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起义丨突尼斯“特殊论”的特殊性与局限

【编者按】

11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场群众运动的风暴席卷了西亚北非地区的诸多国家，并促发了随后的一系列政权更迭与政治冲突。西方媒体称这一事件为“阿拉伯之春”，将其视为一场区域性的自由化转轨；而一些在地的进步活动家们则将其称为“阿拉伯起义”（Arab Uprising），以此强调这一事件自下而上的“人民性”。或者，我们可以接受已故的埃及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评价——这场运动“高于起义，低于革命”。

当然，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与争端早已淡出当今主流公共舆论的视野，然而当时舆论所争论的内容却依然盘旋在今日的公共讨论中：每当一个“遥远”的第三世界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些“阿拉伯之春”时展现出的思维模式就依然一次次沉渣泛起——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独断地认为，如果此类运动不能被理解为国内政治精英与部落教派之间内斗的工具，就一定是域外大国操弄意识形态偏见或维护地缘政治霸权的“白手套”。即使那些相信群众可以自我组织，自我动员的声音，也往往一厢情愿地将其解读为当地民众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追求。我们认为，只有将观察运动的视角从外部势力与新旧政治精英那里移开，重新还给群众，只有强调阿拉伯起义的“草根”属性，我们才能理解这一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对随后十余年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

TNI（Transnational Institute）在2020年推出了“阿拉伯起义·十年抗争”专题，传递了运动前后阿拉伯各国政经格局与群众运动的信息。专题收录文章的作者包括长期研究中东政治经济问题的专家学者，在发达国家高校任教或学习的阿拉伯学者或学生，以及阿拉伯国家国内的活动家、学者与研究者，从多方面分析了群众运动的背景，意义与挑战。“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TNI授权，将挑选翻译这一专题的文章，介绍给中文读者。​

专题的介绍大概囊括以下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如何同时加强了中东各国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并为起义的爆发提供了结构性背景；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如何在泥沙俱下，多方角力的运动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最终却在政权更迭之后被达成妥协的政治精英联合弹压；当地女性如何参与抗争，并以此重塑我们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政治想象；域外大国如何介入，压制群众运动，并试图劫持政治冲突以达成其地缘政治目标；传统的教派与部落势力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合谋，以及群众如何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抗争……

当然，横跨数国的运动无法被短短几篇文章彻底展现。然而，通过从多种视角切入西亚北非各阿拉伯国家的现实情况，辅以数篇对单个国家政治进程的长线梳理，我们相信读者能对十一年前的运动及运动前后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有所了解。

【正文】

革命十年：突尼斯“特殊论”的特殊性与局限

一、引入：一日，人民求生，命运答复

在离臭名昭著的突尼斯内政部几米远的地方，人们聚集在布吉瓦大道（Bourguiba Avenue），讨论政治局势。晚上，人们有序地排队；气氛很融洽。社区委员会正在行动。白天，不同阶级和派别(sector)的人都在游行，还有一场罢免前官员的运动。每个人都在谈论政治，无处不在，这是以前的禁忌......

回顾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下台后发生的这些片段，我想到了这些“震撼世界的日子”（正如约翰·里德对俄罗斯革命的描述）（译者注：见《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宏伟。十年后，突尼斯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仍然想知道：在突尼斯发生的事情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起义，还是一个“外国阴谋”？或者用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到同年埃及事件时的话来说，它也许是“起义以上，革命未满”？如果是后者，那么如何解释来自内陆地区和首都周边的群众社区（popular neighbourhood）的，被社会边缘化的青年人所进行的持续抗议和与警察的冲突？答案是否仅仅是“突尼斯”——正如一些埃及人哀叹威权统治在他们国家的回归时，提到“突尼斯的例外论”时所指的那样？与利比亚、埃及、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的失败革命相比，这个“突尼斯例外”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而革命这一被假定的成功和民主过渡又是怎么回事？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革命前的时代（pre-revolutionary period）。

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后，突尼斯示威者在突尼斯Habib Bourguiba 大道的内政部前高喊口号。

