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卫东清代西方毛织品输华研究

作者：郭卫东

来源：“南国学术”

原文刊载于《南国学术》2019年第3期

衣食住行，衣列首位，因关涉人人必需的衣被穿戴，纺织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再加上它体质轻薄，便于携带，因此，需求量大。纺织品的显眼本事就是迁移，它们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从此地到彼地，穿越沙漠，跨洋过海，洲际旅行，搭建了一条条历史悠远的丝绸之路、毛呢之路、棉花之路，体现出物流的无远弗届与全球影响。本文专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特别是英国）毛纺织品输华问题，以佐证全球化自始便不是单向度的“中国化”或“西洋化”，而是多维度的互动交流；其时其间，商品的来路与去路特别是大宗货品的世界性流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功用。

一出产品种

在清代，西方对华出口的纺织品泛称“洋布”，实际上，早期的“洋布”并非棉织品，而是“毛织品”(woolens)，具体品种名称多由主要输入地的广东口音从英文转译，“如后来作为洋布店四块招牌的‘多罗呢’‘哈喇呢’‘哔叽绒’‘羽毛缎’”，西方输华毛织品种类繁多，时有兴替。

毛呢生产在英国历史悠久，被誉为“民族工业”。11世纪时，英国毛织业开始兴盛，得益于发达的养羊业提供了丰富原料，是欧洲“高质量羊毛的产地”。14世纪中期，英格兰每年向国外输出3万多袋羊毛；该世纪最后二十年，纺织业的发展使得毛呢产量呈几何级增长，1366—1368年，每年制造毛呢1.4万匹上下，到1392—1395年，年均4.3万匹，而作为原料的羊毛出口则降为年均1.9万袋。织品替代羊毛是技术替代原料、人力换取物力的跨越式迈进，不列颠的崛起有赖于斯，“1500年前后的英国还是一个没有强大海军和以农村人口为主的‘落后’国家，财源只有两个：大量的羊毛生产和有力的呢绒工业”。“圈地运动”更为毛纺业开辟通衢，产出了更多的羊毛和流离失所的廉价劳力；加上战争和宗教迫害，欧陆大批纺织工匠迁入英伦，技术基础愈发增强。

圈地运动（图源：“世界历史放映室”）

生产与贸易犹如车之两轮，有量产才会有规模化贸易，规模化贸易势必牵动规模化生产，产业与贸易的优势良性互动。15世纪末，英国成为欧洲毛制品的主要出口者。到l7世纪后期, 英国毛纺织品的二分之一都是为国外市场生产的。在18世纪，“毛织物还是唯一占据英国输出品的王座”，“衣被半个欧洲”诚非虚言。政府也倾力保护，1576年, 英国政府颁布法令，限制羊毛等原料出口，禁止呢绒织品、亚麻布进口；查理二世时代的法令甚至极端规定：“凡死在英国领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织的寿衣来入殓。……除去全部完工的织品以外，绝对禁止输出任何其他形状的羊毛。禁止输出活羊，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种活羊能在外国生长。人们甚至不准在海滨五英里内剪羊毛。”英国还极力排斥其他毛品出产国包括属国，组成巡逻舰队封锁爱尔兰，使其不能接近海外市场。时人写道：“羊毛早已被视为是神圣的东西，是我们全部财富的基础……一长列的法令和条例的目的都在于保护它。”显而易见，深沟高墙的贸易保护主义历来如此，单边性的排他利己是国家、商家谋求利润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原始冲动。

打开东方市场是西人的长期念想，“遥远的中国地处北温带，很显然，那里凉爽的气候能够为英国呢绒出口提供市场保证”。那时的西方人认为，最有潜力的市场和最富足的人群在东方。“大航海”开辟了跨越大陆从海洋到海洋的时代，也为西方毛品移送东方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地理实践。英人来华之初，即输入毛织品，“雍正三年来粤东，所载皆黑铅、番钱、羽缎、哆啰、哔叽诸物”。自此，英国毛呢持续推送中国。18世纪，英国向中国出口货物“几乎完全是毛织品”的判断或有夸大，但在向东方出口的价值6000万英镑商品中，毛织品就占了3300万英镑。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册记录：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至八月，来航广州的英船载货为哔叽缎、哆啰呢、黑铅等；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至七月、五十七年（1718）七月所载的主要货品也是这几样。英国的“毛纺织体系”从欧洲延扩东方及至中国，是古代中国的毛纺织技术与西方有差距所造成。宋人认为“大秦国”（罗马帝国）人“善织络”。利玛窦（M. Ricci，1552—1610）发现中国人“在使用羊毛方面赶不上欧洲人熟练”，他们“不懂怎样把羊毛织成料子做衣服穿”。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称：“中国人不解生产欧洲式的呢绒……中国的羊毛制品既厚又粗，实际上是毡子。”明末的中国人也自认：“凡绵羊有两种，一曰蓑衣羊”，国人只晓得“剪其毛为毡、为绒片，帽、袜遍天下，胥此出焉”，可惜此毛“粗而无精”；另是“新疆羊”，绒分两等，差等的用篦从羊身上梳下，粗糙无华；优等的名“拔绒”，是用手薅羊毛，“打线织成褐（绒毛布），此褐织成，揩面如丝帛滑腻”，可惜“穷日之力打线只得一钱重，费半载功夫方成匹帛之料”，产量极低；而且，从织机到羊种都是当时新疆等地少数民族掌握，内地人“无与也”。那个时段，英国的手工织呢技术渐臻成熟，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其土产则有大小绒哔叽、羽纱……精巧绝伦”，并加介绍：“大英人增羊之用，令其柔毛合用，可织大呢、小绒、羽毛哔叽等货，贩运贸易养民也。”地域特产优品为远距离人们共享，乃地理发现后世界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市场无限扩大的再造版图。

