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惠敏清代陕甘官茶与归化“私茶”之争议

原文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赖惠敏，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专攻方向为清史，主要关注清代家族史与政治的关系、内务府制度、八旗制度与清代边疆贸易等领域。赖教授多年来利用大量清代族谱、档案、契约文书进行深入且细致的研究，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著作有《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清代的皇权与世家》、《但问旗民：清代法律与社会》等。2014年赖教授的《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更获选为台湾地区科技事务主管部门的年度杰出研究奖，并于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版，在中国大陆学界引起广泛回响。

清代陕甘官茶与归化“私茶”之争议

赖惠敏，王士铭

摘要

康熙至乾隆年间，清朝开疆拓土，地方用度增加，税源扩充不易，清廷针对陕甘地区和蒙古地区的财政支出加在商人身上，但两地商人的负担却有差异。

陕甘地区，清准战争期间，雍正皇帝为筹集财源而提高陕甘官茶税课，商人也须捐助官员办公杂支，以致每道茶引高达４．４４两。这些政策到战争结束都没废止。因此，陕甘商人赴新疆贸易成本高昂。蒙古地区，归化商人请领理藩院部票交０．２两，即可前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各部落贸易。由于绥远城将军疏于管理理藩院部票，以致归化商人时常没领部票或一票使用多年，游走蒙古及新疆各处。归化私茶价比陕甘官茶价低廉许多，故引发归化私茶侵犯陕甘官茶之争议。

归化私茶与陕甘官茶的纠葛在左宗棠改革之前一直没有解决。新疆官员认为归化商人在新疆贩售湖南安化

各类茶种，具有安边、便民、通商及裕课的作用；故清廷长期默许归化私茶贩售新疆，不只增加地方税收，也活络城市经济。

［关键词］陕甘官茶；归化私茶；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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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朝的赋税包含田赋，以及工商税如盐、茶、烟、酒、矿等。其中，尤以田赋为重，占总税收５０％以上。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清廷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征收丁银总数以康熙五十年为准，以后丁银总数固定不变。至雍正时期，清廷实施“摊丁入亩”，采取定额化税赋。此赋税政策至乾隆年间开疆拓土后，财政渐感吃紧，朝廷不易开拓税源，无法应付日益高涨的财政支出。

以往笔者研究山西商人及其事业，发现清廷长年对盐商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至道光年间他们几乎破产。相较之下，茶商在清、俄及蒙古、新疆贸易上获益不少，更是横跨票号、钱庄及清末新式工矿业。是故，山西茶商积累的财富与清朝的边疆茶叶贸易政策有密切关系。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清廷平定准噶尔之后，疆土大幅扩充，如何筹措统治经费，已有学者关注。笔者《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指出，清朝主要倚重山西巡抚每三年从地丁银中拨２０万两的协饷，佐以商人的规费与捐助来治理喀尔喀蒙古，参照其他省份或边区来说，经费相当少。但这本书碍于篇幅限制，尚有些疑问仍待解决，例如：大盛魁为何在科布多建盖１９８间房子及近４千尺长的院墙呢？这些房舍有什么用途呢？又如，《绥远通志稿》利用嘉庆至同治年间大盛魁联号与福泉店账簿制作《清代商货价格变动表》即指出，大盛魁在嘉道年间销售蒙古的茶叶有细茶，包括白毫、银针、黄茶、武彝茶等。而且它也提到归化输至蒙古的砖茶达数千万元，占对蒙古输出品第一位。为何大盛魁的账册中出现细茶呢？蒙古人不常饮用高价的细茶，这些细茶要卖给谁呢？

清承明制，茶法有三：官茶，储边易马；商茶，给引征课；贡茶，进贡宫廷使用。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清廷恢复茶马贸易制度及管理机构。茶课有两种：一是产地“坐销之引”，即对上山买茶的商人课税；一是商人请引行茶，是以填给照票课税，即陕甘茶商付的茶引课。坐销之引系户部颁引给各省布政使司，分给各产茶州县，由州县发引给商，每引征收的银两不一。如湖北、湖南州县给引征税，前者征银２３０两，后者征银２４０两不等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内蒙古地区广设马厂，马匹足用，停止以茶易马，将陈茶变价充饷。据吴承明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载，１８４０年以前茶叶每年商品价值达２１８.４０１万关两，国内销售１４１４.０６万关两。１８９４年商品价值４７８４.６４万关两，国内销售１４６７.０１万关两。笔者统计１９世纪初中俄贸易以茶叶为主，每年销售量超过１０００万卢布。一般来说，清代茶课属于杂税，未列入国家重要税项，两湖地区为清代重要的茶叶生产地，茶课不过数百两，而陕甘商人请引行茶，每引交４４４两茶课，其发展过程为本文讨论重点之一。

陕甘商人领茶引运销茶到陕甘及新疆，每引１００斤完课银４.４４两。携带茶叶１.２万斤，需缴茶课６６０两。从归化到新疆的茶商每１００斤茶，只完课银０.２两，１.２万斤，茶课仅２４两。即便到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归化商人假道俄罗斯边境赴西洋贸易，由绥远城将军送理藩院请给四联执照茶票，每票１.２万斤，税项照例完纳，并交厘金３０两、票规银２５两。换句话说，商人由两条不同路径运往新疆的茶价因陕甘和归化两地之税不同则差距逐渐扩大，商人为长期避税改由蒙古运茶到新疆，逐渐出现“归化私茶侵犯陕甘官茶引地”现象。

