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倪玉平崔思朋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原文题目：《万里茶道: 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倪玉平

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项目主持人。出版《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等学术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崔思朋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线路。有清一代，茶叶是中国出口俄国的大宗商品之一种，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往来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清代，以茶叶贸易为核心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万里茶道。万里茶道也成为此时期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新阶段，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中国与俄国等周边国家及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时至今日，在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万里茶道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万里茶道；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清代中国往往被塑造为闭关锁国的封闭保守形象，但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仍通过丝绸之路保持着广泛交往。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明清丝绸之路相关档案的整理研究可以看到，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络，分为陆路与海路各若干条贸易路线，成为东、西方包括南亚、东南亚、美洲地区最为活跃而稳定的商贸区域，是前近代最为持久、广泛的世界贸易秩序。其中北面的草原丝绸之路以万里茶道为主要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学术界对万里茶道已有一定关注，尤其是在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万里茶道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与内涵。有关这一课题，学术界涌现出系列研究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大多出现在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以丝绸之路为视角对万里茶道沟通中外交往及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万里茶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高度契合，本文欲以此为研究视角，从较长历史时段变迁角度入手，透析万里茶道上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以期获得对万里茶道的新认识。是否得当，尚祈请方家指正。

一、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衰落与万里茶道形成

明清以前，北方草原上一直存在着沟通中国与欧亚内陆诸国及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其存在历史既久且影响深远。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较早关注到这条贸易线路。据学者考证，希罗多德笔下的这条联通欧亚的草原大通道，西起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中间经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或乌拉尔山，再往东与蒙古草原相通。由于地域广袤，元代及以前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涵盖范围各不相同，并呈现出差异显著的不同阶段发展特征。

草原丝绸之路在辽元时期进入鼎盛发展阶段，此后渐趋衰落。元朝的覆灭无疑给北方草原丝绸之路造成巨大破坏，尤其是蒙古人退居蒙古草原后，蒙古诸部与明朝多陷入对立冲突的严峻局面，直接导致丝绸之路的衰落。

为对抗蒙古诸部，明代在九边(分别为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地区设置重镇并部署了几十万军队，用以防范蒙古骑兵的南下侵扰。与此同时，明朝也通过“烧荒”的方式人为创造隔离带以主动防御蒙古诸部的侵扰，尤其是北半球秋季是草木枯荣时节，极易进行大面积烧荒。明代烧荒，“临边三百里，务将鞑贼出入去处的野草焚烧绝尽，马不得往南放牧”。烧荒范围往往多达几百里甚至更广，少则五六十里。受此影响，明代蒙古草原上的丝绸之路贸易通道受到阻断，逐渐被长城沿线的“互市贸易”取代。茶马互市是明政府治理西北和西南边疆的重要措施。据史料载：“洪武初，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明朝将蒙古地区的贸易限制于长城沿线边镇，那些深入蒙古腹地及穿越蒙古草原后抵达更北或更西北地区的商业通道被阻断。

另一方面，蒙古人自元代入主中原后，在与中原汉族近百年的交融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对游牧经济的单纯依赖，逐渐接受并将农业融入到本民族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在元朝统治时期，蒙古人逐渐习惯了中原农耕社会中的那种丰富多样的物质生活享受，这种生活享受在明代蒙古人向北退回蒙古草原后仍未被摒弃。蒙古诸部通过在本地发展农业，或南下进入农耕区武力掠夺，或在边境同汉人进行贸易获取自身生存所需。有学者指出，北方蒙古草原上诸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高度依赖中原农耕地区的丝绸、絮帛、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品等，但双方之间的货物交换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和平交易的基础上，有着血与火的掠夺战争。明蒙之间的战争冲突也多与双方贸易往来受阻有关，因而终明一代，明蒙之间在长城沿线边地的互市贸易虽然始终存在，但穿越蒙古草原的贸易路线却踪迹难寻。受此影响，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明代走向了衰落。

