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开玩笑，我们还有很多人真的吃不起茶叶蛋

本文转载自《浪潮》（ID:WelleStudio163）

“中国人吃不起茶叶蛋”并不是玩笑。这里有个中国，比你想象的要穷得多。

文/黄童超

大约在两三年前，细心的大陆网友发现，有位台湾教授竟然在综艺节目上公开诋毁大陆——教授认为，大陆百姓收入太低，消费不起茶叶蛋。当时许多人纷纷嘲笑台湾教授认知水平太低，在微博一项调查里，还有80%的网友自嘲“根本吃不起（茶叶蛋），高富帅专属消费品，购买要分期”。

“茶叶蛋”事件之后，但凡是针对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悲惨”描述，往往都会招致嘲笑和辱骂。2015年11月，有网友在微博上放出一张疑似台湾人Facebook的截图，上面用繁体字写道，“中国人……很穷，没有很多人能吃的起肉”。不出所料，这条微博评论里许多网友都在讽刺台湾人没文化，“中国人好多都在吃土呢”。

同样地，2015年美国国家地理发布的一篇微博提到，“对于很多中国人，星巴克的价格超出了承受能力”。又一次，许多网友看了之后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我拿星巴克当水喝已经有些年头了”、“现在随便一家咖啡店都是二三十的价位……算毛奢侈啊”、“这官博也把中国人想的太low了”……显然，这些中国人似乎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到底有多穷。

▌一刀切下去：贫困线不一样，穷人数量也不一样

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穷。2014年，中国官方划定的贫困线标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2800元/年，也就是7.67元/天，按照今天的汇率大概相当于1.11美元/天，而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是1.9美元/天。不过贫困线标准可不能这么比，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是基于2011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出的，我们要把数据换算成同一年份、同一货币，才有可比性。

用人话来解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2014年，中国的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7.23%，你可以理解为是物价上涨了7.23%。所以2014年的7.67元，只相当于2011年的7.15元；而根据世界银行，在2011年，中国3.51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与美国同年1美元的购买力相同，也就是3.51元人民币在中国能买到的一篮子东西，在美国花1美元同样也能买到。所以2011年的7.15元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一下就是2.04美元——大于世界银行的1.9美元。

看不懂也没关系，反正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比起世界银行的标准要略高那么一丢丢。考虑到世界银行的标准指消费，而中国标准指收入，收入不一定全拿来消费，因此中国贫困标准还要再高一些。

但是，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是根据世界上最穷15个国家的贫困线确定的，什么马里、卢旺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如果中国非要标榜自己的标准已经超过世界银行最低标准（只是略微超过一点），非要把自己拉低到和极端贫困国家作比较，那也没办法。世界银行还有一条3.1美元/天的高贫困线标准，该标准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将贫困线标准提高到3.1美元/天，将使贫困人口数字爆炸增长，这当然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

▌没有开玩笑：不少中国人确实吃不起茶叶蛋

不管怎样，在现行贫困线标准下，2014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有7017万，2015年底减少到5575万。几千万人每人每天收入不足7.67元，是什么概念？国家统计局一份研究显示，刚好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人，会将收入的53.5%拿来买吃的，也就是人均每天食品消费支出为4.1元。至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数千万中国人，每天都能吃上茶叶蛋绝对是一种奢望。众所周知四川大凉山地区生活很艰难，但新华社报道的“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景象，恐怕还是会让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城里人感到错愕。

国家统计局数据虽然存在各种基层造假问题，但至少要比“我家有个亲戚”、“我朋友说”之类的直观经验靠谱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刚刚走了一半，农村还生活着6亿左右的中国人。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年不过刚刚迈过1万元，达到10489元。可支配收入中位数还要低一些，为9497元，大约每天26元。再把2014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成五等，会得到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分别为：2768元、6604元、9504元、13449元、23947元。你去问问这些中国人，他们会不会把星巴克“当成水来喝”。

即使农村地区很多人没被标记成“贫困人口”，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上升到“把猪蹄当零食吃”的地步。在国家统计局网站稍微探索一番，就会发现农村地区的人均各项支出/消费量也是远远低于人们想象。拿农村居民人均支出来说，2014年为8382元，其中花在食品烟酒上的钱只有2814元，每天大约7.7元，穷得叮当响。在山西、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之类的穷省，农村人在食品烟酒上的支出更是惨不忍睹。