清朝财政制度有所谓“内销”和“外销”，罗玉东解释：“内销之款，系经常费，中央定有用途及款额，地方政府不得妄费。外销之款，无定额，实销实报，地方政府有便宜处置之权。中央一切筹款，例由地方筹措。地方需款，需秉命中央办理，不得私自作主。”在茶法方面，亦显示地方衙门外销款项。顺治年间，清廷在陕西设立巡视茶马御史五司：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五司额引２７１６４道（见图）１。康熙年间，以上五司出现茶法陋规银；雍正年间，以上五司增加官员养廉银。至乾隆初年，以上五司每年额引仍是２７１６４道，引商每年应办养廉捐助银３１７５８两，以及其他各种捐助项目。更值得关注的是，清廷平定准噶尔之后，新疆纳入版图。照理来说，以上五司茶引应该大幅增加，但自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起，每年增加茶引１７００道，陋规银等却无明显减少。以上现象为本文讨论重点之二。

清朝与准噶尔长期征战，派驻喀尔喀蒙古的军队称为“北路军营”。乾隆年间，清朝为解决陕甘茶叶滞销（这个现象简称“陈茶”）问题，大学士傅恒议将陈茶转运北路军营，皇帝命甘肃巡抚鄂乐舜查明运输路线。平定准噶尔之后，清朝一方面派兵驻防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并命山西巡抚派官兵补给物资，如运输砖茶由归化走台站至乌里雅苏台；另一方面，允许商人领理藩院部票（院票）后由多伦诺尔、张家口及归化出关至蒙古贸易。其中，归化是由绥远城将军兼管商人出境事宜，但清代档案却很少见绥远城将军报收院票的记录，如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９８年张家口核发的部票共１１７２张，归化却只有２４张部票。而且有官员在奏折中提到归化商人“一票使用多年”的情况，可见绥远城将军对院票的管理不严格。这样的情况积累至道光朝形成归化私茶侵犯陕甘官茶引地的争议。Ｊａｍｅｓ Ａ．Ｍｉｌｌｗａｒｄ曾讨论道光年间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被军机大臣否决；并认为那彦成借着章程提高茶课，导致商人哄抬物价，士兵必须花更多银两购买茶叶。笔者对这样的看法有所怀疑，在仔细阅读道光朝的奏折之后，发现官员的讨论重点在甘肃官茶和归化茶叶的税则悬殊。归化商人从蒙古到古城贸易量大，故于古城增设税局。有学者在研究新疆茶叶也提到归化私茶侵犯甘茶，以致于甘茶滞销。故本文以“归化私茶侵犯陕甘官茶”争议为例，探讨清朝统治蒙古及新疆的策略。

至于征引史料方面，有关陕甘官引的档案相当多，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及《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及《军机处录副奏折》等四百余件档案。本文拟分三节讨论：湖南安化产茶与运销、陕甘官茶经营的困境，以及归化城商人经营的蒙古及新疆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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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商人采办湖南安化茶

湖南茶产以洞庭湖沿岸为最多，茶田面积则以湘水、资水流域为最广。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湖南巡抚陈弘谋奏为《酌定采办官茶章程以便商民事》。陕甘两省茶商领引采办官茶，每年不下数十百万斤，皆于湖南之安化县地方采办以供官民之用，所关甚要。安化三乡遍种茶树，亦仗茶商赴买，民间生计多资于此。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实业部国际贸易局调查，湖南全省７５县中，产茶者凡４５县。产茶区集中于安化、湘乡、宁乡、浏阳、湘阴、长沙等处。安化及湘乡两县是制造红茶和砖茶的中心，各地茶叶在这二县集散，销往西北各省及内外蒙古。陈启华指出，湖南茶质量俱佳者，首推“安化”，而且其邻近州县均系茶区。如桃源、新化、沅陵等县所产者，莫不集中安化精制，或假安化茶之名为号召。至于临湘之茶，产量虽不亚于安化，但质量甚劣，故多制成老茶，以为制绿砖茶之原料。销往陕西者曰陕引，销往甘肃者曰甘引，统称“引包”；考其引制源自元朝，即贩卖茶叶特许状，沿袭至明清仍未改，多为晋陕人所经营。按照清朝规定：“凡商贩入山制茶，不论精细。每担给一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商人入山买茶，每引才征３３厘，因此湖南茶课仅２４０两，税赋相当低。

大德诚文书载，“安化东邻益阳、西通新化、南至邵阳、北达桃源。安化为前四乡，后五都。计：长安乡、长丰乡、安乐乡、桂花乡。都一、二、三、四、五，开设茶行。一都、三都之境，开行埠头：小淹、边江、江南、鸦雀坪，俱一都之界；株溪口、硒州、黄沙坪、硚口、东坪俱三都界。产茶地土佳者，名曰河南境内：马家溪、高甲溪、蔡家山、横山、杂木界、白竹水、白溪水、马河板、黄子溪；河北境内：竹子溪、水天坪、小水溪、龙阳洞、董家坊、雷打洞、半边山。安化一都、三都之茶甚佳，二都、五都次点，四都更次，四乡不佳”。《俄中商贸关系史述》提到湖南省茶园所产的茶，味略微苦涩，口感不太好，人们普遍认为是地势太低所致。这种茶往往被制成砖茶大量出口。湖南茶叶产量相当多，从松浦章收集资料可知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湖南茶叶生产共约４３６６８１箱，但湖南的茶课却只有２４０两。湖南以安化产茶数量最多，清末达２０８２５０箱，每箱以１００斤计算，共约２０８２５０００斤（见表１）。