二输入用途

西方毛织品入华经历了从多口岸到一口岸，再到多口岸的周折。最初，在中国多个埠口试探性贸易。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到澳门，试图以物易物方式出售毛料，“比价很低，而他们被迫用高的比价换回货品”。这似是英人在中国境内的首次毛品交易，量小且没有赚到钱，这次的投机被视为“失败了”，于是转道曼谷等地兜售。1681年，“巴纳迪斯顿号”从伦敦启航到达台湾、厦门，运来72捆宽幅绒、20捆粗绒和18捆长发绒，可惜来的时机和地点都不合适，此时此地正发生清朝与统治台厦一带的郑氏政权的战争，货销不出去。英人移步广州、澳门，“用诡计售出30匹以上的优质绒布，每匹银100两”，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1699年，英船入广州，现货有猩红色和紫罗兰色绒布、粗绒、羽纱等，花色琳琅，广州逐渐成为主要交易端口口。1757年，清政府关闭其他口岸，更从制度层面强化了广州一口通商地位。西人不甘心此局面的限制，不屈不挠地另谋口岸。1832年，“阿美士德勋爵”号为了“查明这个帝国可以渐次对不列颠商业开放最适宜的北方口岸有多远”，该船装运毛料等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目的是了解货物在广州以外地区的价钱，并将货样送给各地官员。在此前后，英国的鸦片船也往往载运“毛织品”作遮掩潜往各地。鸦片战争后，口岸增多，外货得以从多口长驱直入。

毛织品输华还显露出多国参与、此消彼长的格局。荷兰人“善造毡呢、罗绒、羽纱、哔叽”，也是毛呢输华国。早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即到澎湖、福建等地递送“哆啰”呢。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税则中标明，红色哆啰呢每匹征收税银五钱一分九厘，余色每匹三钱四分六厘。这说明，进口有了一定量，方被列入税则。马士(H. B. Morse,1855—1934)判断，“直到1745年，英国（对华）贸易仍未超过法国或荷兰”，毛品贸易亦如此。即使到1750年，英国运入广州呢绒1207匹，法国却有1400匹，荷兰258匹，瑞典351匹，丹麦370匹,法国占鳌头。变化发生于1751年，驶入广州的西方船有18艘，其中9艘是英国船，不列颠的外运优势显现。到1760年代，英国已经常性地居处毛织品输华的最大国。1771年，广州进口的毛织品中，英国居多，有绒布9984半匹，羽纱1262匹，长厄尔绒23744匹；其他国家如荷兰有羽纱24匹，法国有绒布201半匹、羽纱12匹，丹麦有绒布29半匹，瑞典有羽纱308匹；各国已无法与英国匹敌。到1774年，进口的英国绒布为3532半匹、长厄尔绒9306匹；而荷兰绒布为17半匹、羽纱250匹，法国绒布为1812半匹、羽纱114匹、长厄尔绒480匹，丹麦为绒布75半匹，各国的总和也赶不上不列颠一国。

不过，各国的竞争并未停止。1792年，英船运来价值152.2万两白银的毛织品，荷兰船运来价值4.556万两白银的羽纱，法船也运来价值4.354万两白银的毛织品，而这年法国的对华贸易总额是4.912万两白银，毛织品占比近90%。竞争使存货激增，市场紊乱，华商抱怨，假如输入只限英国公司，“市场可能问题较少，但荷兰人、瑞典人、美国人和私商输入了7000至8000匹”。竞争的惯用手段就是尽力压价，使得往年相对较高价格进的货只能随行就市低价抛售，导致华商要么积货压在手中，要么蚀本售出。

后起之秀的美国值得注意。美国甫独立，即介入此营生，初建时的美国尚无能力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具竞争力的毛纺织品，只有倒卖他国产品，英国货成为偷运大来路。美国的“非法”转运，使英人十分恼火。1820年，英国毛织品在华滞销，东印度公司检点后认为，“是美国人输入的不列颠产品，它逐渐增加，但它的有害效果，可能从未有当前这么严重”，英国人还指责“美国人经常与广州收税的低级官吏勾结”偷税。1825年，由美国运来毛料29234匹，如此巨量居然全都是英国制品，这是在用英国货来抗衡英国人。英方不得不采取措施，将新运到的毛品大幅降价，试图将美人挤出市场。来年，英方继续压价，一度见效，只有一艘美国船运来数量不多的“英国毛织品”，结果还“亏损甚巨，达发票成本的40%”。但价格战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毛织品在华销售，原本就经常亏本，如今却自行降价，短时可以，长期无异自杀，货价旋又抬升，美国的输入也实时恢复。

依托举世罕匹的生产力，很长时间内，他国无法撼动英国作为毛织品主要输华国的位序。兹以标志性品种长厄尔绒为例，可窥见毛织品输华的爆发性增长。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单位，1732年有1000匹，1771年超过两万匹，1792年跨越10万匹量级，1804年突破20万匹，1806年达25万余匹，似是高点。从毛织品综合品种的输华总值来看，1830年，英国元，美国元，其他国家合计12000元；1832年，英国元，美国元，其他国家48640元。另外，自1785年到1832年的近五十年间，英国输华商品值经常占中国进口总值的80%—90%，居各国之首；1788年，英国产品输华售银两，其中毛织品占了近90%的货值，“英国输华商品，在十八世纪末期……只有呢绒一项占重要的位置，每年输入在二三百万之上下，至于（棉）布匹，则直到一八二一年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还不过九千余元（四千余镑）”。