▌输在起跑线：2016年了，营养不良在农村儿童中依然盛行

农村人在基本温饱上能花的钱越少，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多。现代城市人常常为减肥伤透了脑筋，可在中国广大贫困地区，困扰他们的依然是营养不良。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The 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专注于中国农村地区问题，该机构领衔的多项研究发现，即使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经历了高速增长，中国农村儿童正在遭受各种各样“穷病”的折磨。

比如2015年中外学者合作的一项研究，收集整理27份调查数据，覆盖中国10个省份，针对3-17岁农村儿童，最后发现：有27%的被调查儿童患有贫血，33%的儿童被土壤传播的寄生虫所感染，16%的儿童患有屈光不正。讽刺的是，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城市工作，拥有更高的收入，留守儿童的生活条件也更好，因此比起那些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留守儿童感染寄生虫和患屈光不正的概率要更小。

投胎是一个技术活，如果你生在中国农村，那从一开始就会输给城里人一大截。2015年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参与的另一项中外联合研究，选取陕西南部11个国家级贫困县，调查1808名6-12个月的婴儿，又有了惊人发现：48.8%的被调查婴儿患有不同程度的贫血，大约有20%的婴儿存在认知发育迟缓，将近三分之一的婴儿表现出运动发育迟缓，贫血和发育迟缓高度相关。

千万不要以为贫血对农村儿童只有暂时性影响，不要以为以后吃饱喝足了，就不用担心什么永久性后遗症。在孩子出生后头2-3年，营养不良给儿童带来的伤害不可逆转、不可弥补。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陕西、河北和云南的抽样调查发现，由于营养不良等原因，53%的贫困农村汉族孩子在2岁到2岁半时，智商测试低于90。2016年9月，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还对西部农村地区初中生抽样测评，发现将近一半的学生智商测试低于90。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负责人罗斯高教授(Scott Rozelle) 指出，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孩子出生后的1000天内养育不当。结果有时我们还会看到城市一些养尊处优的中学生，在网上指责农村同学学习差是因为不用功，大骂“你弱你有理”。

▌熟悉的味道：低保没帮助到该帮助的穷人，却让其他人钻了空

中国穷人这么悲惨，那他们有生之年有没有希望翻身？中国在1993年开始试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称“低保”），1999年推广到所有城市。而农村低保在多年试点之后，也在2007年正式推向全国。2007-2015年，农村低保覆盖人数从3566万人扩大到4904万人（近年来人数略有减少），各级财政支出农村低保资金也达到了2015年的931.5亿元，看似成绩斐然，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盛赞中国低保是“全世界此类计划中规模最大的”。

但郝福满明显搞不清状况。2015年世界银行的另一份研究，认为中国低保制度对消除农村贫困基本没起作用。在此之前，人们对中国低保制度有多管用知之甚少，世界银行揭露了几个残酷的事实：2007-2009年，低保确实减少了农村贫困发生率，不过在所有年份贫困率减少都不超过0.5%，低保可有可无；而低保每支出1元，只能减少不到3毛钱的贫困缺口，特别是使用民政部的数据，只减少了1毛钱左右的贫困缺口，减贫效率令人堪忧。

世界银行还无意发现了低保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的错位。2007-2009年，活在地方低保线以下的人中，有90%左右的人没有获得低保。而在那些获得低保金的农村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三都活在低保线之上。即使最近几年政府一再提高低保线的标准，都不会对减贫起到什么帮助，因为误差实在是太大了。2015年《经济学人》报道，山西大应寒村的一位村民抱怨，村子里有10户人家获得了低保金，而他们全部都是村支书的朋友。

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数不清的真正的穷人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到网上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遭遇。他们不知道一些自以为很幽默的人在网上抖机灵、用“整天吃土”去恶心台湾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时不时就被一些人开除出中国人行列，他们或许只想知道怎么活下去。中国要在2020年消除所有贫困人口，但正如《经济学人》所说，山西大应寒村的村民被问到怎么看待这个雄心勃勃的脱贫计划时，都面面相觑，然后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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