二、回顾12月17日起义的背景

毫无疑问，青年失业和区域的边缘化（译者注：在包括突尼斯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常常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类似全球资本主义中出现的中心-外围体系，“边缘化”应该是指在这一过程中被锁定在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外围，因而经济社会问题尤其严重的地区，后文涉及区域的“边缘化”皆属此意）是2010年底突尼斯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在突尼斯中心地带的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进行的自焚，是被边缘化的区域失业青年的挫折感增加的表现之一，这导致了前几年抗议活动的激增：2008年的加夫萨（Gafsa）采矿盆地起义和2010年在苏海拉（Skhira）和本加尔丹（Ben Gardane）的抗议活动。数字显示这一时期的失业率有所上升：尽管独裁政权的统计机构试图提出13%的失业率，但实际上青年失业率至少达到31%。这些数字反映了本·阿里政权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其经济政策依赖于增加有资格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和吸引外国投资，并依赖于1995年与欧盟签署的联系协定。该协议非但没有设法解决失业问题，反而摧毁了纺织业，使近50万工人失业。

这些失败的发展政策的后果之一是将最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私营部门投资引向沿海省份，而忽略了内陆省份。因此，法国殖民者为促进其掠夺而建立的经济布局得到了维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非沿海地区贫困和失业率上升的原因。这也解释了12月17日的革命，它在突尼斯中部的西迪布济德省爆发，转移到邻近的卡塞林（Kasserine）省，然后影响到其他被边缘化的省份，一直到城市周边的贫困街区，许多人的生活条件非常困难。

本·阿里政权（1987年通过政变上台）在早期成功地消灭了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恩纳赫达运动（Ennahda Movement）。之后，该政权通过采取有利于最偏远地区的发展措施来寻求民众支持的合法性。这包括修建公路和建立水电网络。然而，国家媒体口中所谓的“成就”的宣传性质和临时性质很快就暴露无遗——因为该政权仍然坚持那些（此前被认为）失败的“发展”政策。更糟糕的是，本·阿里让他和他姻亲的家族接管各种公共部门的公司及其预算，并控制公共交易，耗尽国有银行的资产以换取个人的快速致富。这导致大约一半的资本积累总额（a semi-total accumulation of capital）在少数姻亲家庭手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占突尼斯经济总量的21%）。这也促使将反政府情绪扩大到一部分资产阶级，从而剥夺了他们在一些有利可图的部门的竞争能力。随着200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根据可疑的官方数字，失业率达到22%），该政权在广大中产阶级中失去了可信度。

由于突尼斯愤怒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并相互倍增，布阿齐兹的自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布阿齐兹可以说是代表了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巨大的社会阶层：那些失去了上学机会的青年，被排除在规模小、选择性极强的就业市场之外。西迪布济德警方指控布阿齐兹从事“非法活动”的指控在突尼斯许多省份都很常见，尤其是针对城市贫困地区的人们。然而，布阿齐兹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所居住的地区主要是农业地区，该地区遭受（现在仍然如此）了这样的一个进程：小农户被边缘化，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为农业资产阶级（尤其是来自斯法克斯省[Sfax Governorate]的资产阶级）谋取利益。在Bouazizi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雷古布（Regueb）镇的小规模农民在西迪布济德举行静坐，谴责国有的国家农业银行（Banque Nationale Agricole）试图窃取他们的土地；警察镇压了他们的动员活动。因此可以说，起义是从一个灵活就业的街头小贩和一个被剥夺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农民开始的，他拒绝屈服于迫使他就业或加入劳动力后备军的市场规则。

起义很快蔓延到西迪布济德的其他地区，如曼泽尔·布扎伊恩（Menzel Bouzaiane）、梅克纳西（Meknassy）和雷古布（Regueb），在那些地方还有人牺牲。后来，它又蔓延到邻近的卡塞林、锡勒亚奈（Siliana）和卡夫省（El Kef），在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社会动态：失业的青年，被剥夺了耕作的手段（这对一个严重缺乏工业活动的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在抗议谋杀其他年轻人时发现了一个机会，以表达他们对那些对他们施加影响、使得他们边缘化的政策的拒绝。

这些抗议活动很快得到了突尼斯总工会（UGTT）——突尼斯最大和最重要的工会，主要维护与公共部门工作相关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的地区分支机构的当地活动家和工会成员的支持，以表达这部分中产阶级对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的不满。大部分地方工会领导层的政治意识和民主愿望有助于为起义提出口号，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就业是一种权利，你们这群小偷！”