这里要强调的是，毛织品只是英国本土自产商品入华的最大项，而非英国输华货品的最大项，其最大项货值依序相继是白银、棉花、鸦片；不过，三项货品的产地均非英国。1716年，英国向中国出口除毛织品等现货外，其余总值90%尽是白银，这是英国法令规定的最高限额。1734年，英国运来的呢绒等现货“只不过占投资需要总额的2%左右”，其余皆是白银，已经达不到英国的官方规定。然而，白银并非产自英伦，而来自遥远的美洲，“秘鲁和墨西哥银矿的发现催生出新的全球货币体系”。然而到18世纪末，长期的恶性开采使美洲银矿枯竭，世界银产量在1790—1809年间减少6.6%，在1810—1819年间减少了49.5%。白银短缺后，来自印度的棉花成为替代输入品。从1775年后，印度棉花的输入值超过英国毛织品。据1840年代的统计，年均输华棉品价值709万元，呢绒为103.95万元，两者相差近七倍。而从1820年后，印度鸦片又成英国输华“商品”的最大项。

由于“中国进口商品主要的并不是欧洲产品而是欧洲商船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运来的商品……从欧洲进口的只是一些呢绒和少量零星东西”，因此，除了毛纺织等少数行业外，那个时期的欧洲制造业并非中国的对手。西方人需要东方物品又没有相应物品来换购，只得依靠东方物品的空间倒换。当下十分热闹的全球史研究中，洲际物流的货品替代以及起点、中转、终点均值得寓目，它是生产力、消费力、国民富足程度具体而微的表征。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南京布”，美洲的白银，印度的棉花、鸦片，东南亚的香料等，轮番占据了货流舞台中央。产地、市场、商品多属东方，西人主要扮演中间掮客和居间消费的角色，殖民地掠夺经济对西方宗主国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直到工业革命，才使优势易位。1750年，世界制造业产量相对份额中，所有欧洲国家合计占比23%（其中，英国仅占1.9%），中国则占32.8%，印度(包括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占24.5%，东方称雄世界；到1830年，相应的比例数字变为34.2%、9.5%、29.8%、17.6%，东方削弱；到1860年工业革命完成时，四个相应数字为53.2%、19.9%、19.7%和8.6%，欧洲尤其是英国绝对占优，此乃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优势显现。

毛料用途广泛，清代皇子亲王服制规定：“羽纱、油绸，各惟其时”，粤海关每年的“措办官物”中即包括“羽纱、大绒、花毡”等供“御用”。除正常用途外，入华毛织品还有另用。比如，贡物：1656年，荷兰使节到北京，贡哔叽缎、大毡、中毡等。1670年，意大利使臣“进贡”哆啰绒等。1725年，教皇使节“贡方物”火漆大红羽缎等。1793年，英咭唎进“哔叽褂料”等。又如，贿物：1684年，英国船“快乐号”抵厦门，英人请求将货物移送岸上，以便修理裂漏船身，中方不允，英方于是奉送地方官“12匹优质绒布”，官员态度顿时改变。不久，英国大班接通知，不得在厦门“过冬，十天内一定要离开”，清朝官员乘机“贱价购入绒布”，并勒索“一笔大的礼物”，英商称其为“贪得无厌的禽兽”，不曾想，继任官员又索取和“前任同样数目的礼物”，英人只得打点。再如，窃物：1685年，英船有18匹绒布在厦门鼓浪屿被窃，于是向驻军副都统申诉，该胡涂官员授权英人可以扑杀前来偷窃的人。两天后，有人再行偷盗，英国水手开枪将窃者的腿打伤，大班往见副都统，该官员借此由头索贿，英人只得给付毛呢等“私了”。再如，礼物：1734年在厦门，英国大班将此物作为礼品送给当地官员。1840年10月, 两江总督伊里布委人前往定海与英军交涉停战，英方向清方代表赠送“大呢、哔叽洋布”等，此乃西人认为是拿得出手并能代表其工艺水平和国家特色的东西。

三经销商人

从欧洲牧场上的羊群到中国呢绒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长链的经销商，生意场域每个环节里的每个人都期盼从中分一杯羹。毛呢经销，分别由外商和华商各自负责一程，外商经管中国境外的采购、转运、出口；华商经管本国境内的进口、运销。按国别区划，除来自陆路的俄国商人外，海洋国家中以英国商人居多。以英商论，有体制内外的差别。前者指有官方背景的东印度公司，后者指“散商”。两者有合作互补，更有利益冲突，在交易方式上也有所不同——散商每每把货物委托给任何代理商，只要出价高即可；公司则多与固定客户长期合作。比较起来，公司盘子大、招牌亮、资金足，是“正规军”，由是获得大行商的信任；散商类似“游击队”，美誉度较差。因此，在广州行商制度下，散商一度处于不利地位。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图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散商的部分成员来自公司。为增强公司凝聚力，防止职员“脱岗”，公司给职员特惠，即在往来中国的船上给予一定吨位的货物运销权，称“优待吨位”，“为公司服务的英国船长们和所有管理人员都被允许从事私人贸易”，载重量千吨级的船，船长等通常拥有自带60吨商品的权力。1674—1675贸易年度，英国对华输出总贸易额中，公司有43万镑，职员私人贸易有13.5万镑，后者占比几近三分之一；1734年的厦门，“过去三年有些毛织品是船长在特许权下运入的”。公司此处陷入两难，职员从事“业外活动，有些必然与为公司追求最大利润的目标相冲突”；如果禁绝特惠，就不能笼络人才，18世纪的前四十年，英国“从事再出口贸易的商人和海员使其业务量翻了两番以上”，亟需优秀人员稳定供职。此类“职员贸易”经常出规逾矩，公司曾一度“禁止大班作任何私人贸易”，为示补偿，拨付大班4%的佣金，意在“更加严密限制私人贸易”，但收效有限。“优待吨位”仍长期保持，部分公司职员后来更是出来“单干”，厕身散商队伍。

