺着木地板，暖气烧得很足。靠窗那面墙边摆着一个书架，除了书，还有物理老师和妻子的合影。另一面墙边是一架钢琴。琴上盖着桌布，上面摆了不少小玩具，看样子似乎已经有段时间没人弹奏了。房间不算很大，但是两个人生活绰绰有余。

我们在餐桌前坐下。物理老师开了一瓶红酒，妻子已把菜分盘上桌。每个人面前都有酒杯、刀叉和盘子。我们碰杯，祝彼此圣诞快乐，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你知道吗，开始我以为你是日本人，”物理老师说，“我之前接待过一个日本年轻人。”

“有很多日本人来这里旅行吗？”我问。

“是这样的，我在一家民宿网站上注了册，一个日本人就发信联系我，大概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相比中国人，来这里旅行的日本人还算不少。”

“你感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别大吗？”

“外表上我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物理老师笑着说，“但日本人的英语不是太好，所以很难和他们进行太多交流。不过我问了他对中日关系紧张的看法。”

“他说什么？”

“他说，他并不关心政治，很多日本年轻人也不关心，他们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日本首相是谁。”

相比一个没人关心政治的社会，一个人人都热衷参与政治的社会，反而更可怕—只有极权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2

我们很自然地谈起苏联时代的记忆。

物理老师喝了一口红酒，像在追忆非常久远的事情。然后他郑重告诉我，他是犹太人。二战时，他的祖父母经历过非常可怕的岁月。他们原本住在布达佩斯，1944年夏天被送进波兰的集中营。他们负责做苦力，侥幸活了下来。

奥斯维辛（摄影：刘子超）

二战结束后，为了忘掉过去，一家人迁居埃格尔。他们隐瞒了犹太人的身份，没有跟任何人透露。他们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也不再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礼拜和生活。他们担心，一旦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将来可能再遭厄运。

他们保守身份的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连儿女也不知道这些事情。直到要去布达佩斯上大学之前，物理老师的父母才告诉了他过去的一切。

“我带着强烈的震惊离开了埃格尔。”物理老师说。

那时，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他开始去布达佩斯的犹太教堂，参加犹太社团的活动，也与一些犹太裔的年轻人成为朋友。他开始用心阅读《圣经·旧约》。在此之前，他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感到十分隔膜。

毕业以后，物理老师回到埃格尔工作。他说，除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犹太人数量已经十分稀少，在埃格尔就更少，但他仍和布达佩斯的犹太社团保持着联系。

“犹太人的目前状况还好吗？”我问。

“很难用好与不好来回答，”物理老师说，“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经济衰退，首当其冲的总是犹太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我想起欧洲历史学家约瑟夫·P.伯恩在《黑死病》一书中写到的情景。当时，犹太人被认为是瘟疫的源头，于是遭到灭绝性的屠杀。而这些年，因为欧债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欧洲，尤其是匈牙利复燃。一个叫“Jobbik”（意为“更好的匈牙利”）的法西斯政党获得了不少支持，其领导人甚至进入了欧洲议会。

Jobbik 2003 年至 2020 年的党旗

“有意思的是，经过媒体调查，这个人实际上拥有犹太血统。和我的祖母一样，她的外祖母是犹太人，而且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报道出来之后，这个人就被Jobbik组织清除了，但是这个党派的势力仍然很大。”

“你对未来有过担忧吗？”我问。

“犹太民族总是时刻准备受难，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物理老师说，“在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担忧。”

他微笑着举起酒杯，于是我也举起我的。

“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他说。

回旅馆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回响着这句话。夜空爽朗，点点繁星仿佛教堂的蜡烛。然而，在这处处隐藏着暴力的世界上，我们真的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吗？那些悲剧和苦难、战争和屠杀真的能够不再上演吗？

我想，是不能的。

那么，我们能做的，确实只有祈祷而已。

03

当我发现赖奇克就位于埃格尔以西二十七公里时，我决定驱车前去拜访。

赖奇克是匈牙利的“古拉格”。1950年夏天至1953年夏天，这里关押了大批匈牙利的政治犯和异见人士。《逃离赖奇克》讲述了唯一一个活着逃出赖奇克的囚犯的故事。他逃到西方后，将狱友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这才让外界了解到赖奇克劳动营的存在。此前，在匈牙利当局的官方记录里，赖奇克一直是隐形的、虚构的、不存在的场所。

我沿着那条公路开去，两旁的风景越来越荒凉。风掠过山丘和树梢，吹得车身呼呼作响。看来我已经偏离了主干道。就在我准备调头返回之时，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块指示牌——赖奇克劳动营就在这条路的前方。

如今，人们在劳动营的遗址上建起一座纪念公园。1953年秋天，迫于西方压力，匈牙利当局释放了那些还侥幸存活的政治犯，前提是他们必须签署保密协议，不向任何人透露劳动营的情况。此后，当局秘密拆除了铁丝网和牢房，尽量不留下任何痕迹。赖奇克劳动营成为严防死守的秘密。

秘密直到苏联解体前夕才被幸存者戳破。他们通过媒体发声，倾吐往事，寻找狱友，还成立了赖奇克协会。20世纪90年代，根据这些幸存者的共同记忆，赖奇克劳动营在原址上部分重建并竖起一座纪念碑，意在让后人铭记历史。更重要的是，不再让悲剧重演。

我穿过铁丝网，经过瞭望塔，来到纪念碑前。它的外形就像两面倾圮的围墙，互相倚靠。墙壁上刻着一千三百名遇难者的姓名，四周是一片荒野，再远处是僻静的山林。松树还是绿色的，阔叶植物则已枝叶尽落，像扫把一样支撑着天空。

赖奇克纪念碑

附近有一间牢房模样的旧木房子，被改建为纪念馆，收藏囚犯的遗物。展厅里还陈列着很多照片：犯人举着姓名牌的正侧面照、各类刑罚的示意图……原来让人遭罪的花样如此之多，更不要说还有精神上的钳制—而遭受这一切苦难，只是因为这些人与当局的思想不同。

囚犯们每天要进行十四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其有限的食物。他们被迫啃树皮，挖树根，吃春天刚冒芽的青草。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们的牙齿脱落，体重锐减，死去时往往不及来时体重的一半。他们的尸体被随便扔进山林之中，任由野兽和乌鸦叼走……六十年过去了，我站在这里依旧能感受到历史的咄咄寒意。

在布达佩斯时，我也经历过这么触目惊心的一刻。那是在安德拉什大街的“恐怖博物馆”—与著名的李斯特故居仅一街之隔。博物馆曾是纳粹的“箭十字党”党部，后来成为匈牙利当局的秘密监狱。与赖奇克劳动营一样，同一时期的布达佩斯也充斥着秘密审判、刑罚和屠杀。不仅是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乃至整个欧洲腹地，都发生过相似的灾难。

这里已经竖立起一座座纪念碑，而在许多地方，墓碑仅存在于少数幸存者的记忆里。

布达佩斯“恐怖之屋”，受害者的照片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