安化黑茶运输路线，系由商人雇民船运至益阳，交船行负责换大民船，运至汉口。由汉口运至襄阳，溯丹江停泊龙驹寨，转陆起旱，在经商洛道直达关中，与官马驿路直接相通。安化黑茶踩压成９０千克一块的篾篓大包，运往陕西泾阳再制，因在伏天加工，故称“茯砖”。叶知水认为安化黑茶在泾阳压砖的理由是：（１）西北经营官茶之茶商多山陕帮，久居江南生活不惯。（２）旧法砖茶干燥悉听天然，安化空气温润。有腐烂之虞，不若运泾压制。（３）旧法压制技术较差，砖质疏松。舟船上下，多次搬运，易于破损。泾阳压茶后循陕甘大道直运销区。（４）砖茶压制，官方例须派员监督，雍正以后，西北茶政由陕甘巡抚兼理，为便于监造，故集中泾阳制造。（５）泾阳当泾水之滨，交通便利。以上说法以第（３）（４）（５）较为合理，尤以陕甘巡抚兼理茶政最为重要（见图２）。

安化茶号，大抵由晋、皖、赣、粤及湘等省的商人所组合者。其分别一曰客帮，一曰本帮。外省之商人，在该地经营者，称为客帮。湘省商人经营者，称为本帮。外帮中以山西帮为优，盖纪律整肃，资本亦雄厚。唯各帮多由股东集资组合，资本由数千元以至十余万元。其组织，每号设经理１人，副经理１人，账房、管钱、核算、掌盘、毛票、看水、收包、买茶、司秤、管拣及工役各１人或数人。兹将已调查之东坪、黄沙坪、硚口、硒州等处之茶号，及其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经营之情形，列于表２。

以上各号，多系外省客商，尤以晋商为最重要。他们携款至湖南采办，必先投靠当地牙行，由行户供给行屋及制茶器具，并介绍职工，代请铺保，负银钱及货物经手之责。表２虽为民国时期资料，但这些茶商在清代已很活跃。如常家、乔家及渠家的商号。

榆次常家发迹于康熙年间，其氏族开枝散叶，分为北常与南常。《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卷下记载，“光绪八年北常的商号有下列１２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涌玉、大顺玉、泰和玉及独慎玉。从光绪七年另外一牌匾看，一方面看出大德玉、大升玉、大昌玉、独慎玉、大涌玉等５号系营茶叶，有的同时又是账局。”《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载，常家商号：大泉玉筹捐银２８７５.２３两、独慎玉筹捐银２６５６.２两、大升玉筹捐银２４８８.６６两。常家的汇兑钱庄大德玉布施３００两、筹捐银４３９２.３２两、大德常筹捐银９９７.１１两。

乔家的字号——大德诚，中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之《预启》称：“予旧号三和，齐嘉庆末年来安办黑茶”，应属三和茶庄。但祁县只有专办三和茶的大德诚茶庄，却无三和茶庄这个字号。吕洛青《祁县的茶庄》一文说：“大德诚是祁县乔家堡在中堂的买卖，在西街路北，是钱庄兼茶庄。这家茶庄专办三和茶（１块茶１０００两，故又称千两茶）、德和贡尖。”显然大德诚是专办三和茶的茶庄。

根据《渠仁甫传》的记载，渠家在清乾嘉时代，渠映潢开设长顺川、长源川两大茶庄，从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经营茶叶。在湖北咸宁、湖北湖南交界的羊楼峒、羊楼司，以及湖南安化等地购有茶山，大量收购茶叶，就地加工。民国初年，渠家有四家茶庄长顺川（后改长裕川）、长源川、长盛川、盛记茶号。诚记为渠仁甫独资经营，抗战期间设立，专营千两茶（圆柱型，重一千两），总号在湖南安化，并设有茶厂，由安化收购、生产茶叶，运至西安销售。表２所列的茶商可以参考汉口、归化及张家口的碑刻资料，此拟于日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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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茶引滞销及其解方

清廷自顺治朝以来延续明代茶马制度在边区以茶换马，康熙朝广设牧厂之后，茶叶需求降低。但为犒赏官兵，清廷仍请商人办茶。康熙至乾隆年间，清廷因应商情多次改变陕甘茶引制度。一般来说，商人携好茶当商茶卖，稍次者当官茶。官茶滞销之后，改为折银。官茶数量减到一定程度，又回复商人交茶封（本色）。官茶改折银似乎可以解决陈茶的问题，但官茶滞销情况未改善。其问题在雍正年间清廷将折银价格提高，而乾隆初年又将商人附茶数量减少，导致商人销售意愿降低。

（一）官茶折银

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以前商人交茶封，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至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交折银，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至乾隆元年（１７３６）交本色。基本上，官茶库存二百万封就改为折银。１封茶是５斤，２封等于１箆，茶１引为１００斤。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年），茶引改为折银，以兰城无马可中，将甘州司积贮茶篦银七茶三，用充俸饷。每银一两搭放直（值）三钱茶一封。也就是说茶有七分为本色、三分折银，每封价银０３两。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西安将军博霁奏称，康熙三十二（１６８４年）年，曾出卖茶５０万竹篓（箆）。十余年只追得１３万竹篓茶价，其余３６万余万竹篓茶价尚未完结。博霁提到商人把价格高的好茶留着自己卖，价格低劣的交给官方，是因商人挑选细而黑者当商茶变价出售，余下质量不好的称为黄茶交官方茶库收贮，每封黄茶买价、运费不过银９分。官员等只图旧例所得，明知劣茶而不过问言。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正值军兴，陕甘商旅云集，兵民辐辏，又商茶运送不前，茶价骤增。川陕总督岳钟琪（１６８６—１７５４）驻扎西宁就黑茶骤增之价，奏请“每封加增至一两二三钱。不知交库黄茶非商附茶之比，一时市估又与寻常平价不同”。从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至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陈茶２４３７００余封，每封价银０.３两。解司充饷银５２６３０余两，茶商挂欠银１９８００余两。新茶８０００００余万封，每封价银１.２—１.３两。因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改征本色后，积贮甚多”。