正是在此背景下，万里茶道应运而生。万里茶道，又被称作“中俄茶叶之路”，是清代中国与沙俄之间交往的重要通道。万里茶道全程长约1.3万公里，起自福建崇安(今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及内蒙古诸省，向北进入蒙古草原后从伊林(今内蒙古二连浩特市)进入今蒙古国境内，穿越蒙古沙漠戈壁后经库伦(今乌兰巴托)抵达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继续向北进入今俄罗斯境内，然后由东向西延伸，依次经过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十几个主要城市。万里茶道大约形成于17世纪中后期，沿线覆盖200多座城镇，繁荣两个多世纪后在民国时走向衰落，它充分见证了沿线各地因茶叶贸易而盛衰变迁的数百年发展历史。蒋太旭曾将其形象地比喻道：“一片小小的中国叶子，曾开创一条兴盛数百年的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是清代全球最具经济效益的商贸通道之一，尤其是19世纪末期以来，万里茶道成为蒙古草原乃至中国被动地参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一个途径。万里茶道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清代中国与沙俄等国之间的经济及文化往来，也推动了沿线城市带的兴起与发展，成为清代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新的发展阶段。万里茶道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有益尝试，而且为沿线国家近代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作出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俄、中欧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

万里茶道的开辟与长期存在，源于俄国和蒙古地区社会对茶叶的高度依赖与巨大消费需求。早期中俄贸易中，俄国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以毛皮、布料、皮革、金属、牲口等为主，中国向俄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棉纺织品等为主，但自清代以来，茶叶很快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在贸易中逐渐占据首要地位。茶叶输出俄国的最早时间大约在明崇祯年间，它被作为礼物由沙皇使者带回圣彼得堡。沙皇命人将茶沏好分享给大臣。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位俄国贵族于1638年从蒙古商人手中购得了中国武夷山茶叶，把它作为贵重礼物进献沙皇，喝茶由此在俄国贵族阶层流行起来，并成为一种生活时尚，随后慢慢扩散至整个俄国社会。但无论茶叶是以哪种方式或在哪个时间点传入俄国，至清代无疑形成了俄国社会的普遍饮茶之风，出现了“蒙古及西番人民，皆藉茶养生”的饮茶风气。

瓦西里·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形象地描述了17、18世纪，茶叶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生活的重要性。他指出：“涅尔琴斯克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书中说：“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在许多俄国人看来，茶叶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货币的价值，如“砖茶在外贝加尔边疆地区的一般居民中，饮用极广，已成为生活必需品，以致往往可以当钱用，当地农牧民或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地方，砖茶都能代替钱来使用”。

在蒙古草原上，饮茶在蒙古族饮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蒙古人非常重视茶，甚至还把茶当成食品，将每年七月当作采茶月。因而自明清两代以来，饮茶成为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之一。茶叶具备了“可用以充银钱，可用以偿债务”的货币功能。蒙古族在父母去世后下葬时有在头下枕一块茶叶的丧葬习俗。此外，在蒙古部分地区还举行名为“会年茶”的宴会。由上述事例可见，正是俄国和蒙古地区对茶叶的高度依赖及所带动茶叶贸易的兴起，催生了沟通清代中国与北方沙俄等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万里茶道。

随着欧洲与俄国及蒙古地区市场对茶叶需求量的日益增加，一条起于中国福建，途经江西、两湖等多个省份，穿过蒙古草原，至中俄边境恰克图后继续向西延伸至圣彼得堡以及欧洲各国的万里茶道形成了。恰克图在中俄茶叶贸易中的地位极为重要，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说道：“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由引文可以发现，恰克图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平台，同时茶叶也是中国输出俄方的主要商品。中国所产茶叶种类繁多，尤以红茶和黑茶压制成的茶砖在俄蒙等地最受欢迎。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在清朝成立之后开始出现并逐渐走向繁荣。万里茶道虽然是以茶叶贸易为主要内容，但同时也涵盖了茶叶的栽培、采集、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

