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金光耀怀景行

虎年初一，与大学同学顾嘉福一起去曹景行家给他拜年贺春。虽然因为治疗，他很消瘦，但仍如前几次见到他一样精神矍铄，谈兴甚浓。其间，他说到当年从香港赴台湾做新闻，对两岸交流也有所推进。我就说，待天气转暖，我带个学生来听你聊，以前你帮别人做口述，现在我来帮你做口述。我这样说是为了有时间在他治病期间陪他聊天。他听后点头微笑。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告别时约好春暖花开时再来。没想到，大年十一，年还未过完，曹景行就远行了！

金光耀（左）和曹景行（右）

曹景行被确诊胃癌是在2020年8月。当年7月25日，曹景行邀我在大夏读书会一起谈从茶林场务农到大学读书的经历，并说这样聊读书的讲座是一个系列，一共有5次。但首次结束后不久，第二次读书会就取消了。之后大学同学胡礼忠说有消息传曹景行身体染恙，问我是否知道，我回答说不太可能，因为不久前还与他在一起做讲座，这些天他的朋友圈仍很活跃。稍后，在一次茶林场农友聚会上确证了这个消息。我立即问曹景行，他十分坦然地回答说，已确定治疗方案，将先化疗，然后再动手术。此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正为建系95周年举办活动，要邀请杰出系友回系做讲座，让我请曹景行。之前曹景行就想到复旦校园来拍短视频，但因为疫情无法进校。于是，他希望能将讲座与做短视频放在一起，并提出要安排在手术之前。这样，10月23日一早，曹景行就与拍摄团队来到复旦校园。见面后，他要我作为与谈者一起参加拍摄。我对此并无准备，但知道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即使事先做了准备，他也会按自己的思路即兴发挥。那天上午，在校园里边走边聊，聊我们的大学岁月，聊我们的老师，聊复旦校史，前后两个多小时，无论从身体还是精神上，他根本不像已在化疗的病人。对自己的疾病他也不回避，有人见他标志性的一头银发突然稀疏，他笑着坦然将实情相告，仿佛是在谈生活中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我在一边，为他这种对疾病和生命的态度敬佩不已。

我与曹景行的相识可追溯到四十多年前在安徽黄山茶林场下乡的日子。他是66届高中生，1968年8月下乡来到黄山。我是70届初中生，1971年11月来到黄山。茶林场有一批66届高中生，其中许多来自重点中学，曹景行就是市西中学的。他们对整个农场的风气以及我们这些后来的小知青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到农场不久，我看到这些高中生在看许多内部发行的图书，其中有一本是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拿过来一翻，一连串的外国人名地名一下子就懵了，也就没有能读下去。进大学读历史专业后才明白，这些高中生已经想通过激进惨烈的法国大革命来理解自己已经历但还未结束的史无前例的革命。这就是我们与66届高中生的差距。但正是在这些高中生边上耳濡目染，我这个“文革”开始时读到小学五年级、没念过完整中学的人，才断断续续地胡乱读了一些书。

曹景行在采茶叶

曹景行在茶林场与农村孩子

在茶林场时，因为不在一个连队，我与曹景行没有什么交往，但与他太太、当时在场部政宣组工作的蔡金莲有接触，也因此知道了曹景行，知道他是高中生中读书最多的几个人。因为他嗓门大，在茶林场大家都叫他“喇叭”，不想后来他成了凤凰卫视的标志性“喇叭”。

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曹景行都参加了这场在寒冬季节举行的考试，并都过了分数线。对曹景行来说，这是一场延迟了11年的高考，作为重点中学的高材生通过考试毫无悬念。对我这样一个70届中学生而言，用一句上海话来说，是额骨头碰到了天花板。那年高考因为时间仓促，报考人数多，体检是过了分数线后才有资格参加的。1978年1月中旬，茶林场专门派了一辆车送我们去太平县城。那时我年轻力壮，干重活在连队两百多人中可排前三名，不认为体检会有什么问题。结果量血压，别人一次，我被要求量两次，两次都是110/140，被确定为高血压。曹景行则在填写病史时，如实写下刚得过急性肝炎，但已痊愈。结果，一起体检的十来人中，就我们两人没有通过，被刷了下来。那年高考，茶林场划在安徽考区，对属于上海的茶林场知青特别严厉。我们俩虽不同病，却有难同当。

