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发现隐藏在残碑背后的“茶叶战争”

 高富华 文／图 大相岭、二郎山不仅是青衣江和大渡河的分水岭，还是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分界线。在这里，有两条蜿蜒而上的公路直插云霄，隐没在了云雾深处。 公路的前身，是一条遥远古老的康藏“茶叶大道”（分“大路

高富华 文／图

大相岭、二郎山不仅是青衣江和大渡河的分水岭，还是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分界线。在这里，有两条蜿蜒而上的公路直插云霄，隐没在了云雾深处。

公路的前身，是一条遥远古老的康藏“茶叶大道”（分“大路”和“小路”两条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这里修建了康藏公路（国道318线）、川云公路（国道108线），曾经的喧嚣还给了寂静的大山，随着康藏茶马古道湮灭的荒野中，一段繁华的时光也就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

大山深处的重修大相岭路桥碑记

“功德碑”重见天日

在大相岭山脚处的荥经县安靖乡安乐村，以前是荥经县、清溪县（今日汉源县）的交界处，这里曾有一个县界碑和石牌坊。

荥经县政协主席张顺昌的老家，在安靖乡靖口村，离这里不远，他清楚记得，石牌坊很高大， 他在小时候还爬在上面玩耍过。

后来，不知在风雨中飘摇了多少年的石牌坊倒了，那时正是文革后期。随着石牌坊的倒塌，见证了康藏“茶马古道”荣光的印记也消失了人们的视线之外，只剩下一堆大小不一的石料。

再后来，这堆石料也不见了，被运到了离这里不远的相岭河边，用于修堡坎、建碾槽，当地群众在这里打米、磨面，算是“变废为宝”，还有一些石料就散落在了公路两旁，有了还被敲碎成了路基石。

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康藏茶马古道热的勃兴，姜家大院、“重修大岭桥路碑记”等康藏茶马古道上的文物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隐没在张顺昌脑海深处的“县界碑”又重新浮现出来。

“如果让县界碑重新站立起来，那该多好啊。”石牌坊的倒塌消失，始终是张顺昌的“心病”，他想把石牌坊的残墙断壁找回来，再把石牌坊恢复起来。

历史被时间一次又一次地掩埋，又一次次在尘土飞扬中重出江湖，历史的碎片再一次次地拼接起来，绽放出幽深的光芒。

2013年4月20日，又一次大自然的灾难降临雅安，“5·12”汶川特大地震的旧痛未消，又添“4·20”芦山强烈地震新伤口，雅安人民又一次开始悲壮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从花滩镇通往大相岭的“花凰公路”纳入到了灾后重建项目中，公路建设甫一动工，作为联系灾后重建的县领导，张顺昌正好负责安靖乡的灾后重建工程。于是，他除了跟乡政府的相关负责人找招呼外，还跑到工地叮嘱当地民工，“如果挖出有文字的石碑，千万不要打碎，要找专家看一下再处理。”

张顺昌的这一招呼，显然没有白打。

“张主席，你过来看一下，我们挖到了一块文字碑。”2014年底，安乐村主任罗华清的电话打到了张顺昌的手机上。

罗华清的家就在“县界碑”旁边。生于1962年的罗华清，对“县界碑”还有较深的印象。

“那是四柱三开间的大石牌坊。牌坊高有五六米，中间是通道，高有三米左右，人骑在马上过牌坊，都不会碰到头，两侧是文字碑，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说起“县界碑”，罗华清也很有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从前的县界成了乡界，后来，撤乡并镇，乡界又成了村界，但“县界碑”这个地名依然没有变。

张顺昌接到电话后，二话没说就跑了过去。他仔细一看，果然是一块石碑。他又喜又惊，喜的是这块石碑终于重见天日，惊的是这块石碑，只有半截，上面写着“恭颂邑侯紫芳恒 文叔钟 大老爷……”的字样。