因为陈茶未销，新茶又积浥烂熏蒸，故于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开始，改征折色每箆折交银五钱，按年办理。俟陈茶销至八分，再议征收本色。户部行文陕西布政司，饬知各商将元年应纳官茶每箆折交银五钱外，其赴楚采买，每引照例止办商茶５０斤，附茶１４斤共６４斤成封发变，不得于数外多买，并檄饬各处盘验厅员，每引以６４斤称盘。官茶的价格康熙朝每箆０.４两，乾隆二年（１７３７）改为每箆０.５两。官茶改折银后，运输费之附茶亦减半，变成５７斤。

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七月，陕西总督刘于义（１６７５—１７４８）上奏，“据商头怡绳先等一禀，辄于每引６４斤之外，准其加茶２１斤，共合商附茶８５斤”。甘肃巡抚德沛（１６８８—１７５２）疑为额外私茶，暂行封贮奏请交部查询，随奉部行令甘省确查。商茶每引再加２１斤，计算每年多茶１１４６４３封零，从此私贩横行官茶壅滞败坏茶法，流弊何所底止。一面檄行布政司转饬各该商仍遵照定例每引６４斤运办，并将已运到额外私茶暂行封贮。

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至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陕西五茶司的陈茶库储已存积至１５０余万封，甘肃巡抚吴达善（？—１７７１）于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奏准，每封作价３钱搭放兵饷以来，当奉行之始，兵丁领获茶封尚有余利。至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已搭放过茶４０万余封，市肆官茶日多而价值渐减，兵丁无利可图，率皆不愿多领。是以尚贮存茶１１８２０００余封，连巴里坤哈密贮存茶６８０００余封，共茶１２５００００余封。满汉各营暨口外各处办事大臣查复，实在应需茶封数目统计每年亦仅能销茶１０余万封，约非十年之久不能全数疏销。而且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前，吴达善奏准增配茶２４８９３９封，商茶既多官茶自必益加壅滞。其按年应交二成官茶，若仍听其照常交纳，势致陈茶销售无几，新茶又相继堆积。疏通无日，霉变堪虞。若将商人应交二成官茶５４０００余封，暂停交纳，照例每封征收折价银３钱。俟陈茶销售将完，再请征

收本色。

（二）分限带销

商人携好茶当商茶卖，稍次者当官茶，系官茶滞销原因。地方政府为何容忍商人的行为？那是因为茶商需面对衙门各种需索。康熙年间，甘肃巡抚绰奇（生卒年不详）因军需动项无着，将此陋规报出抵补，名曰捐助，以此遂为正供。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甘肃巡抚莽鹄立（１６７２—１７３６年）以每年茶规１１９００百两奏明，作为甘抚养廉之项。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奏查各茶务司官礼银，共七千五六百两，解司充公。乾隆初年，清廷将茶引降为５７斤，但商人捐输没减少，造成各商资本消乏。

清廷为解决陈茶滞销情况采取“分限带销”，等同现代分期付款。如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之引于十九年（１７５４年）、二十年（１７５５年）及丙子年（二十一）（１７５６年）引内带销。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之引于丁丑（二十二）（１７５７年）、戊寅（二十三）（１７５８年）、己卯（二十四）（１７５９年）三年内带销，稍宽年限，积引既销四年内未完之课项。这种措施仅是权宜之计，并未解决茶商消乏问题。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陕甘总督勒尔谨（１７１９—１７８１）奏称，“据该商头怡绪远及马汉卿呈称：商等指引销茶多销一引则正供之外，尚异些微羡余以资。因从前带销之茶既多，壅滞售变不清，兼之甘省连年歉收，食茶之人仅有此数，势难按期变卖。是以三十五年之引，不能营销遂致迟压。查商等向办茶引俱系下年秋冬始领上年茶引，三十六年之引应于三十七年冬间，请领商等再四筹酌，所有三十五年积存之引，请在三十六、七、八，三年引内，分年带销。”再查每引应办茶１５封，系商等出本购买。商人情愿每引减去２封，而课项仍照１５封之数缴纳。俟前项茶引销竣仍以１５封配运，庶可通融筹变，不致再有积滞。据该商等请分作三年带销，计每年应带引９０９８道，该商每年引内自愿减配２封，挹彼注此所积之引自易销售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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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私茶及其运销路线

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前，曾以陕甘官茶引犒赏喀尔喀的官兵，至平定准噶尔之后，却改派山西蒲州府属之永济县承办驻防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兵所需之茶。实际上，承办者多系山西商人。这造成贸易路线的转变，原本由陕西泾阳入甘肃兰州、宁夏、托克托城至归化，赴蒙古，（见图３）。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以后，商人多由陕西泾阳入山西永济、归化，再赴蒙古。