初始，散商发展缓慢，他们运进的货物对中国人吸引力有限。进入18世纪后期，随着白银减少，英国需要开辟更多货源方能维系英中贸易不坠，体制外较为活泛的散商崭露头角。他们除了在棉花和鸦片贸易上渐成主力外，还涉足公司垄断的毛织品贸易。1771年，散商运入广州12半匹绒布，数量不足挂齿，却表明该群体插足其中。1774年，公司从英国运至广州宽幅绒出售，扣除成本后亏了10%，而私商从孟买运来的宽幅绒却亏本高达24.5%；印度距中国近，亏损却多，原因在于这些毛织品是从英国售卖印度后再辗转运入中国，属于转口货。尽管遭到公司围堵，私人贸易还是日渐壮大，“即使在主要商品，如进口中的羽纱及出口中的上等茶叶”，公司愈益感到“他们的竞争，而影响价格”。

广州十三行（图源：“社科文献”）

散商胆大妄为，不守规矩。他们或是冒名顶替，曾有英船悬挂热那亚等国旗号运入毛品；或是抢夺俏货，“非法‘走私’运羽纱入广州”，“这种货物是公司的独占商品之一……并未许可私人和散商贸易运销的”。也就是说，羽纱等货品不仅不允许散商涉足，即或公司职员也不被允准。但是，私人贸易本身即具难于管控的特质。1801年，经由公司职员输华的羽纱为7861匹，另874匹由散商运入，都是地道的英国货。不同团体的走私途径有所差别，散商从印度信道，公司职员从英国通关。这年，公司入穗羽纱11872匹，比前两者多不了多少。“计划外”毛织品的涌入扰乱了市场秩序，公司曾设计以加量囤货来平抑价格，效果不佳。1808年，公司船运来广州的毛织品售得银两，运量加大，散商的输入增量更猛，他们从孟买运来价值22.4万卢比的呢绒。此情况的发生与公司“失误”脱不了干系：英国货品在孟买经由公司拍卖，这是遵照殖民地口岸法令而来，但拍品中的长厄尔绒根据1776年的政令又是禁止转口中国的。在印度招投标时，公司疏忽，没有将禁止英国输往印度毛织品转手输华作为条件提出，待英印总督和东印度公司明白过来后，已有部分拍品运往广州。因为公司负有失察之责，所以向中方建议，对此违规“姑予宽限”。英方的疏忽却要中方共同担责，中方自然不能同意，行商们抗议这种从广州横门（正规入口应是黄埔等）的违法输入，东印度公司也觉得“下不为例”的做法既是对中国行商的伤害，也是对公司利益的损坏，于人于己都不利，而且从公司层面对“非法运入”开口子，以后难以措辞禁堵，于是改变态度，“觉得唯一妥善的办法只有维持这个禁令，他们决定不准将这种毛织品起卸上岸”。

有研究者指出：在英商输华商品中，公司职员的特许贸易到1817年时已基本见不到了。此说未必准确。揆诸史料，直到1825年，公司20艘船的职员“私人吨位”运到广州宽幅绒9300码，价值1.58万元；长厄尔绒29400匹，价值29.4万元；华丽绒2080匹，价值2.1万元；羽纱2400匹，价值5.28万元。数量不可谓小，以至东印度公司档案的利用者要指出：“公司对指挥及职员的特许贸易，经常是表现得极其慷慨的。回程的吨位，本来是最有价值的，通常每船给予99吨；而外运的直达航程所占的吨位，据推测亦不会少的。”可见，不是缩小于无，而是放宽。体制内的“优待吨位”与体制外的散商同具私人贸易性质，东印度公司在两者间实行双重标准，对“公司人”网开一面，“凡双程的船只（伦敦至印度，印度至中国，中国至伦敦）除准许指挥从一个口岸到另一个口岸留取五分之二的净吨位，扣除垫舱及指挥特权外，又特准从公司仓库赊购货物，在广州售出后还款”，这是鉴于散商力量日大不得已做出的调整。1826—1833年，散商输入广州的毛织品额在几年间增长十余倍；在公司份额持续走低时，散商份额迅速递增。从具体年份看，入华毛织品价值在公司与散商分别是：1826年为元与25625元，1828年为元与元，1831年为元与元，1833年为元与元。还应该看到，在赚钱没有保障的毛织品贸易中，散商兴趣不大，他们更在意的是利润丰厚的棉花和鸦片。1830—1833年，散商的输入占英国输华总货值的59.3％，已然超过公司。消长的结果是让位，散商在博弈中获胜。

与外商对应的是华商，清朝政府规定的联络人是行商。1737年，英国进口广州的毛织品“很难脱手”，只能托交行商名“德少”者，英人感到“此处商人虽多，但其财富和操守足以信赖的很少”，透露出这时在中方还没有实行严格专营，只是行商信用较著而获得信任。1756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规，规定来华的西方商人只许与行商交易，其他店铺不得染指，确认行商享有了垄断地位。这是行商制度形成的关键节点，此举便于官方管理，防止利税外溢；行商在报关、接待、订货、代销、交税以及与官府打交道等方面实行一条龙服务，省却了外商的很多麻烦。但在中外贸易之间横插行商中介，自然要引出很多矛盾。行商与外商既相互依赖，又利益对冲，你多赚我就少赚，毛织品交易是买方市场，冲突尤甚。曾有行商洪顺官提出，将货运到他的家中，以便有足够地方将呢绒打开度量出售，英方同意，但洪顺官很快发现毛呢有损坏，还有尺码不足和色泽不好等瑕疵，于是交涉，英方只能被迫同意部分货品折价15%—30%。对此限定交易对象的方式，外商感到“它使我们完全受制于几个行商，他们可以迫使我们接受他们的条件”，进而削弱外商的定价话语权。1761年，外商实行拖延战术，直到9月份都“没有人来商谈”交易，待姗姗来迟的洽谈时，中方反击，将“茶叶价钱定得非常高，而毛织品的价钱则非常低”，外方强烈不满，“以把商船滞留到下季度来进行恐吓”，没有效果。西商在华交易别无他选，这是行商专营的结果，还因为毛织品的供过于求，外商处于不利地位，供求关系左右价格形成是市场经济的不二法则。