二、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

清朝成立后，尤其是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迎来了长城内外和平统一的局面，清廷将蒙古草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区，不再是通过大修长城以防范蒙古部落的南下侵扰。康熙帝对此指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一施政方略促进了蒙古草原上商业活动的繁荣，同时也便利了中国与沙俄等国家和地区的商贸往来。对于经营蒙古贸易的旅蒙商，清政府发给龙票，以资凭证，龙票“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是一种专利特许证，因为不是每家旅蒙商都能请领得到的，而是特别发给极少数几家商号的”。在外蒙古地区，领龙票的旅蒙商只有大盛魁和天义德，大盛魁放印票帐的范围是科布多地区金山额鲁特旗以及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等部，天义德放印票帐的范围只是三音诺颜部。正是这些能够获取经营蒙古草原上商贸活动资格的旅蒙商们，成为清俄茶叶贸易与万里茶道出现的主要推动力量。晋商是茶叶贸易中的主力，“可以说是清军在哪里驻防，山西商人就到哪里贸易，也可以说是商随军行，军赖商供给，商靠军生理，相互依存，互济为命”。大盛魁就是靠这种随营贸易而兴起的晋商代表，大盛魁随清军来到乌里雅苏台，在此地设立了总号，后来迁至科布多，最后才迁至归化城等地。即使这样，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仍是大盛魁分立分庄的主要地点。尤其是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大盛魁抓住机会，取得了在蒙古地区经商的垄断地位。在其所经营的业务中，主要有茶叶贸易、银票信货和牲畜买卖三大类。

茶叶是输往蒙古各部和俄国的大宗商品之一，其中又以砖茶享有的声誉为最高，因而向俄蒙等地输出量最大的茶种是砖茶，每年可达2.5万-3万箱。这些茶叶主要被销往库伦等蒙古草原上的城镇，也有一部分被运到边境口岸恰克图后转销至俄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或地区。其次是“汉博”茶，主要供应漠南蒙古的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和苏尼特等部。乌珠穆沁、阿巴嘎、克什克腾及察哈尔地区的蒙古人则往往自己到多伦来购买茶叶。再次是白毫茶，不过它的销售量有限，每年只有三四千箱。茶叶尤其是砖茶在万里茶道上的贸易活动中也被赋予了货币的职能。据《蒙古志》所载：“蒙古人又往往用小片砖茶以代货币，羊一头约值砖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骆驼十倍之。行人入其境，辄购砖茶以济银两所不通。”由此可见，茶叶不仅是万里茶道上的主要贸易商品，同时也是这条商道上其他商品交易中受到普遍欢迎的等价代替物，兼具商品与货币的双重职能。

万里茶道存在两个多世纪，由其所跨越的时间段来看，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两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标志，为俄商合法化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条约第五条规定道：“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这是中俄双方第一次以国家名义正式承认边境贸易的合法化，也成为万里茶道由官方开始经营的标志。雍正五年(1727)，中俄双方签订的《中俄恰克图界约》再次规定：“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两国政府在中俄边境的恰克图修建买卖城，中俄商人自愿前往贸易，在恰克图买卖城，“中俄陆路贸易向不抽税，惟于各该国境内关口则征卡税……中国于张家口设关，内地商人往来恰克图、库伦贸易者征税于此”。两个国家间的条约为万里茶道的官方经营管理提供了可靠依据与必要保障。清人龚之钥指出，这两个条约开辟了中俄商贸新历史，进一步促进了库伦商贸的繁荣，“诸商贾俱集于此，皆与鄂(俄)罗斯贸易”。