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四月，大学士公臣傅恒等奏，查甘省官茶额引２７００余道，每年应交茶２０余万封，旧例由商人按引交纳，以为招换番马之用。嗣因换马之例久经停止，此项商办茶斤，除应存备赏蒙古约１０余万封外，余俱变价充饷。历年库贮陈茶，一时不能变销，现在存茶积有１１０万余封，与其堆积无用，不若通融办理。傅恒等酌议请于此项茶斤内，量拨运赴北路军营备用似为有益。皇帝命甘肃巡抚鄂乐舜详悉查明，甘省至北路军营原有两路，一自宁夏石嘴子出口，经由拖里布拉格→察汉拖罗海推必拉→察汉素尔等处，可至乌里亚素泰卡伦。雍正年间调拨宁夏满兵前赴军营之时，曾由此路行走。迄今多年井泉渐已淤塞，地径亦属荒僻难行，且在鄂尔坤军营之北千余里，道路纡回，非徒脚费浩繁，亦且有需时日，似不若由归化城一路之为稳便。查兰州黄河顺流而下，直达托克托城，距归化城１６０里，口内则经由皋兰→靖远→中卫→平罗等县。口外则经由达本盐、登口→萨拉齐→查汉库连地面计程３８００余里，一水可通并无险阻。拟用木栰载运，计其运费及绳索包箱等物，每茶万封重５万斤，不过需银百两上下，约行４０日即可抵托克托城。

自托克托城前往军营，经由土默特、毛明安、吴喇忒、喀尔喀各部落，计程３０００余里，应用驼只驮运。查鄂尔多斯部落与托克托城仅隔一河，上年曾将宁夏官驼８００只，并孳生余驼交给该扎萨克等牧养，原备不时需用。请于前项官驼余驼内调拨１０００只，至托克托城听候驮运，甚为省便。计驼１０００只，约可运茶２０万斤，每驼五只用牵夫１名，共需牵夫２００名。即用鄂尔多斯原派养驼之蒙古，酌议每名给予往回盘费银六两，仍令该扎萨克派官一员沿途管束，亦照内地委官之例量行赏给盘费。至鞍屉等项在所必需应请动项制备，统俟事竣一并照例报销。倘需用茶癬官驼不敷运送，即于归化城就近添雇，亦属易为办理。

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八月，户部尚书海望奏称，“兰州至宁夏系雇骡驮运，照依甘省供应之例，每骡一头驮茶１８０斤，共需驮骡１１１２头，每头每站给脚价银２钱。自兰至宁计１２站，共给脚价银２６６８.８两。自宁夏至北路军营，系雇驼驮载。每驼一只驮茶２４０斤，共需骆驼８３４只。照依客商雇觅之价每１２０斤，日给脚价银１.５钱，自宁出口至北路军营约行５０余日，共约需脚价银１３７６１两。又装盛茶斤需用木箱工料，及绳索等项估需银６３７.４两。自宁夏出口赴北路军营，计往回日期官役共约需盘费脚力银５７６４两，又自宁夏雇觅能说汉话之蒙古四名，以为通使。每名每日给雇值银１钱，各给脚力１头，约计往回应需雇值脚力银１７６两，统计运送北路军营官茶２０万斤约需驮价盘费脚力等项共银１９７８７两零”。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二月，清廷允许商人领理藩院部票前往乌里雅苏台等处，沿途行经各部落，可以就近贸易。上谕：“向来前往蒙古部落贸易商人，由部领给照票，稽核放行，懋迁有无，彼此均为便利。近因货市日久，不无争竞生事，是以议令禁止。殊不知商贩等，前往乌里雅苏台等处，亦必由各该部落经过。若中途一切货物，抑令不得通融易换，未免因噎废食。嗣后，凡有领票前赴贸易人等所过喀尔喀各旗，仍照旧随便交易。俾内地及各部落商货流通以禆生业，其一切稽察弹压，地方官及各扎萨克留心妥协经理，毋任巧诈奸商，逗遛盘踞，以滋事端。”（见图４）

同年，又定赴蒙古贸易者必须到绥远将军衙门、察哈尔都统衙门及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取理藩院部票。部票后黏贴清单，包括商人姓名、货物数量、前往地点，以及启程日期，用印给发。《理藩院则例》记载：“凡互市商给以院票，各商至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及喀尔喀各部落者，皆给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启程之期书单黏合院票给予。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许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扎萨克，改给执照。所至则令将军、若大臣、若扎萨克而稽察之，各商至乌里雅苏台者，由定边左副将军、兵部司官稽察；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本院司官稽察；至喀尔喀四部落者，由各旗扎萨克稽察。”有趣的是，察哈尔将军和绥远将军管理部票的态度却是不同。如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至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张家口核发部票多达一千余张，而归绥却只有２４张部票。两地发行部票数量悬殊，而且张家口每张部票交银４７两，归绥只有２３.５两。赴蒙古贸易的归绥商民时常有未持院票，或一张票用好几年的情形。难怪归化城税关一直在４万余两。丰若非认为，道光末年归化城的银钱比率逐渐走低，遂使该关实存盈余逐年下降（见图５）。除此之外，下一节分析归化私茶转卖到新疆的情况，道光朝杀虎口应该增加税收的，但却未如预期，可见边关的税务问题不小。

商民抵达乌城之后，再前往其他地区则由定边左副将军衙门给予照票。如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年）二月，乌里雅苏台商民安光耀为赴库伦贸易向定边左副将军衙门申请照票一张。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记载，地方衙门给照票必须收取规费，称为限票（路引）。如目前尚存《管理库伦商民事务章京造送宣统三年二月份各商铺承领限票清册》载，该月商铺承领给限１００天票３８张、给限２００天票３０张。给１００天的票收１块三六砖茶。又据《祥麟日记》记载，从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至十六年（１８９０年）间，商人到乌里雅苏台约有１２０次，若收取规费应该也是一笔收入，可惜乌城没留下档案。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兵银粮数目清册》记载，乌里雅苏台衙门存银１０２１７５.３１两、粮７７７０４.１９石。炒米８０２石、炒面６８.９４石、大麦４０.６石、小麦５１.６石。还有旧茶３７８１６封（每封５斤）１斤８两、黄茶１８１７０包又７８斤、茶膏８００斤、砖茶３４８６５.５块。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年），乌里雅苏台砖茶旧管３４２９块１斤５两，除用５３９块１斤５两，实有２８９０块。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砖茶７１９０.５块。黄茶、砖茶作为军需，供应驻军日常所需，并且奖赏蒙古台站、卡伦官兵，每年有固定的用量，如科布多每岁所需约２０００余块，系由山西巡抚备办，据保英、桂祥奏称：“科布多蒙民杂处赏赉多用砖茶，每岁所需不下二千余块。如遇支放不敷，先行奏闻行知山西巡抚购办，以备委员领取历经遵办在案。今查库存砖茶约放至年底所剩不过一千五百有余，而明年应给众安庙及屯田卡伦各蒙兵赏项仅敷一岁之需，查照旧章预为采买。如蒙俞允，由奴才等咨行山西巡抚备办砖茶八千块运解归绥道库，再由奴才等派员领取由驿递运科城。其收支数目统俟年终造册报部核销，理合循例恭折具陈”。