输华毛织品早期采取预售制，源于特定矛盾处境。在外方，必须售卖，舍此西人拿不出本国生产的其他大宗货，难以冲抵对华贸易中的大额逆差；在中方，产品滞销，售况难以预估，必须卖又不好卖，只能实际脱手后再结款。1753—1754贸易年度，当英商将毛品交给行商，行商却“不肯立即付回价款”，要等零售商付款后，才能清算欠款，这往往需时“15个月或两年后”。

预售制之后实行的是捆绑制，代销不保险，英方现货出手，却长期回款无着落，单方面承担风险。为“公平”起见，于是改预售制为捆绑制，即英方买中方的货物必须以中方购英方的货物为前提，标定份额，我买与你卖固定联配水涨船高，你购买我的多，反过来我也才能购买你的多。当时，茶叶为中西贸易的大宗，所以，在毛织品与茶叶两大进出口货品间进行配售，英方预购茶叶时，中方必须预购相应份额的毛织品，行商对毛呢的出价与英方购茶出价挂钩，也是为了互相制衡减少价格起落。理论上说，国际贸易中掌握主动权的是进口方，其对国别、货品、商号、价格具有选择的权利和空间，捆绑制将中英最大宗商品两两相扣，相互均为进出口方，交易霸权互为钳制。捆绑制试行于1769年，次年正式实行，依据行商接受毛料份额的多少来签订购茶合同，此法“成功地把准备下季运来市场的毛织品的八分之七脱手”。接受此交易方式，行商可以得到一些附加好处，诸如来自英方的大项购茶合同和信用放贷等。合同要预先签订，为下年预订份额和价格。国际贸易中，物物交换比物钱交换方式要退步，此方式曾作为白银对华出口的辅助，后来随着白银减少，此方式功用放大。这种“易物”方式得到英国官方的特别鼓励，因为可以减少英国受制于他国的白银输华量，而对本国毛纺织产业有巨大的稳定的刺激作用，且保证英国的茶叶供应，乃一石数鸟的招数。1772年2月的合同规定，毛织品分成8份，除瑛秀承担2份外，其余6位行商各承担1份，并以每份毛织品对应一定数量、品种、价格的茶叶。历年合同，也偶见不单与毛织品，还与其他商品挂钩的现象，如1795年就与英国输华的锡配售。但此类情况少见，基本还是仅与毛织品挂钩。捆绑交易的制度化，使其成为英国促销毛织品的重要手段。捆绑商号基本固定，小有变迁，英方的东印度公司自然不变，变化的是中方的行商。1811年为来年预订合同：毛织品分成22份，茂官承担4份，沛官、昆水官各3份，章官、鹏年官、西成、人和、鳌官各2份，发官、经官各1份。约略见及行商资本的大小之别。1813年的配比，沛官和茂官的份额有了互换，其他依旧。1818年的配额是：茂官、沛官、潘启官、章官、昆水官各3份，鹏年官、西成、人和、鳌官、发官、经官各2份，另有未指定的1份作为机动。整合数据分析，份额和人员大致稳定。

价钱是买卖中的博弈主轴，中外商人围绕价格扯皮不断。1764年3月，广州毛织品每码进口价银：绒布特级1.85两、上等1.3两，纱罗绒1两，丝绒0.9两，粗地毯0.45两，精萌菇莲绒2.9两，粗萌菇莲绒1.4两，公主绒1两，法兰绒0.25两，提克伦堡绒0.2两；每匹进口价银：长毛绒33两，哆罗绒14两，阿尔平绒20两，斜纹绒8两，长厄尔绒6.8两，羽纱36两，呈现一份详细价目单。依据到货时间、货品质量等，价格有浮动。例如，该年延迟至10月方才运来的货，难以说服承销人，违约方只能责任自负。改成捆绑制后，虽说弱化了寻价议价，也不乏价格拉锯战。1776年，毛织品被压价，英方强硬回应中方，所购武夷茶每担必须降价1两银，否则呢料加价；行商不愿意接受第一个方案，只得接受毛织品加价。第二年，中方还以颜色，行商联合要求呢料削价，英方坚执中方无权干涉英国货价，中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你的商品不降价，权不我操，那么我的商品我做主——茶叶提价。

专营制度是双刃剑，经销商在利润独享的同时也风险独担。1780年，“裕源行”“泰和行”出现巨额“商欠”，由于毛织品等实行代购代销，又往往是赔本买卖，年深日久，积欠愈甚，几乎所有行商都欠英方的钱，剔出有还债能力者，英方向两行索赔元。广东当局向朝廷奏报，朝廷决定采用折中办法：外商放债，有违清政府中外商人间不许有借贷关系的规条，理应“追银入官”；但为示怀柔远人，还是赔付，只是利息只能加倍计算，不认复利。由是，两行变卖家产后仍不敷，当局只得下令余款由其他行商联名具保，分10年摊赔，并允提取“行用”还款。“行用”最初是行商分抽羡余作办公养商之用，此时变成归还商欠的来钱。此例后成制度，凡行商拖欠外债无力清还时，从“行用”余利中找补。