随着政权的血腥镇压，愤怒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及议会内部的左翼“民主反对派”、突尼斯总学生会（UGET）、工会、政治化的律师、人权维护者和高校，然后进入首都的街头。这些主要代表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阶层，发现现在正是摆脱政治专制和强加给各阶级的压迫的好时机。

然而，这些运动很快就被警察部队镇压或围堵了。毫无疑问，使起义的天平倾斜的重要因素是城市边缘地区的群众社区的青年加入了起义。这个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是政权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这些人没有财富和特权，但也正是他们向政权的警察发起挑战，并烧毁了其总部。这是有代价的：在首都周围的街区，从北到南（特别是埃尔-卡兰[El-Karam]和埃尔-佳比[El Gharbi]，那里的青年在1月14日逼迫本·阿里“出逃”那天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及在苏斯和斯法克斯和其他地方，共出现了数十人的牺牲。

随着一些工会领导人（在其成员的压力下）开始理解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来自群众社区和边缘化地区的青年力量有所增加。斯法克斯的UGTT分会呼吁在1月12日举行大罢工。罢工获得了成功，而同一天的大规模游行和与警察的暴力冲突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动摇了政权的基础。此后，同一工会的地区办事处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要求在1月14日在首都举行大罢工。与此同时，本·阿里在1月13日的讲话中试图安抚突尼斯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除了试图贿赂一些民主反对派，向他们提供过渡政府的职位（一些人在1月12日之后接受了这个职位）之外，本·阿里在第一次用民间语言向突尼斯人民讲话时显得有些困惑。在他之前的两次讲话中，他使用了威胁并提到了“果断”，而现在他声称他“理解每个人，无论是反对派、失业者还是商人”。这位独裁者声称有些人“误导”了他，免除了他对向抗议者发射实弹的责任，他承诺将保障公共自由，不再竞选总统，并将追究“腐败分子”的责任。本·阿里在这次演讲后宣布并执行了一系列减少媒体审查的措施，旨在缓解民众的愤怒。

这些控制损失和整顿本·阿里形象的悲惨尝试失败了。1月14日这个令人难忘的早晨开始时，抗议者涌入首都。随着警察部队的撤退，武装部队取代了他们，更多的人走上了街头。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场景中，他们挤满了哈比卜·布吉瓦大道（Avenue Habib Bourguiba）。在那里，数千人坐在内政部总部前，呼吁“政权垮台”和本·阿里离开。在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的带领下，抗议活动几乎持续了一整天，在为一个群众社区的烈士举行葬礼的过程中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同样的模式几乎发生在全国每个城市：城市成为抗议者和警察部队之间打打杀杀（hit and run）的战场。一个高光时刻是，抗议者袭击并烧毁了本·阿里的一些姻亲的房子。鉴于这一爆炸性场面，本·阿里的家人和姻亲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并逃离该国。根据泄露的对安全和军事官员的审讯以及研究当天事件的文献，似乎本·阿里的一些随从，包括他的姻亲马鲁安·马布鲁克（Marouane Mabrouk）和总统卫队负责人阿里·塞里亚蒂（Ali Seriati）向他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对宫殿的袭击。这促使独裁者与家人一起逃往沙特阿拉伯，希望能尽快返回并重新控制局势。

三、革命是如何流产的？

上文指出，群众起义在国家机关内部造成了混乱和分裂，导致其中的一些部门试图通过清除其首脑本·阿里及其家人来挽救政权。因此，1月14日体现了仍然主导突尼斯社会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混乱，他们迫切需要恢复稳定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与欧洲市场交织在一起的。这个阶级在历史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首都、沿海地区和斯法克斯），在政治权威及其马赫森国家（Makhzen state，译者注：Makhzen是突尼斯与摩洛哥独立前管制这一地区的政府，在柏柏尔人的阿拉伯语中，这个词就是“政府”或“国家”的意思）中拥有既得利益，他们后来适应了法国殖民主义，甚至在1956年突尼斯正式独立后继续在各个层面与法国殖民主义维持政治联系。这一阶级从前政府首脑赫迪·阿马拉·努伊拉（Hédi Amara Nouira）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受益，他在197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合作社实验失败后，使公共部门的公司得以私有化，后来这个阶级利用其地位，从与欧盟的合作协议中获益。