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年）山西巡抚奏，奉文采买科布多所需茶八千块，系饬（山西）蒲州府属之永济县采办，以２块１封，共计４０００封。每封５斤，每斤价银５.５分，每１３０斤装箱１个。每１０个箱子，价银３.６２５两。均于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地丁银内开销，其自永济县起至归化城，俱由经过州县驿递运送毋庸支给脚价。自归化城起至台所止，系由归化城都统处办理乌拉照料运送在案。又于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年），户部咨称，查科布多库贮砖茶不敷支放请交山西省采买茶８０００块解往。永济县办运科布多砖茶，用过茶斤价值，并制办箱只工价共银１１００余两，系在于八年地丁银内动支核销。

永济县邻近陕西泾阳。泾阳因本地优质的水源适合制造质量最好的砖茶，是清代西北茶叶集散、加工、装载及转运中心。销往西北的茶叶大多来自湖南，少部分来自湖北、江西及安徽的红茶。红茶在加工过程中需要二次发酵，挤压成砖，形成“茶砖”，发酵过程中对水质要求很高，泾阳人炒茶“所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道光年间，“官茶进关，运至（泾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泾阳县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多、利润厚，他处无比。简言之，永济县衙采办泾阳砖茶之后，走驿站到归化城，之后由归化走蒙古台站运到科布多（见图）。

5

归化私茶侵犯陕甘茶引地

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报，甘肃茶引征官茶间年拨运伊犁、塔尔巴哈台、乌什三处，给予官兵，在俸饷内扣价归款。其乌鲁木齐等处所需茶封，均系甘司官商将茶运至凉州、肃州，交给散商贩运出口，自行销售。是新疆为甘司行引之处，久已定有地界，难容私贩充斥，以致官引滞销，亏短国课。道光三年那彦成订新疆茶引章程。他认为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向食北路商茶，应仍听该商照旧贩卖。唯止准就地营销，不许私赴乌鲁木齐等处易换粮食，致滋影射充斥。但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乌里雅苏台将军果勒丰阿奏报：

“自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奉旨依准。其此处商民驼载茶货前往西路一带贸易，是以渐积大小铺户二百余家，每年交纳房租银两，以为乌里雅苏台办公各项使用。附近居住之蒙古人等共有数万余名，所食口粮历来均系商民等驼载茶货，前赴古城兑换来营分买食用。古城商民亦常川贩运米面来营兑换砖茶，运赴西路一带售卖。此茶原系商民等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交纳官税贩运来营，半与蒙古人等兑换牲畜，半即兑换米面之资。归化城、张家口和乌里雅苏台距离六千余里，驼一斤的米约需一钱，古城与乌城距离两千余里，每斤米需银二分，运输费用多达五倍。且归化城、张家口粮价较古城昂贵。乌里雅苏台将军果勒丰阿提到每年由归化城、张家口、库伦等三处共来大小砖茶一万五千余箱，除在本处兑换牲畜销售五千余箱外。其余一万余箱尽数陆续运赴古城兑换米面三百余万斤、杂货二、三千驼，方足食用。”

这件档案说明商民等由归化城及张家口请领部票，驮载茶叶１５０００箱到乌里雅苏台，乌城的商民和数万名蒙古人都仰赖古城的口粮，因此乌城茶叶转运到新疆古城换取米面（见图７）。砖茶只有三分之一留在乌城，其他则运到古城。从归化城、张家口距离乌里雅苏台是古城与乌城距离的三倍，运米的费用多达五倍。

果勒丰阿的奏折令人疑惑。第一，到１９２１年乌里雅苏台人口不过３０００人、科布多人口３０００人。道光年间何来数万名？第二，蒙古人多半吃牛羊肉，米面需求哪需要３００万斤？根据孟榘《乌里雅苏台回忆录》载：“蒙古人之饮食，每年十月十五以后始肉食，至次年四月初为正，普通皆羊肉，东蒙或食牛肉。四月以后至十月，概乳食。中间杂以麦粉，或炒熟大麦粉。每日仅一食，大抵在落日后。科布多、乌梁海，四季皆食肉，亦每日一食。”况且，乌城到古城２８１０里，每只骆驼驮重２４０斤，每百斤脚价４两，每只骆驼花了９６两。又，小麦每市斗１石合脚价银１６两，小麦１石运至乌里雅苏台已费银３７两。尤其古城至乌里雅苏台运一趟两个多月，为时甚久。乌城只需要５０００箱的砖茶，却容许商人携带１５０００箱的砖茶，分明是图利商人之举。清廷在古城设立税局，直接由陕甘总督派员，抽分税课，每年估计抽银８０００两。按乌鲁木齐都统统计，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年）至十一年（１８３１年）茶税还不足８０００两。自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至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每年税银则在１０１００两至１５０００余两不等。第三，新疆官员皆支持新疆茶来自张家口及归化地区。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庆祥、特依顺保、永芹等人奏报：