张顺昌考证，此碑就安放在县界石牌坊上，而碑文上的邑侯紫芳恒 文叔钟正是荥经、清溪的“县大老爷”。经文物专家考证，这是一块“功德碑”，是老百姓为了感谢荥经、清溪县令所立的“功德碑”。

重修大相岭路桥碑记

“商业先驱”的秘密考察

就在张顺昌考证“功德碑”时，在与雅安山水相连的乐山市区，有一个人正在伏案写作，他叫向玉成，乐山师范学院教授（后调入四川旅游学院）。他向中国社科院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近代外国人在康区游历考察研究》，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他的研究课题送审稿终于完成了。

捧着厚达400多页、32万多字的研究成果，向玉成长舒了一口气。

近代（1845-1951）有多少外国人在康区游历考察活动？他们考察的是什么内容？在历史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曾在甘孜工作过的向玉成发现了这一研究课题的“富矿”，于是他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在浩瀚无边的史料中寻找线索，哪怕是“只言片语”，他也毫不放过。

向玉成研究的“康区”，包括了今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雅安，也包括云南的丽江、迪庆，西藏的昌都和青海的玉树。在向玉成的研究成果中，有这样一组不同寻常的数字：近代入康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来自世界24个国家，人数多达600多人；外国人进入康区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传教，二是政治经济贸易的考察，三是科学考察。

外国人是从哪里进入康区的？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外国人入康路线主要是青康、川康和滇康两路，其中经雅州（今雅安）入康的，占了一多半，而大相岭正是外国人进入康区的必经之地。

进入康区的外国人首先关注的就是作为藏区最大宗贸易商品的康藏茶叶贸易。

“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人从雅州运茶到打箭炉的队伍。在路上我已经发现过有数百人的长长运输茶叶的背夫……政府官员许诺他们的日工资由平日的一百文涨到二百文。在陡峭山峰下在大渡河岸边的羊肠小道上，长长的运输队伍的倒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景线。每个男子平均背负八包茶叶，即72公斤，但其中有背负十二包的，大约109公斤。与茶叶背夫队伍的相遇，有助于我们英国人在印度与中国做茶叶生意时对中国运输实情情形的了解……”

这段文字是一个叫古柏的英国人写的。古柏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他的商业考察具有官方背景，他是近代第一个基本穿越康区的英国人。虽然未能按原计划穿越西藏到印度，但其考察为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觊觎提供了大量情报。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个庞大“茶叶市场”。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在雅安到康定路上看到的情况。

茶从雅安来，茶又到哪里了——

古巴柏也给了答案：在金沙江渡口，他看到：

“多达500头骡子驮着高如房屋的捆捆砖茶运往收藏，渡口一派繁忙景象，摆渡的皮筏和待运的捆捆砖茶无以计数，茶贩和牲口熙熙攘攘。望不到尽头的牦牛和骡子满载运往卫藏和其他偏远藏地的的砖茶，拥堵着街道，城郊巨量的砖茶四处堆放，表明藏区对这一商品的巨大需求。”

1868年4月，古柏以一个“商业开拓者”的身份来到了雅安，他考察的目的就是印茶入藏的问题。

从当年4月至9月，他的身影一直在雅安——康定——巴塘——云南德钦一带出没。他对雅安汉人供货、经打箭炉运往拉萨的砖茶的川藏边茶贸易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

在雅安，他想方设法探听边茶的生产制作工艺，他原打算混成加工场地观察，但没有成功，他就向客栈老板打听。客栈老板是一个制茶行家，详细地给他介绍了边茶的生产过程。

在打箭炉，他对打箭炉及川茶入藏有了极深的了解，他知道打箭炉有 48 家锅庄(茶叶交易行栈)，四川商人在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州等产茶区收购茶叶后运到打箭炉锅庄等候买主，来自西藏、青海、云南、陕西及本地茶商则云集于此采购完税运出。古柏除了自己的考察外，又得到法国驻打箭炉教区主教肖沃)的协助，对川茶运销情形及利润有更深的了解。