这一派资产阶级已经远离了生产性部门（比如针对内部市场、农业和重工业的部门）。如前所述，与欧洲国家的协议几乎摧毁了该国的纺织业，由于国家未能保护该产业，突尼斯的资本家转而寻求快速创造利润、低技术能力、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labour sector）。为了减少开支，他们在生产链的不同部分（如汽车和飞机部件、电缆等），或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如纺织、化工和食品业成为外国资本的在地管理者。他们还通过旅游、通信、银行、商业空间和油田服务增加了与服务部门的交易，以及与一些奢侈品供应部门的交易，如汽车进口，这些都被一小部分人所垄断。在国家的鼓励下，其中一些资本家专门出口原材料，特别是农业出口，如椰枣、橄榄油和柑橘类水果。通过这种方式，几十年来，国家的贸易赤字加剧了。同样，为了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金融资本的利益，对欧盟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性经济依赖也加速了。

然而，资产阶级认为2010-2011年的革命是将自己从本·阿里及其姻亲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真正机会。但他们的欣慰和乐观蒙尘于对革命可能变得深入彻底和不可逆转的担忧。

2011年1月14日之后，内陆地区（尤其是西迪布济德和卡塞林）的青年们前往首都突尼斯城，在卡斯巴（El Kasbah）的政府官方总部前组织静坐。他们要求推翻本·阿里政权的一些剩余象征，如总理穆罕默德·甘努希（Mohamed Ghannouchi）和内政部长艾哈迈德·弗里亚（Ahmed Friaa）。对那里的静坐的第一次镇压发生在1月29日，即静坐开始后的第六天，但现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并没有停止，抗议者于2月20日返回卡斯巴。

这一次，抗议者不仅要求政府辞职，还要求解散以前执政的民主宪政联盟（RCD），他们要求举行制宪会议选举。还有一些常见的要求，如追究杀害烈士的凶手的责任和采取措施发展贫困地区。

与此同时，突尼斯城附近的门扎（El Menzah）地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居住的地方，成为了“奎巴”（Qubba，即圆顶）静坐的地方，几百名中产阶级成员（自称是“沉默的大多数”）每天下班后聚集在一起，表达对穆罕默德·甘努希政府的支持。他们呼吁恢复“安全和稳定”，并举行总统选举，而不是卡斯巴抗议者所要求的制宪会议选举。他们还拒绝了由左翼政党、恩纳赫达运动和劳工联盟成立的保护革命全国委员会向政府施压的努力。

这一时刻是突尼斯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政治反映。一方面，卡斯巴的静坐示威代表了群众阶层和边缘化群体，他们缺乏领导和明确的政治愿景。因此，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发现很容易引导他们。这些党派由右翼政党（如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恩纳赫达，它试图将自己从几十年的压迫中抽离出来）、小型左翼政党（如突尼斯工人共产党、多年来秘密运作的民族民主团体、工会和各类协会）以及由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控制的组织组成，他们希望通过阶级联合和改良主义增加商业利润。另一方面，奎巴欢迎来自沿海和首都的传统资产阶级，在之前同时保护和制约它的民主宪政联盟党倒台后，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同时还有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后者对稳定、“现代性”和“世俗主义”的相对价值更感兴趣——被认为是前布吉瓦国家的遗产，他们当时主要由进步民主党和革新运动（Ettajdid Movement）代表。