作为中间商，行商不仅对外商，而且对下游接盘的中国商人都有亏欠。1820年，“昆水官欠了中国商贩债款”，同时欠下外商鉅款。内外交逼，只好将赊卖的羽纱降价，以便尽快回款还债，一买一卖之间亏损两纹银。总计下来，昆水官连本带利负债共计40万银两，无力偿还，只得援例由其他9位行商具结承诺5年内偿还。事毕，英方才和中方签订下季合约。昆水官活生生被毛织品拖累破产。数年后，章官亦步后尘，其份额被其他行商瓜分，章官对受到的惩罚感到“非常愤恨”。中国行商与英国公司有一个转势，中方的话语权愈来愈弱，英方的话语权相应增大，从微观指标上反映出国势的转捩。英方甚而提出指派一个行商来担任羽纱销售的唯一代理人，此谋未遂。又提出由茂官和沛官两位“老资格行商”来专理，两人担心独占会触犯众怒，末了达成的妥协是，两位行商负责销售羽纱，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以免内讧。东印度公司还提出额外索求：期望“拥有新商馆……甚至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实际上会有一个小岛”。由毛织品引出扩地甚而试图在华拥有岛屿，已经不单纯是经贸的事了，此为鸦片战争占领中国领土的先声。不仅如此，英国还认为，除非达成一项有利条约，英国的毛织品等对华出口难有增长；又提出开放上海口岸，以便利英国“毛织品出口”，使得毛料与条约、开埠扯上关系。

四关税走私

外货入关须缴关税，清朝早期税率不规范。1699年，粤海关监督要求预付毛织品税银800两，根据合约此税由购买人支付，当时情况使英商不得不先代洪顺官垫付（洪有官司未了）；不久，海关监督要求另交税银1000两，英商质询后无奈只得重复“纳税”；不料，海关又要求再付2000两，不断增多，难有止境，为了万里之遥运来的货物能够入关，外商只能乖乖付款。不过，随着进口量增大，海关的规矩操行略有章法可依。1724年，广州关税由中国行商缴付，税率为粗宽幅绒每码征银1.04两，精宽幅绒每码2.06两，猩红色宽幅绒每码3.26两，长厄尔绒每匹8两，花绒每匹9.8两，税率加增，但明白公示。1757年，长厄尔绒每匹征银9.5两，增幅不小；而1759年，长厄尔绒的公司售价每匹不过是7.5两银，关税居然超过初售价，委实令人咂舌。1798年税银下降，羽纱每匹公司售银27.5两，关税和费用10两，市场价格40两；长厄尔绒每匹公司售银6.7两，关税等1.3两，市场价格9两。有了盈利空间，税率变动剧烈。

上列系正税，还有陋规，合法与营私杂掺是前清税关的特点。例如，海关则例中有“担费”一项，属合法，实际征收却往往超过法定数目，一匹哆啰呢约为48斤，应纳“担头费”7分2厘，实征则因人因时而异。“行用”本属行商专用，却是“军需出其中，各商摊还洋货亦出其中……此外尚有官吏之需求，与间游之款接”；中方对此也不隐讳，答复外方“行用”也“作为清剿海盗军费之用，供应转送北京的钟表及其他机械玩具，加上其他缴付政府的费用等”。用途的无节制，势必带来征收的加增。1801年，粤海关监督佶山提出将征缴范围扩大到毛呢等，激起外商激烈反弹，声称呢羽等货“本重利轻，向例不抽行用”，并警告行商，若支持扩征，当拒绝买卖。此时，清朝呢羽的正式关税每年有数十万两银，若因“行用”导致正税减少，反而不值，清政府只好在扩征名单中减去呢羽。

征税面临偷逃，缉私不仅成为中国海关的功课，也获得东印度公司等“正规机构”支持，因为走私货也对其形成冲击。1802年，“非法运入的羽纱”达到12000匹，引起公司注意，据情报，公司职员与散商以及美国、普鲁士、荷兰人等都有参与。走私同时对守法行商构成打击，其逃避关税，得以低价入市，使合法纳税的货物比较价格抬高，潘启官算了一笔账，公司的羽纱，均价每匹约32元，加上捐税达48元，而走私货每匹售价大部分是20—22元，价差一倍多。

走私犯们十分猖獗，布下出口与再出口的跨国矩阵，美国的“波士顿人和费城人都是能干的走私者”，在伦敦有代理人，产品“模仿东印度公司的包装、商标及其他任何突出的特征”，走私商福士(R. B. Forbes)传授经验，“不能做任何与东印度公司不同的东西。因为它会使得每件的销售单价减少1美元，因为它会让乡村商贩轻易地把我们从公司的货物中剔除出来……而且那些仿冒货品，纸包装上即使是最细微的标记也要撕掉……纹章等应该一模一样”。这些人在国际贸易中充当了“地下搬运工”。由于伦敦是国际毛织品的货源地和欧洲的融资中心，于是，美国“帕金斯洋行”总代理潘恩（F. W. Paine）迎娶帕金斯的表妹，以便定居伦敦。他最大的毛呢供货商是利兹的戈特（B. Gott）,戈氏是“出类拔萃的呢绒商和欧洲十个或者十二个最大的雇主之一。1821年，潘恩向戈特下了28000英镑的订单，是戈特在这个时期接到的最大订单”。而“邓恩洋行”也是经营英国毛纺品的大户，其合伙人亚彻（J. Archer）的父亲“大概是经营这项贸易最大的美国商人”，他与利物浦的布朗（W.J. Brown）有密切关系，“而布朗兄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地位的相互交错的合伙人关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在大多数美国重要的港口、伦敦、利物浦和其他地区都有联盟商号。他们在纺织品产区也有家庭联系，利兹的詹姆斯·布朗公司为亚彻生产呢绒并将之运给邓恩洋行”。在亲缘与地缘关系的密织下，它们成为早期的跨国公司。