古柏原计划取道西藏察隅到印度阿萨姆。但被巴塘汉藏官员拦住。反复周旋未果，他只得折转南下，到了云南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县城），又被当地人拦了下来，甚至还关进了监狱。关押5周后释放，他被迫放弃了经大理到缅甸的计划，再按原路返回。1868年9月20日抵达打箭炉，后经雅安、乐山、重庆出川，11月11抵达汉口，最后返回印度。

回到印度后，古柏写出了一本厚厚的考察报告《辫子和衬裙的商业先驱之旅》。

在书中，他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是印茶是藏区唯一所需并有利可图的大宗产品；二是印茶可由察隅至巴塘的边茶贸易路线入藏，这也是康区矿产资源运往印度的路线；三是汉藏双方对印茶入藏严防死守，坚决抵制的根源在于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英印政府可反其道而行之，可通过印茶入藏的经济入手；四是向西藏倾销印茶的经济效益巨大；五是在必要时可用武力手段打开西藏市场。”

当时，中国人出于垄断边茶贸易的需要，对雅安生产砖茶的制作过程完全保密，古柏设法从客栈老板那里打听制作过程，他分不同等级的茶叶产地、采摘时间、制作工序、单价、销售区域分别作了详尽的描写，为印茶按雅安边茶的生产标准提供了精确数据。他断言：

“中国一旦准许印茶入藏，印茶在与雅茶的竞争中可轻易获胜。印度政府所获效益将弥补鸦片贸易利润随时可遭到的损失。如果能用印度茶叶替代中国茶叶，这将是一个巨大价值的市场。”

1869年3月，古柏参加了印度加尔各答商会组织的活动，大肆鼓吹把茶叶买到西藏路程短赚钱多。他向商会算了一笔账，西藏而印度与中国相邻，尤其是大吉岭、阿萨姆地区等产茶区与西藏相邻，这里修通了公路、铁路，与将茶叶运到欧洲相比，印茶入藏的运程较短。

“若阿萨姆茶叶能达到雅茶的质量，便可轻易在巴塘以低价售出。茶叶是打通西藏线的有力武器，印茶若能取代川茶，英国将获巨利。”

古柏的建议，引起英属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响。8后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条约”另附专条，允许英国人入藏探访。

“探访”的结果，一场没有硝烟的“茶叶战争”骤然打“探访”的结果，一场笼罩在“侵藏战争”硝烟下的“茶叶战争”骤然打响。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3月20日，英国出兵数百人，向隆吐山发起进攻，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藏军奋起抵御。1890年，英国迫使中国签订《中英印藏条约》，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规定，印茶五年后可入藏销售。1904年，英国再次发动侵藏战争。英国侵略西藏并动用武力是与印茶入藏的目的紧密相联的。

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雅安，自然也是冯明珠关注的地方。近年来，她多次到雅安考察，2011年4月，她应邀到雅安参加茶马古道论坛，还在论坛上作了精彩的发言。

“英国对于清政府从川茶销藏贸易中获利颇丰垂涎已久，一直企图用印度所产茶叶取而代之。英属印度茶叶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夺我茶利， 在十九世纪末期， 随着英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步伐的加剧，印茶暗渡陈仓，潜运入藏。”

英国为使印茶销藏合法化， 极尽其威胁利诱之能事， 企图迫使清廷签约茶叶入藏章程。印茶强行入藏一事， 在清廷引起激烈的反响，朝野出现“印茶亡边，抵制印茶”的声音。随后，清政府在发展川茶，抵制印茶作了若干努力，如创设九局，九局之一就是设置茶盐局，下设官运茶局，目的就是降低运输成本，抵制印茶。同时整修道路，拓宽“茶马古道”，在雅安筹建官督商办的藏茶（边茶）贸易公司，同时加快康区改土归流步伐，加大中央政府对康藏地区的统治。这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印茶侵入西藏的步伐。