在2011年2月25日的大规模集会之后，抗议者成功地解散了甘努希的政府，并成立了制宪会议，旨在推出一部新宪法。两天后，甘努希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体制内的老面孔，但他与本·阿里政权的关系并不密切：他就是贝吉·凯德·埃塞布西（Beji Caid Essebsi）。这是传统资产阶级的成功之举，他们知道如何让所有人放心：这些人包括担心自己的腐败档案的总工会领导层，寻求恢复安全和平静的其他团体，特别是担心革命道路升级的西方大使馆。卡斯巴的主要力量同意解散静坐，并成立一个“实现革命目标、政治改革和民主过渡的高级机构”。这个临时委员会由所有曾经在反对本·阿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前反对党、协会和组织以及一些独立团体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提出一项新的选举法。委员会同意举行制宪会议选举，以起草新宪法和选举新政府——选举于2011年10月23日举行。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仅驾驭了由民众阶级领导的革命浪潮，还为帝国主义对“民主过渡”的干预和控制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干预几乎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突尼斯有影响力的帝国主义大国（法国和美国）在起义爆发时被吓了一跳之后，他们赶紧遏制起义。这种策略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务院在2011年1月9日的声明，其中呼吁尊重突尼斯人民的意愿。正如奥巴马2009年在开罗的著名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华盛顿看到了一个在“新中东”进行试验和“鼓励”自由主义“民主”的有利时机，以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因此，甘努希政府在两天后匆忙撤换本·阿里，并任命世界银行前高级顾问、新自由主义者穆斯塔法·卡迈勒·纳布利（Mustapha Kamel Nabli）为中央银行新行长也就不足为奇。从一开始，纳布利就阻止了左派关于审计本·阿里的可憎债务并拒绝支付这些债务的要求。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八国集团将于2011年5月在法国举办多维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试图遏制“阿拉伯之春”国家（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向这些国家的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虚假承诺归还其掠夺的钱财，并提供援助和投资。他们还试图安抚其他从属政权，这些政权也开始出现社会和政治动荡，如摩洛哥和约旦。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国家过早地卷入了全球金融机构提出的以紧缩措施和贷款为条件的“改革”方案，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负面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3月3日撤离卡斯巴和埃塞布西接管政府以监督过渡时期，是起义失败的开始，也是起义可能转变为革命的流产（或有人认为是革命的失败）的开始。换言之，这是突尼斯反革命势力胜利的开始。来自边缘化地区和贫困街区的抗议者未能提出政治代表，从而为几十个政党在被本·阿里政权长期禁止后渴望合法的政治接管铺平了道路。这些政党包括软弱的左翼政党，他们没有把握住这个时期的优先事项，而是参与了资产阶级媒体所点燃的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身份冲突。此外，这些政党对权力的平衡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们相信“通过投票进行变革”的幻想。从这个时候开始，政权开始恢复其政治平衡并重建其安全部队。首都的群众运动停了下来：势头消散，群众运动在内陆地区瓦解成分散的、独立的社会抗议活动，集中在地方或部门的社会经济问题。随着“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基层运动退缩了，为党派竞争和主要由外国势力资助的“公民社会”的诞生让路。因此，突尼斯从一个具有革命视野的起义转为帝国监护下的“民主过渡”，这导致了进一步的依赖性和新自由主义。

四、三套车（Troika）下的动乱和为新自由主义服务的恐怖主义

恩纳赫达运动在经历了20年的政权迫害后，于2011年10月23日赢得了选举。毫无疑问，卡塔尔的财政支持和土耳其的政治支持都在其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运动不仅受益于容易传播的宗教话语，还受益于其作为该政权独裁统治的受害者的身份。选举胜利后，恩纳赫达党与两个隶属于中左翼但实际上似乎更接近中右翼的政党结成联盟：共和国大会党（CPR）和劳动与自由民主论坛（FDTL）。这个由三个政党组成的联盟被称为“三套车”。

恩纳赫达继续执政至2014年12月。其执政期间最重要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 一开始，恩纳赫达试图面对前集会党（Rally Party）民主宪政联盟的残余势力。它摆脱了“革命清洗”的论调，选择与前政权在政治、媒体、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部门进行交易。

- 同时，该党通过提出包含反动条款的宪法初稿，与社会上坚持突尼斯世俗主义和社会胜利（尤其是妇女）的那部分人展开了一场危险的斗争。这场运动还为萨拉菲主义潮流打开了大门，它们利用新发现的自由和国家的弱点，并利用这些潮流与左派和自由派的对手进行斗争。