北路蒙古赶牲赴巴里坤、哈密辟展贸易，于地方甚有裨益。惟乌里雅苏台商民藉资蒙古所赶牲畜、驮运布匹、茶封、杂货来乌里雅苏台贸易者不能众多。缘来乌里雅苏台贸易民人，俱由张家口、归化城前往，如无将军信票（路引）不准行走。是以民人蒙古等均须至乌里雅苏台领票，方能前往。若准地方官给票，由推河行走可省四十余日程途。现驻乌鲁木齐屯兵数千，暨驻伊犁兵丁，必须商民通便于事，方为有裨。请令直隶总督、山西巡抚、乌里雅苏台将军，转饬张家口、归化城地方官，暨各札萨克等如商民蒙古人等，有愿来者就近给发印票出口等语。同德等所奏甚是，自应如此办理。

庆祥等人奏议，安徽及湖北等出茶省份，酌添营销引张，定立税课，听北路商人报明，由归化城出口，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新疆一带销售，以抵甘肃续增自变量，其甘肃续增之引量予裁撤，以示体恤。嗣后新疆一带甘司茶商专行附茶，北路茶商专行杂茶，不准私带附茶，如此办理各有引张，既不致任听奸商偷漏，以妨国课，又可使新疆回夷军民普臻谧安。其次，请于北路总口古城地方设立税局，由陕甘督臣派员前来照例抽收税课，茶箱到即验明征收，听往南北各城贩卖。所收税银，责成镇迪化道督率办理，年终解归甘肃兰州茶商汇报，以税抵课。庆祥的奏折说明，在古城设税局，由陕甘总督委员收税，弥补甘茶司茶课不足。

商人从乌城运到古城的茶叶并不限于砖茶，还有各种细茶，着实增加税收。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奏准甘肃省茶务，责成镇迪化道总司稽查，奇台县就近经管。分别茶色粗细，纳税多寡。如白毫、武彝、珠兰、香片、大叶、普洱六种。每百斤纳税银１两。安化斤砖广盒千两百两，质色较粗，每百斤纳税银６钱。大砖一种，质色更粗，每百斤纳税银３钱。令商照则交纳，随时税讫，给发税票，立即放行。由奇台县将商贩姓名、茶色斤重、税银数目，按月按季造具总散清册，申送转咨。年底汇册报部稽核，仍将收获税银。按月批解道库，年终拨归甘肃，抵充乌鲁木齐经费之用。

商人为增加获利，在古城销售高级茶叶，抵销了漫长的陆路运输成本。阿·科尔萨克说，白毫茶的叶子更大，不过不是刚长出来的，手感不细腻和叶子卷得不太紧。茶叶一般是瓦灰色、黑色、浅红和略带黄色，茶中常可以见到茶树的细枝杈。更好一点的叶子呈瓦灰色和黑色。一般说来被略微清理过的叶子多红茶的口味佳。白毫茶每箱约６０斤，价格自１８至２３两，平均约２０两。武彝茶（或称武夷茶）价格更高，在３５两至４３两之间。珠兰茶按照大盛魁的账册记载，每斤约银０.２２两，香片每斤约银０.５两，比起砖茶一箱（１００斤计）６两至７两银来说价格高许多。

从道光年间古城税额１万两左右来看，归化商人输入白毫等细茶约１００万斤；或者砖茶１６０万斤以上；或者大砖茶３３０万斤以上。相对来说，陕甘官茶配额自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以来每年只有１７００道茶引，运输１７万斤。二者销售数量差异很大，利润差距也很可观。这是归化院票商人及陕甘官引商人争议所在。既然古城设置税局，伊犁将军特依顺保议将自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古城收税起，至十四年（１８３４年）止征收税银６６万余两，可抵甘司滞引１４７万余引（见表３）。

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陕甘总督瑚松额具奏：“北商所贩杂茶内千两、百两二种，即系湖南安化县所产之湖茶。北商改题名目避附茶之名，享附茶之利。此外，扣大小斤砖，以及红封、蓝封帽盒甬子等项，率皆湖茶之类改名易式营销，病商阻引。奏请饬下新疆大臣一体查禁。”陕甘总督瑚松额的意思是归化商人将湖茶修改名目后在新疆销售。

伊犁将军特依顺保辩称：“咨准营销之千两、百两均归杂茶之内，虽亦产自湖南，大约与安化相类，其资松色黑，亦与附茶迥不相同，营销多在伊犁、乌鲁木齐之境，南疆间有不知其名之处，其不能改题名目影射官引更为显见。至杂茶如白毫、珠兰等项仅供回疆夷人所食，本不可禁。即安化等项，以及大小斤砖等茶，尤为伊犁四部落满营蒙古兵民要需，且经纳税运行已久，未便因甘司官课滞销概行议禁致易旧章。”意思是千两茶、百两茶系来自安化，但不是附茶（黑茶），不能说是变更名目。加之，白毫、珠兰等项仅供本地民人食用，安化的大小斤砖茶，为伊犁驻防士兵所需。结论是按照旧章实施，无须更改。