后排左二为曹景行。前排左一为前不久去世的香港记者江迅。

好在紧接着就是1978年夏天的高考。这一次，曹景行、蔡金莲是夫妻双双上考场。结果，我有幸与他们两人一起被复旦大学录取。1978年10月初，我们离开茶林场时，曹景行夫妇已在皖南山区待了整整十年。后来，他经常遇到有人问他下乡十年有何得、有何失，他回答说：“十年青春岁月消逝，不是用简单的加加减减就能够做个了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黄山茶林场的十年给了我们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有了这么一段经历‘垫底’，后来不管遇到什么意外变化、什么困苦境况，都不难去面对，去承受。”他也曾直言评论老知青中盛行的“青春无悔”的说法：当年下乡并无可以不去的选择，所以如今也就无所谓有悔和无悔。

金光耀（左四）曹景行（左六）与黄山老知青在一起

曹景行与金光耀重返茶林场

我与曹景行都是第一志愿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的，但我们填报志愿时的想法大不相同。曹景行选择历史系是主动的，记得他考分是430多分（五门总分500分），选当时热门的中文系和新闻系也不会有问题。但他认为，学习文科，不管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历史学是最为基础的。我考分只有375分，唯有历史一科考了92的高分。1978年与前一年不同，填志愿是在分数公布后，于是才敢填报复旦历史系。

到复旦报到后，我们被分在同一个寝室，6号楼223室。进大学第一年成为同屋，对我这个没有完整读过中学的人来说，真是十分幸运，曹景行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方法对我的求学之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入学之初，老师告诉我们，历史系的基础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通史课。我们学通史，都是读老师指定的教科书，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但这些书还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曹景行在茶林场已经读过了，他就给自己定下目标，要跟着通史课，从《史记》开始，将前四史全部读完，然后再读《资治通鉴》。这样的阅读量，对我这样古文基础很差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不说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但曹景行做到了。那时，中华书局20册一套的《资治通鉴》刚重印出来，记得是20元一套，在第二教学楼底楼西侧的小书店刚上架，他毫不犹豫就买了一套。因为他的读书和买书已成为同学中的风向标，我们寝室7个人，另有3人都跟着买了一套，两个应届生是回家向家长专门要钱买的。当时学校的伙食费一个月15元已经吃得很好了，20元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我望着寝室里黄颜色封面的几套《通鉴》，只有眼馋的份。后来在二教的书店花3.05元买了一套三册的《左传纪事本末》，才算稍稍弥补了遗憾，也跟着曹景行读古籍学习古史。

曹景行对英语也很重视。我们那一届入学，英语基础参差不齐，曹景行是少数几个获得免修资格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放松英语学习。他先是将《新概念英语》四册学完，告诉我们这是一套好教材。于是，我们好几个人都跟在后面学这套教材，每学到课本中英国式幽默，大家就会开心地交流，有时还互开玩笑，至今仍能记得曹景行谈到英国式幽默时的笑容。后来，他直接读H.G.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告诉我们将一本英语的历史著作从头到底读下来，词汇量增加了，阅读速度也提高了，是学习专业英语的有效办法。于是， 我们都去找《世界史纲》读，但图书馆没有这么多复本。曹景行就说，随便找一本通史，从头读到底，一样是有用的。于是，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世界近代史的书，借助字典读完后，发现英语的阅读能力确实明显有了提高。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英语成为我重要的工具，起步就是在大学期间。

那时晚自习，同学们都喜欢去图书馆或教室，但曹景行却习惯在寝室里。在最靠近门的桌前，一边低头读书，一边记着笔记，边上一个形状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放着古典音乐。同寝室的傅念祖也是古典乐资深乐迷，他们经常交流听乐的体会，津津有味地谈着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卡拉扬、小泽征尔等音乐家的作品和轶事。我在一旁浸润其中，从最初茫然不知所云，到渐渐地喜欢上了古典乐。曹景行去世当天，农友杨代藩发来莫扎特的《安魂曲》，并附言“以死敬生的生命赞歌”。我随即找出CD，在音响中播放《安魂曲》，心中默念希望喜欢莫扎特的景行在天堂也能听到。