民主宪政联盟解散后，代表传统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陷入分裂，在新的自由主义政党未能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一些左翼政党和全国进步潮流试图联合起来，成为“实现革命目标的人民阵线”的一部分，试图联合一些地区不断升级的社会抗议活动。恩纳赫达和尼达图恩（Nidaa Tounes，由埃塞布西创立，重新整合了民主宪政联盟的零散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快加剧，后者与突尼斯总工会暗中结盟。同时，人民阵线与后者联合起来，有时是为了捍卫自由和妇女权利，有时是为了拒绝新统治者的新自由主义。然而，突尼斯工业、贸易和手工业联合会（UTICA），历史上是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最初似乎选择了中立。身份和文化问题似乎是这些紧张关系的核心，但实际上发生的是一群寻求控制国家职能的新精英和一群拒绝放弃其特权和地位的旧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

新的条件极大地影响了国家机构，包括安全和情报部门，使极端主义萨拉菲斯特团体能够组织起来，武装自己，并开展恐怖行动。在一场嘲弄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放映后，萨拉菲主义抗议者冲击美国大使馆是一个转折点，2013年2月6日人民阵线的著名领导人乔克里·贝莱德（Chokri Belaid）被暗杀也是如此。在他被暗杀之前，这位左派领导人因其反对恩纳赫达运动的对抗性言论和支持社会抗议的强烈行动而脱颖而出。因此，人们自动将矛头指向恩纳赫达的领导层，认为它应对他的暗杀负责。

贝莱德被暗杀后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使恩纳赫达感到困惑，并促使其总理兼党的领导人（party leader）哈马迪·杰巴利（Hamadi Jebali）接受反对派提出的组建以他为首的技术官僚政府的要求，而没有得到党魁（the head of the party）拉赫德·甘努希的批准，他认为这是对合法性的政变。恩纳赫达党领导层任命内政部长阿里·拉拉耶德（Ali Laarayedh）代替杰巴利担任总理；还批准增加了一些“技术官僚”部长。这些变化并没有缓解精英阶层内部的紧张关系。因此，工会和社会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如抗议对出租车司机和货物运输商征税。

恩纳赫达党现在面临着敌对的区域环境——三周前塞西的政变推翻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在国内也面临着民众的压力，即由“拯救阵线”（Salvation Front）组织的“出发静坐”（departure sit-in），该阵线是由“现代派”资产阶级及其媒体机构支持的尼达·图恩和人民阵线的联盟。制宪会议前的静坐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迫使恩纳赫达党让步。在一些商人和右翼政客的调停与法国政府的保护下，甘努希与埃塞布西在巴黎会面，并达成协议，恩纳赫达党放弃对政府的控制，以换取批准一部基于共识的宪法并尽快结束制宪会议的职能。因此，通过“全国对话”（在当地由国内组织发起，在国际上由八国集团发起），双方同意由哈钦森公司（隶属于法国道达尔公司）的前董事迈赫迪·乔马（Mehdi Jomaa）担任总理，直到2014年选举。

通过缔结这项被当地和国际社会称赞为历史性成就的协议，“民主过渡”的轨迹得到了挽救，新宪法也最终得到了认可。然而，与群众阶层和国家主权有关的现实情况却恶化了。获得了工业贸易与手工业联合会主席提名的迈赫迪·乔马接管了政权，由总工会组织的劳工罢工“奇迹般”地停止了，特别是在私营部门。此外，令人震惊的新法律和协议被通过，这进一步加剧了突尼斯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尤其是将太阳能发电私有化的法律）和其他情况，包括开启突尼斯和欧盟之间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全球金融机构和自由派公民社会组织施加压力，确保新宪法能够包括某些章节，这些章节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主权。也许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关于财政平衡的章节。在帝国主义的护佑下，这个短暂的过渡期为下一阶段的右翼联盟铺平了道路。

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冲击理论”。克莱恩解释了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全球金融机构如何与当地资产阶级合谋，并利用特定国家的破坏性事件（灾难、政变和战争），以便让“技术官僚”上台，实施以前人民无法接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如芝加哥男孩利用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政变和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他们在突尼斯也利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来推动这些政策。这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即我们地区的恐怖运动与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五、2014-2019年：右翼联盟和日益增长的社会抗议活动