这些走私商们适应性强，善于钻营。按规定，即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只能购买在伦敦染色的呢绒，走私商却径直从利兹进货。这一时期，利兹在纺织技术上已“取代诺里奇成为毛纺织业的中心”，走私商从货源上就比东印度公司占了便宜。在中国一方，走私商还获得个别行商（如浩官等）及众多行外商人的支持，并享有航运优势，水手少，航速快，且可以随机调整贸易策略及目的港口，运作更富弹性。

五亏本因由

英国曾寄厚望：“在中国，每四百五十人仅消费一码英国羽绒。如果认为建立更广泛的新关系会使消费增加三倍或十倍，难道没有道理吗？”然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毛织品输华，自始就不畅，早期的呢绒被华商讥评“粗糙，无人需求，也无人过问”。1715年，外商抱怨：过去几年的毛织品“相当的数量仍留在货栈里”，结论是“承认英国的毛织品是滞销货”。这对英人确是残酷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1724年，长期堆放在广州仓库内的呢绒发现被虫蛀得厉害，只能折价处理。1739年，英人被迫以低价出售长毛绒；更糟的是，两年前留下的花绒仍没有售出，只得折本卖出。1755年的盈亏细数是：双幅细绒亏13.5%，凸花地毯亏55.5%，长毛绒亏12.5%，羽纱亏13.7%,哔叽亏21.4%；只有长厄尔绒盈利25.6%，王子绒盈利3.8%。而所谓盈利，尚不包括“其他开销”。1795年，毛织品在华亏损1.5%，第二年扩大至9.3%，使赔本成为大概率事情。1803年，毛呢在英国各项输华品中占比最大，亏空也最多，加上运费等估计亏17%。是时，欧洲发生战事，本以为运量减少价格会坚挺，不料，仍以蚀本收场，就连直至1794年都没有出现过亏损的长厄尔绒在这年也价格下跌。入华毛织品的年均亏银，1775—1779年是23788两，1780—1784年是22456两，1785—1789年是26284两，1790—1794年增至两，1795—1799年更攀升到年均两。进入19世纪后，情况仍没有改观。1806年，在所有英国产品中，毛织品仍然占比最大，亏得最多，核算下来的结果是，按船上交货成本亏损近7%，还不包括运费、保险、佣金、利息等花费在内；而未包括的费用相当高昂，据1820年核计，船上交货价值镑，保险和运费则为77407镑。滞销如影随形长期伴处，降价成为无奈的选择。1829年，特等宽幅绒每码比上年降价0.1两银，长厄尔绒每匹降0.2两银，羽纱每匹降1.5两银。全线产品无一例外价格走低，尤其是过去或有盈利的羽纱跌幅惊人，1828—1831年间降幅高达31％。

既然毛织品在华销售长年亏损，为何英国等还要输入？原因在于：英国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唯一能够拿出换购的本国主流产品，就是此物。这既是国情使然，也是倾力发展、着眼于国计民生的必选项。早在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毛呢即占英国出口总值的81.6％；到17世纪，英国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靠毛纺织业为生。恰如来华大班所说：“毛织品是公司不得不输出的货品。”英国政府代表也承认：此贸易是东印度公司“强加于中国者”。清朝官员对此也有认知：呢羽等货系“该国王本钱，名为祖家船”。说是英国国王的本钱未必，但却是英国朝野投注的老本。嘉庆皇帝一语道破：“夷船所贩货物，全借内地销售，如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中国无需，彼国亟需，贸易错位由此铸成，中英贸易的不平衡与生俱来，导致倾力输华毛织品的亏损势必常态，东印度“公司所要求的主要是数量，而不是利润”。这种不图盈利意在旁门的营销模式在国际贸易中实属罕见。

对清王朝来说，居首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对舶来品容量有限。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给英王的敕书言称，“天朝”的“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置办物件”。再加上超经济强制，如嘉庆十五年（1810），英方对随意加增陋规向广东当局申诉，得到的回答是：“佥谓洋人无利可获，或可杜其偕来，遂不许。”更有其甚，“苏州向为英国毛织物之最佳市场，当裕谦任巡抚时，曾颁布文告，命令所属司员及其眷属，一律不许穿着外国货品，而鼓励穿着土产织物。此事发生在三四年前，对英国毛织物贸易为一沉重打击”。清朝官员还利用“官权”强行以“半价”收购毛织品，回北京时，“他会在一个比广州更好的市场上出售，那里的气候会更适合穿呢绒，而且那里的市场不接待外国商人”。受清朝独口贸易政策制约，广州是进口终端，却不是消费终端，“毛料在中国北部更为需要，那里几乎和欧洲北部一样寒冷刺骨”。由是造成，毛织品的进口与消费跨区延长，销售路径遥远，加增售卖环节，推高成本价格，并使经销商与消费者隔膜，“从广东进入内陆必须经由陆路，我们的纺织品运输不畅，大量滞留，费用和关税使价格大幅上涨。因此对中部和北部省份的居民来说，我们的纺织品太贵，结果自然导致欧洲呢绒的消费仅为本应有的百分之一”。有不少时间，除羽纱盈利外，多数毛纺品亏本；而羽纱略有市场，说明轻薄面料在广东等南方气候炎热的地区稍有销路。但总体上看，“英国羊毛(织品)在英格兰船只所停靠而位于亚热带的广东就卖得不好”。还有天灾人祸的影响，1793—1794年贸易季，因“黄河沿岸水灾，故毛织品在内地销路停滞”。道光二年（1822），造成市场困窘的原因是北部及中部“洪水为灾，财富受到巨大损失”。战争的破坏自不用多言，嘉庆十八年（1813），“由于叛乱蔓延于扬子江流域……波及五个省份”，内战阻断了商道。突如其来的变故更令人难于应对，道光二年，广州商馆仓库遭大火，其中主要是易燃毛品的损失，火灾使宽幅绒损毁9024半匹，长厄尔绒损毁98685匹。此外还有服饰因袭，“因为中国人在衣料上的选择范围太广了，他们有丝绸、棉花、外加两三种易于加工”的植物纤维。毛料在中国丰沛的衣被材料中只是细枝末节的补充，对既有的纺织品远远谈不上替代。毛织品在西方算不上奢侈品，是日常穿用，远距离出口中国后价格奇高，有资格享用者主要是官绅阶层，消费人群狭窄，即或在上海开埠后，进口毛呢也“售价昂贵……因此门售业务不大”。