乾隆时期，万里茶道逐渐走向鼎盛。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皇帝下令恰克图章京管理商人，将商人的货品分成八项：缎，布，绒线，细青茶叶、砖茶叶等粗茶，烟，砂糖，干果，瓷器。砖茶是商人携带最多的物品，且商人由老成者充当行头。茶叶尤其是砖茶在此时期万里茶道贸易活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据载：“砖茶出口初甚鲜少，后渐繁盛。以值价计之，乾隆二十年(1755)岁出四万八千四十八贯，至嘉庆年间增至二十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九贯。”19世纪20年代，万里茶道上的茶叶贸易达到顶峰。1828年，清朝上谕宣称：“向来卡外如霍罕(即浩罕)诸回部多食杂茶、细茶”，“其大茶、斤茶，安集延外夷向不兴贩，亦系北商运卖，便于兵民，嗣后准其贩运”。甚至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砖茶输俄量仍在持续增加。清朝出口俄国的砖茶，1849年为磅，1850年为磅，1851年为磅，1852年升至磅。茶叶贸易额在此时期中俄贸易中快速增长，砖茶仍旧是恰克图市场上对俄输出的主要茶种。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俄万里茶道上的茶叶贸易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陆续签订，俄商在中国各茶区开设货栈收购和制造砖茶，直接削减中国对俄的茶叶出口数量，并享有对华贸易的特权，晋商在与俄商的竞争中逐渐失势。1863年，俄商在羊楼司、羊楼洞、崇阳等产区设立砖茶厂，“其制成的产品与本地中国人所制的品质相同，而成本较低”。同时，俄国茶商开始在汉口、九江、福州三地生产茶。到1865年时，“俄商从汉口输出的茶叶占汉口输出茶的总额50%”。此后，俄商逐渐控制了中国腹地的茶叶种植、加工与运输等各个环节，并引进近代西方的蒸汽机与水压机制作砖茶。全盛时期，俄商砖茶厂的年产销量在30万-50万担之间。调查显示，俄商顺丰、阜昌、新泰砖茶厂，“资本均在二三百万。每年制成红绿及小京砖茶计二十五六万箱左右，每箱计二百英磅合华一百五十斤，是岁出有三十六万担之巨，已占华茶全额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俄商更是利用长江水道与海运通道开辟新的茶叶运输线路，极大地压缩了茶叶生产与运输成本，导致由汉水北上陆路运输的茶叶数量锐减。一位女探险家在1898年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俄国逐渐主导了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与1901年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给了万里茶道致命打击。1900年，趁八国联军侵华动乱之机，沙俄继续对在俄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俄商的争夺和俄国官方制定的重税，挤压了晋商赴俄茶叶贸易的生存空间。20世纪20年代时，曾经在中俄茶叶贸易中独占鳌头的商号大盛魁黯然关张，宣告了万里茶道的结束。

三、万里茶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外交流网络，在明清以前，“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是中国从汉代到忽必烈可汗时期的一贯原则”。明清时期，丝绸之路依旧是亚、欧、非三大洲之间互相贸易交往、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丝绸之路虽名为丝绸但交易的商品却不止于丝绸，关于这条商道还有“玉石之路”“青铜之路”“漆器之路”“瓷器之路”“茶马古道”和“稻米之路”等多种说法。实际上，它是自古以来中国与域外进行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途径的统称。

前文指出，北方草原上这条繁荣了千余年的草原丝绸之路在明代出现衰落，但这并非表明草原丝绸之路自此持续衰落下去，恰恰相反，清代形成了以“万里茶道”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新的丝绸之路形态。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的商品种类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逐渐取代丝绸成为中国丝绸之路上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清代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以万里茶道为通道沟通了中国与俄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据统计：“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买卖城贸易在俄国与亚洲各国贸易中居第一位，占贸易总额的68%；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所征关税占俄国关税总额的20%—36%。”恰克图贸易税收在俄国关税中占据较大比重。1841年《莫斯科人》杂志记载：“恰克图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它相比。”就中国而言，万里茶道也为清政府创造了巨大的税收收入。马士也说道：“在赋有几世纪商业传统的精明中国人和不精于商业的俄国人之间的这种交换，我们可以稳当地说，如果换算成任何国际交换的共同标准，那么必定是哆罗呢值得太少而茶叶值得太多。”