迈赫迪·乔马的统治随着立法和总统选举的举行而结束。尼达·图恩党赢得了全面胜利，获得了大多数议会席位，总统职位由该党领袖埃塞布西获得。恩赫纳达在议会中排名第二，而人民阵线排名第三。尼达·图恩和恩赫纳达之间的竞争和选举舞弊让位于所谓的“两个酋长协议”（指埃塞布西和甘努希），根据该协议，这两个前对手成为政府的盟友，政府首脑由埃塞布西任命。

在这一阶段，突尼斯击败了恐怖运动（经过多次血腥的行动，其中最危险的是试图在本加尔丹建立萨拉菲主义酋长国），而社会抗议活动则体现了数量和质量的重大转变。在这些年里，失业青年的静坐在城市和外省蔓延，要求国家为他们的边缘化地区提供工作和发展。然而，从2015年开始，社会斗争开始发生变化。西南小城杰姆纳（Jemna）在左派团体和组织的帮助下，其居民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战斗，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杰姆纳的人民收回了国家之前接管的绿洲土地（为了提供给私人资本），他们开始集体管理，为广大人民谋福利。这使人们第一次讨论了该国的农业状况、粮食主权和生产模式（或主流媒体话语中的“发展模式”）。同样，通过与天然气生产公司派特法（Petrofac）的英勇斗争，科尔坎纳（Kerkannah）群岛的失业青年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就业问题，揭示了能源财富的管理和分配方式。同样，作为“石油在哪里？”运动的一部分，活动家们要求国家的化石燃料开采要有透明度。再举一个例子，尽管有媒体的歪曲和警察的暴行，2017年在泰塔温省（Tataouine governorate）发生了一场持续的战斗：那里的青年在沙漠中间一个被称为“卡穆尔”（El Kamour）的地区集会，该地区位于外国石油公司卡车经过的道路交叉口，提出了当地居民有权从自己地区的自然资源中获益的问题，这些资源被外国公司所开采。这些抗议者和其他人开始使用新的动员口号，如“财富国有化”，回顾他们祖先的历史遗产和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

尽管如此，2014年选举后的两届政府无视这些要求。该政权保持了同样的新自由主义选择，继续听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国际金融机构的指令。它继续执行获得外国贷款、实施紧缩政策和参与公共部门机构的私有化的政策。优素福·沙赫德（Youssef Chahed）的政府做出了令人不安的决定，威胁到国家主权和群众的权利。这包括新的中央银行法，该法进一步巩固了银行对国家的“独立性”，以及欧盟和突尼斯开始就贸易协议（ALECA）进行正式谈判。

这个阶段是突尼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民阶级从以前的经验和斗争中了解到，除非他们直接针对资本，而不是止步于对失去能力的国家机构施压，他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为这些机构在国内是买办资产阶级手中的棋子，在国外是帝国列强和全球金融机构的棋子。

六、2019年：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变革还是回归独裁统治？

在传统左派无法加入群众并在政治上引导他们的斗争的情况下，他们在立法和总统选举中无法获得选民的信任是很自然的（尽管应该指出，这很大一部分群众不再关心选举）。随着他们对不同政党和整个“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绪的增加，民众阶层把他们的信任放在了那些在他们看来反对这个制度、独立于腐败政党、双手干净的人身上。因此，2019年10月发生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一位大学宪法学教授升任共和国总统。

除了群众的挫败感和对“干净的救世主”的寻找，人们可以把这个陌生人在政治上的崛起理解为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希望”的表达，特别是那些自1970年代以来渴望重新获得“社会福利国家”的人，此时突尼斯的新自由主义选择的结果开始显现。

凯斯·赛义德一当上总统，就卷入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对以恩纳赫达为首的议会多数派及其两个右翼盟友——尊严联盟（一群文化保守主义煽动者）和突尼斯之心运动（一群机会主义者，由腐败商人纳比尔·卡鲁伊[Nabil Karoui]领导）。与此同时，由阿比尔·穆西（Abir Moussi，本·阿里政权的律师）领导的自由宪法党试图继承尼达·图恩党的遗产，该党在其创始人埃塞布西于2019年7月25日去世后已经崩溃，同时与恩纳赫达和赛义德竞争。