《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和“功德碑”，说的就是整修道路，拓宽“茶马古道”。大相岭桥路的整修，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浩大工程”。光绪32年（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到此“检查指导”，欣然写下《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而荥经、清溪两县的老百姓交往方便了，如此“惠民”工程，自然也要感谢一下县大老爷“为民做好事”，也刻了一通“功德碑”谢恩。在文物专家眼里，“桥路碑”和“功德碑”隐藏着中印“茶叶战争”的故事，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茶叶大盗”接踵而至

印茶入藏，除了受到清政府抵制外，印茶在“口感”上也不被西藏人所接受。总觉得“缺了什么味”。古柏考察的价值在于向官方提供了有关雅安边茶入藏的详细情况和相关数据。随后，英印政府开始组织专门人员研究印茶入藏问题。1870年后，接连不断地派出间谍、领事官员在雅安、打箭炉一带考察。如基申·辛格、霍西等人考察川茶种植和边茶贸易，所收集的情报为印茶入藏做了充分的技术和商业准备。

1891年和1905年，英印政府先后派人罗森、哈奇森等人到雅安考察，他们从茶树的栽培到茶叶的加工，从茶叶的运输到销售，他们都进行了详细的秘密考察。他们以雅安为中心，考察茶山（蒙顶山）、茶路（经荥的“大路”和经天全的“小路”）、茶城（雅安、打箭炉）、茶人（吴理真）、茶事（莲花山会）等。在他们的笔下，蒙顶山茶产区的概况和历史、管理和税收、生产和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内容全部囊括，他们还考证了吴理真的生平和皇茶园七株茶树的来历，哈奇森称吴理真是“雅州茶行业的守护神”。甚至对“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一茶联的由来，他们也进行了考证。

先后写出了《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供应西藏的印度砖茶：四川任务报告》等考察报告，为印茶入藏提供了决策依据。其中《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一书，在1895年出版后，百年后的2013年，印度Isha Books重印。说明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所有抵制印茶、整顿边茶生产运销的举措停了下来，印茶趁虚而入，渐渐地充斥西藏市场，印茶曾一度长驱直入，曾卖到了打箭炉。

1908年，一个名叫布鲁克的英国人也走在了整修后的大相岭茶路上。

布鲁克一边行走，一边写日记，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布鲁克不仅记下了雅州印象，还记下了沿途的风物、人文以及道路情况。尤其是对背茶包到打箭炉的背夫描写，颇具人文情怀，读来令人震撼。

“雅州是一座繁忙的繁荣小镇，它是青衣江上的一颗明珠，它三面环山。雅州又是西藏茶叶加工的大中心，茶叶就生长在附近的山上，脚夫把它带进雅州，在这里被焙干、揉制，然后包装在竹筐里，运到西藏市场上去……

在大相岭半山腰，我们发现积雪覆盖，道路结着冰，路面很滑。于是，我们把带钉的铁板捆在鞋底，在一个劲猛吹的寒风里挣扎前进，艰难地攀登爬上山顶。

上山的路上，我们看到了成百的脚夫。这些脚夫背着大背的茶叶缓缓地往上爬，一背一般有14包，每包重14到18斤，如果每包平均重16斤，就可能发现每一背将有224斤。有些背18包，那就是重288斤。看到14-18岁的男孩——也有女孩——背负着大约120斤左右（7-8包）的货物往上爬，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些东西一直背到打箭炉去的，那里离这里的直线距离不下60英里，而走大路足足有140英里（一英里 =1.60931公里），在地图上形成一个V字形，要翻过两座高山，而它们的高度都将近10000英尺（1英尺=0.3048米）……”

半截“功德碑”，一段隐秘史。拂去历史的尘埃，在“功德碑”背后，隐藏着的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茶叶战争”。

虽然印茶入藏了，但由于雅安边茶的独特的生产工艺，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饮茶口感，印茶受到藏族同胞的抵制，雅安藏茶（边茶）依然畅销康藏，背夫的身影依然出现在千里古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