万里茶道是继汉代古丝绸之路后，开辟的惟一的联结中俄、中欧的经济和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历史意义显著。因商贸之需，此路向北延伸至恰克图及俄国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并最终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向南经天津、上海、武汉，直至中国重要的产茶区福建武夷山，最终形成一条以茶叶生产、运输、中转和贸易为主的万里茶道。由此可见，万里茶道无疑是清代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新的发展阶段，而非丝绸之路衰落后重新兴起的新商道。它与丝绸之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清代中国丝绸之路广阔网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域外国家及地区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途径，是亚欧大陆各地区之间文明互输、资源共享的大通道。

近代世界形成以前，古代中国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沟通并主导了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动。但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使全球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全球化的形成。近代世界全球化在推动各国及各地区之间联系的普遍加强外，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传播与交流。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对此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而高技术、高文明地区向低技术地区的传播即其表现。”茶叶之所以能够为两国都创造出巨大的贸易值，与茶叶在俄国等国家和地区存在巨大的消费市场与茶叶的多重功能直接相关。在明清以来的蒙古草原上也出现了“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的谚语，足见茶叶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性与重要性。由茶叶贸易所催生的万里茶道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此时期的新的表现形式。

万里茶道对俄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商道受阻时，甚至会激怒俄国的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米镇波也揭示出中俄茶叶贸易给俄国政治、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贸易，稳定了西伯利亚局势，促进了该地区农耕和畜牧业发展；缓解了因普加乔夫起义而造成的政治危机，从而缓解了俄国国内十分尖锐的阶级冲突。给俄国西伯利亚及其远东地区居民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缓解了俄国欧洲部分对亚洲部分供应上的巨大压力。”万里茶道成为连接我国境内农耕区域、草原区域与俄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路线，更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此时期的新发展，对清代中国沟通俄国等北部相邻国家及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也提到了这条古商道，并对其历史意义总结指出：“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或口外)，——距离约252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要2—3个月之久。大家知道，位于俄国和中国边界上的恰克图和买卖城是茶叶商队贸易的中心。”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对这条路也有明确记述，认为从中国经西伯利亚到中亚地区的一段路，即草原丝绸之路或草原茶叶之路。清代诗人陈逢衡以诗人的敏感和想象，为后人勾勒出万里茶道给清代中国带来的繁荣与祥和，其诗言：“圣主恩泽驾七巡，游居屡沐翠华春。几多父老壶浆惠，不动沙场战马尘。色目竞夸蒙古集，珍奇远至恰图阵。自从一统无中外，稳睡华夷百万民。”从中外学者的不同论述中可以发现，万里茶道上清王朝与俄国之间的交流对于维持清代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意义重大。

万里茶道上的商业活动不止于茶叶贸易，其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中国南方输入的茶叶、棉布、瓷器、药材、丝绸等，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里销售。茶叶之路的繁荣，促进了很多边境城镇的兴起和商业发展，如归化、库伦、多伦、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等，皆因万里茶道而繁荣兴盛。随着商道的活跃，大批内地人纷纷前往蒙古地区各城镇，分别从事运输、旅店、建筑、食品、缝纫等行业，增强了各民族及地区间的交流融合，有力地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发展，使这片土地在经济、文化和交通等方面焕发出新的能量。美国学者艾梅霞在《茶叶之路》中写道，万里茶道的“载体是茶叶，它在不同民族的人们生活中意义深远重大，又可以用来追踪一个大陆上人们生活的轨迹”。与此同时，万里茶道也是思想文明的交流之路，是连接中国江南农业文明、北方草原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文明交融互鉴的渠道和平台，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注】文章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