同时，社会抗议活动继续蔓延和多样化。更多的小农场主（small-scale farmers）参与进来（例如在阿尔瓦伊迪亚[Al Houaidia]和奥勒德·贾巴拉[Ouled Jaballah]的抗议活动），以及每年冬季群众社区的贫困青年与警察部队之间的冲突。2020/2021年的冬天——这是革命爆发的第十年——是首都周围的群众社区和一些边缘化的内陆地区发生广泛动荡的显著时刻，这些动乱得到了左派和青年团体的大力支持。

希沙姆·迈希希（Hichem Mechichi）政府因未能管理疫情而进一步激怒了突尼斯人。在一个崩溃的公共医疗系统和一个不敢使用私人医疗设施或实行全面封锁以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中，几十人的死亡成为每日新闻。

这种愤怒和挫折感的结合在2021年7月25日爆发了要求解散议会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特别针对恩纳赫达运动，它认为恩纳赫达运动应对这种情况负责，并烧毁了其许多地区总部。在缺乏能够组织这一运动的革命替代者的情况下，凯斯·赛义德看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在同一天宣布了“紧急威胁”的状态。因此，他武断地解释了宪法第80条，解散了政府，暂停了议会，取消了议员的豁免权，并控制了立法和行政部门（甚至部分司法部门），同时承诺不损害任何自由。这些特殊措施所引发的喜悦和民众的宽慰状态（在2021年8月底写这篇文章时仍在进行）反映了所谓的民主政治“突尼斯例外论”的程度。它再一次证实，自由就像在代议制民主的阴影下的海市蜃楼，这种民主被资本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缺乏任何社会意义或主权意义的内容。

七、结语

在这篇文章中，我展示了2010年12月17日由内陆地区的边缘化人群和贫困街区的青年发起的突尼斯人民起义是如何未能变成一场革命的——在生产方式的彻底改变和建立不同的文化、政治和价值体系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场以表达民众要求的口号开始，以主要涉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结束，导致其失败的革命。把起义变成革命流产（或失败）的过程始于反革命势力设法驱散卡斯巴的抗议者的那一天，此前工会官僚机构和一些左翼政党设法说服他们接受自由民主的面包屑。这最终导致了2011年10月23日的选举，在资本主义媒体的话语霸权下，在多维尔会议（Deauville Conference）决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所体现的帝国监护下。就在那时，“革命道路”被“民主过渡道路”所取代——走向更多的新自由主义和对帝国中心的依赖。

未来如何？很难预测突尼斯的下一阶段会发生什么。在一个分裂的政治格局中（包括左翼），那些谴责凯斯·赛义德的“政变”的人和那些认为这是一种路径修正或对民众意愿的部分回应，值得批评性支持的人都无法给出答案，因为决定权仍然只在赛义德手中。他很少关注政党或公民社会的意见；相反，他似乎很看重民众的支持，相信自己是神圣的历史任务的承担者：实现人民的愿望。除了他的选举口号“人民需要”，以及他将政权从调整后的议会民主制改为地方化、无党派和总统制的政治项目之外，赛义德似乎对拯救突尼斯所需的经济和政治决策没有任何愿景。在艰难的经济和金融条件下，这为外国干预打开了大门（尤其是在沙特-阿联酋轴心的支持下，该轴心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结盟）。

此外，由于总统缺乏一个能够摸透社会并为他提供在地帮助的制度化政治组织，他几乎完全依赖于国家机构和安全部门的报告。如果他不能迅速找到足够的解决方案，为群众提供生活和医疗必需品，赛义德可能会为他的反对者（他们在7月25日之后的局势中受到伤害）推翻他铺平道路。更危险的是，这个时刻可能会被利用来进行一场针对他的政变，或者他也可能会陷入实行暴政的危险或过度依赖国家机器来镇压那些在他身上看到国家“最后希望”的阶层。

至于左派，在过去几年浪费了许多在群众中扎根的机会后，他们已经别无选择——除非它能摆脱其精英主义的文化妄想，认真思考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

（作者Ghassen Ben Khelifa是突尼斯记者，革命社会主义活动家。他是媒体inhiyez.com的编辑协调人（editing coordinator），该网站主要报道民众阶层的斗争。他曾是支持社会斗争全国运动（Isned）和突尼斯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并反对其正常化的运动的协调人。本文由Yasmine Haj从阿拉伯语翻译成英文，英文版由Meriam Mabrouk修订和编辑。注释从略。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