前文提及，陕甘商人领茶引交税高于领理藩院部票的归化商人，归化私茶侵犯陕甘引地的问题到清末仍然存在。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六月初十日御史邓庆麟奏称：“由恰克图假道俄边，往西洋售茶。理藩院准给四联执照，每票市茶一万二千斤，完厘银三十两，税银二十一两七钱八分。是砖茶原税较甘茶，每引八十斤完课银四两四钱四分者，每票一万二千斤，已减银六百一十四两零矣。”甘肃到新疆的票交茶引６６６两，归化商人领理藩院部票只交５１.７８两，二者差距６１４.２２两。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奏准，归化商人在理藩院领票，诡称贩货运销蒙古地方，其实私贩湖茶，倾销新疆南北两路，到处洒卖。一票数年循环转运，漫无限制。逃厘漏税、取巧营私。以后领票，注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欲办官茶，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厘，与甘商一律办理。傥复运销私茶，查出将货充公。

十三年（１８８７年）议准：甘省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其杂课归并厘税项下征收，各项名色，概予删除。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所设局卡，加完厘一次，以示区别。

格·尼·波塔宁《蒙古纪行》载，“１８７７年从科布多到哈密的路途之间，科布多去巴里坤有一条商队和官吏常走的道路，也是新疆东干人（１８６４—１８７７年陕、甘、宁、青、回民起义）走这条路到科布多。在３月３０日遇到一支赶着１５０峰骆驼从归化往科布多运茶叶的商队经过。４月１日又看到一支很大的汉族商队正在休息，大帐篷前面堆着大包的茶叶”。这条道路由科布多到归化、古城，沿途皆遇到商队。４月底又载：“这条路上往来的商队还真不少。我们在离桑塔湖１５俄里的地方遇过一支从古城往归化送银子的商队。”

除此之外，官员的日记也可发现乌里雅苏台和古城的官、商往来频繁。《额勒和布日记》记载，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十一月，额勒和布接乌城咨文一件系知照片奏解赴古城驼马。奉到朱批：“着额勒和布、杜嘎尔、多布沁札木楚于该城余存驼马内分拨健驼四百只、壮马四百匹。如有不敷，即由额勒和布等设法添补足数，派员迅速运赴古城，以购接替金顺所部官兵西进。”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二月二十七日，“巡捕额尔格图赴古城送驼马回城请安。”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十二月二十日，“李顺来辞行，定于二十二曰起身赴古城。”李顺为万盛号伙计，估计也是到古城经商。

归化为塞北重镇，至喀尔喀蒙古四部，西部蒙古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以及新疆伊犁等处商路甚远。每年归化商人贩运砖茶、绸布、棉花、米麪各色货物，分赴各处。蒙民以其驼、马、牛、羊、皮张、绒毛等交易，春夏运往，秋冬运回。盛清时期，归化及包头两处，每年输入羊约七八十万，马约三万左右，驼牛均约万只，尚有皮张、绒毛约计可值五六百万两。新疆伊犁一带运回货物，亦在一二百万两之谱。新疆伊犁茶叶由归化商人运往，年约数十万箱。光绪初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只准湖南商人领票运茶至甘肃及新疆销售，不准归化商人只箱运往。因此归化商人生意骤形萧索。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南货砖茶３０５００箱、细茶５４６００斤。过境的砖茶有３６０００箱（见表４）。简言之，同治年间销往西、北两营砖茶十数万箱，各占其半。至光绪初年左宗棠令湖南商人领票垄断甘肃及新疆引地，以致归化商务一落千丈，北营一处只销砖茶２万余箱。

结论

康熙至乾隆年间，清朝开疆拓土，地方用度增加，但税源扩充不易，清廷渐感经费不足，遂针对陕甘地区和蒙古地区的财政支出，加诸商人身上，但这两地区的商人负担却有所差异。清准战争期间，清廷为筹集财源而提高陕甘茶引税课，又增加了商人捐助款项，这些权宜之计到战争结束都没废止，陕甘茶引税一直居高不下。在新疆纳入清朝版图之后，照理说领陕甘茶引的商人可以走河西走廊开拓新疆贸易，弥补他们在陕甘贩茶的损失；但陕甘地方财政处处仰赖茶课，商人不只负担每道茶引４.４４两银，以支付官员养廉银、茶司衙门陋规银及税关衙门办公费。即使陕甘总督屡次奏报官茶滞销，并提出配套措施，如附茶加斤或降低茶课，但清廷一直未进行改革。即便后来清廷添加陕甘官引１７００道，每年卖给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官茶１３万斤，这项政策只是杯水车薪，无法纾解陕甘茶商困顿局面。

蒙古地理形势特殊，戈壁草原水源稀少，台站水源充沛且有官兵驻扎。归化商人得地利之便，领理藩院部票只需交０.２两银，便能安全运输茶叶。而且，乾隆皇帝逐渐降低北路军营的开支，并要求山西巡抚每３年从地丁银中拨２０万两负担喀尔喀蒙古驻防军费；驻防兵丁所需的茶叶及烟草亦由山西巡抚委托归化商人运到蒙古台站，转送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加之，绥远将军对理藩院部票疏于管理，以致归化商人时常没领票或一票用多年，游走于蒙古及新疆各处，贩运茶叶成本比陕甘商人低廉许多，故引发归化私茶侵犯陕甘引地争议。

归化私茶与陕甘官茶的纠葛在左宗棠改革之前一直没有解决。新疆官员认为归化商人在新疆贩卖湖南安化各类茶种，具有安边、便民、通商及裕课的作用。清廷略施小惠亦未尝不可，长期默许归化私茶进入新疆，不只增加古城税收一万多两，也充实了其他城市经济（伊犁、乌鲁木齐及各部落满蒙兵民需要）。又如，《大盛魁闻见录》或《旅蒙商大盛魁》内记载，归化商号大盛魁到蒙古及新疆经商，缴交各种规费、代垫军需物资及捐输等，其累积资产在一千万两以上。这个数字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