大学二年级上临近学期结束时，曹景行得了急性肝炎，住进了学校的隔离病房。但他并没有放松学习，在病房中参加了考试，考卷经消毒后送出来，结果仍然如以往一样得了高分。从隔离病房出来后，他与另一位也得过肝炎的同学住在6号楼二楼东头的一间小屋。因为那屋人少，后来几次期终考试前，我和几个同学会到那里与他共同复习，做考前的最后冲刺。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课程少了，那时不用自己找工作，都在等分配。这时曹景行让我帮着做一件事。他父亲曹聚仁的《万里行记》要在大陆出版，这是曹聚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游记谈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本书，也是曹聚仁去香港后在大陆第一次出书。书中引用了大量古代诗文，都是曹聚仁凭记忆写下的，最初作为报纸专栏文章，随写随发，此次在大陆出版，需要仔细核对，曹景行问我是否愿意做这事。我一听求之不得，一口答应下来。还在黄山茶林场时就知道曹景行的父亲是曹聚仁，但除了通过鲁迅书信集知道曹聚仁是与鲁迅有书信往来的人，了解实在有限。当时港台出版的书还不易获得，因此核对诗文给了我仔细阅读曹聚仁文章的机会。书中对山川、文学、人情有许多精彩的评论，读来或拍案叫绝，或会心一笑。有些好句，我回到寝室就急着与同学分享，立即引来满屋叫好声。二三十年后，同学见面，还会提到那本书中的经典句子，而且因为年岁渐长，体会更深。《万里行记》出版后，曹景行和他姐姐曹雷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曹聚仁的著作，如《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我与我的世界》，让我们以及更年轻一代得以了解曹聚仁。

金光耀与曹景行参加毕业二十周年返校活动

大学毕业后，曹景行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我在外工作一年后，重回复旦历史系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我到世经所去过几次，曹景行总是捧着厚厚一叠外文报纸在看，说这些报纸除了他之外几乎没人看，那时他的兴趣在美国经济。我还去他在南京西路的家，借阅有关民国史的港台书，这都是曹聚仁生前用过的，有些书当时连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港台阅览室都没有。我硕士论文做的是抗战时期的陈纳德与美国空军，确定选题前还征询过他的意见。

后来，曹景行去香港，进入新闻界从事新闻工作，并以媒体人的身份广为人知。“9·11”事件发生那天晚上，复旦有学生住到附近可以收看凤凰卫视的酒店，为的就是看曹景行的直播。事后遇见他，他说当晚镜头前是西装领带，下面穿的却是短裤，因为临时从家里往电视台赶，根本来不及准备，直播三十多个小时，困了就倒在地上打个盹。

曹景行为金光耀之女金一诺（左二）的新书发布会担任主持人

曹景行与金一诺

曹景行去世后，许多人都谈起他开创的电视时事评论，这确实会载入中国电视的史册。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我更关注和看重他在凤凰卫视参与的口述历史节目。这些口述历史记录，保存了许多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大事，如他采访的顾顺章女儿顾利群、执行抓捕“四人帮”任务的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曹景行多次讲起，在好几次口述采访中，他的即时追问问出了不少珍贵的历史细节，对此他是十分自豪的。这出自他做新闻的敏感，还有历史学的素养。由于有些题材过于敏感，录制后没能播出，谈起来他总是充满遗憾，不过又会说，好在录制下来的口述采访都保存起来了。

离开凤凰卫视后，曹景行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书，但他觉得还有精力可以做些其他事情。于是，就来到母校鼓动我一起做口述历史。在这之前，他知道我做过口述，采访的对象就是他的叔叔曹艺。曹艺是黄埔军校六期，抗战时率汽车团远征印度缅甸，官至少将。2008年初我们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他担任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口述史中心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口述史。为培训大学生参加口述史，曹景行来到母系做“我与口述历史”的专题讲座。在他主持下，我们找了上海改革开放30年间有重大影响的10个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口述来记录改革开放后上海发生的社会变迁，包括嘉定县“试水”联产承包、小说《伤痕》的发表、话剧《于无声处》的上演、宝钢上马、上海知青回城、《新民晚报》复刊、上海争取高考自主权、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皇甫平”文章的发表、上海纺织业的“凤凰涅槃”，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新闻等各个领域，其中甲肝大流行是由原副市长谢丽娟讲述的，披露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这些口述合起来成为曹景行主编的《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曹景行对这次回母系做口述史十分开心。作为一个学历史出身的新闻人，在他那里，新闻与历史是融为一体的。

曹景行2009年在黑河参加知青活动

在许多人眼中，曹景行是一个资深媒体人。但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从小他就嗜书如命，有了一张少儿图书馆的阅览证，就将馆里的图书翻了个遍。以后下乡在黄山，是见缝插针找书看，进了复旦读大学可说是手不释卷，一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仍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继承了中国读书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不仅读纸上的书，还读社会这本大书。在这一点上，他与父亲曹聚仁完全一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父子俩都是读书人，曹聚仁因为抗战成为战地记者，曹景行因缘际会也进入了媒体。因为有读书人的底色，饱读诗书的他，在电视屏幕上才有了独具一格的书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