对外方而言，由于市场竞争恶化，只得低价走量，质量难有保障。“质量为数量让路是英国制造业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东印度公司）董事部是鼓励进行倾销政策的，但他们受到警告，因为英国毛织品不仅在质地及精细度方面极其低下，而且尺码不足”。1803年，因经不住连年亏损，公司决定发送每匹便宜2先令的低档货8万匹，被行商察觉，“恳求不要再运这种低级货来，因为它对市场上的标准等级品是有损害的”，行商控诉“多年来已受到毛织质量量日益低劣的损失”，赔率高达10%—40%。英方则威胁，若要保证质量，必须提价。最后，行商屈从增价，但坚决要求一定要恢复质量。英国毛织品难以实现质优价廉的终极追求，也与竞争激烈直接相关：既有来自俄国的抢生意，俄国离中国毛织品主要消费地点的北方更近，即使在江南，“那里买英国毛织物的人如果有一个，买俄国毛织物的就有12个”；也有西方国家间的角逐，除了法国、美国等大国外，比利时“也在开始侵夺英国毛织物的市场”；还有不列颠商人群体之间的竞争，前有公司成员“优待吨位”的贩运，后有散商的走私，骤然增大早已消化不良的市场容量；更有来自衣被产品之间的抵销，英人坦承“无法与中国的丝织品竞争”，时有新品毛绸试销不顺，其因在于中国有一种“丝织物和它差不多，并便宜得多，当然宁愿采用它”。西商对中国民情也了解不够，毛织品“不适合做衣服或装饰之用，尤其是那些杂色的天鹅绒更难销售”，中国人传统上多穿蓝、黑、灰、褐色，鲜艶色调的很难受到青睐。此外，中国社会高度阶层化，服色有严格限制：公、侯、伯及一品以下各等官，黄、秋香、玄、米等色都不许穿。官员禁忌如此，普通民众服色讲究更多。1821年，英国运入“一批朝霞色的长厄尔绒”，因色彩不对被拒；转过年，又“有一批杂色绒不适合于中国市场”。中西方毕竟物候差距极大，种族肤色不同，使得某些货品不能适销对路，英商曾运来新品，其中的凸花绒受到吹捧，利润高达24%；但此类受欢迎的新品在外方是误打误撞，同时运入“有间条和花点的羽纱，每匹只售18两，差不多低于主要成本50%”，境遇相反。

到鸦片战争前，毛织品输入呈现锐减的局面。原因之一是，棉花经济的崛起。18世纪晚期、19世纪前期开展的工业革命，建立了棉纺织大机器生产体系，缔造了新时代的英国经济基础和出口产品，改变了国家与区域之间的实力平衡。棉布的普及是世界性的，即使在西方，羊毛称雄的故事也变成了棉花称王的情事。1828年，一位英国工厂主言称：“毛纺已无影无踪，麻纺也差不多，普遍使用的原料变成棉花，棉花，还是棉花。”话虽说得绝对一些，但绘出了大势。因为，一方面，从入华毛织品来看，似乎不完全支持此论断：1827年，西商运来毛织品价值是元，1828年是元，甚至增加；1831年减少有限，是元；1833年是元。但另一方面，在1819—1821年间，英国的机制棉纱有三分之二卖到国外，增幅最大的正是东方市场：1814年时，只有不到100万码棉布运往苏伊士以东港口；到1830年，数字上升到5700万码；1870年，增长到14.02亿码，或者说相当于英国出口总额的43%左右。棉织品对毛织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替代无可阻拦。此外，还发明了混纺。早在16世纪下半叶，英国就已经出现“棉毛交织衬里布”的新织造；1804年的中英订货合同中即包括“半棉毛”的宽幅绒；又出现丝毛混纺的“丝哔叽”，据称“质坚耐久”。混纺结合了各种原料的优长，也预示着纯毛的萎缩和其他质料的长进。据研究，毛纺织业的机械化比棉纺织业整整晚了三十年以上，“毛纺业直到1811年仍以乡村手工工厂为主体”，棉进毛退是机器代替手工而划出了一个时代的分界，遂牵动出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引出机器制造、蒸汽机与电等新动力以及煤、油等新能源的大量使用，进而牵拉出产业比较优势的解构与世界经贸体系的重构——东方对西方的传统技术优势不再，旧的洲际物流格局被打破，西方成为世界市场的新霸主。

毛织品输华减少的另一原因，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在1833年的废止。毛织品长期亏钱不减量的营销模式源自于茶叶是国民亟需，英国必须保证且不断增大茶叶的购进；但清政府要售出茶叶，又需要匹配购买英国毛织品，这是输入茶叶的联带，出口成为进口的附着。待公司专营权结束，茶叶实现自由交易后，毛品交易没有了茶叶支撑，自然应声萎缩，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扫荡。毛织品对华进口，1836年是匹，价值镑；1838年是匹，价值镑，较上年下降三分之一；1840年再无复振，是73766匹，价值镑；1841年颓势加剧，只有31997匹。延捱到1844年，英国驻华代表感叹：“英国毛织物贸易并非新贸易，而是一种极老的贸易。……与一切旧事物一样，现在已经过时了。”据1871—1947年的资料，在中国进口的大宗货品中已完全不见毛织品的踪影了。

作者郭卫东，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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