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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解析

轻途社 文/H喵 图/H喵

在本文，您可以了解到以下内容：

什么是茶道？

日本茶道的形式与现代中国茶艺有什么不同？

日本茶道的起源、历史

中国对日本茶道文化的影响

日本茶道如何变得不同

日本茶道对日本的反向塑造

茶室与茶具

日本茶道的美学简述

茶叶初传日本时被称为“茶湯”或者“茶の湯”，直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茶水”。到了公元11-14世纪（中国宋元时期），随着饮茶形式多样化，人们开始更加关注饮茶时的环境、器物等外在因素，并在此之上演变出诸多饮茶仪式。而公元14-17世纪时（中国明朝时期），日本的茶人在前人技法和仪礼的基础上融合了佛教禅宗思想将饮茶活动上升到了精神追求的层面，并提出“佛法应在茶汤之中，反过来茶汤中亦包含有佛法”的主张。茶道的说法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我们可以将茶道理解为饮茶活动中一切形式、礼法和精神的总和。

图：茶道的内容

日本本身并无饮茶的习惯，日本茶是中国茶在唐代漂洋过海传播过去的。因此，日本茶道的饮用形式也继承自中国传统的饮茶形式。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饮茶形式与我们现今所熟知的“撮泡法”饮用形式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日本在茶叶制作工艺上有独立的发展创新。这就导致在今天看来，日本茶道与中国茶艺在形式上的巨大区别。

中国最早的食茶方式是生嚼、汉朝时发展为生煮。隋唐时期发展出使用经过加工后茶叶的制作茶饮的痷茶法、煮茶法和煎茶法。宋朝时期又进一步发展出点茶法。至明朝时期，在炒青工艺的成熟和政治上力推清简之风的共同作用下，撮泡法大面积取代了之前的饮茶方式，并一路发展延续至今。

日本茶道并未经历过生嚼生煮的阶段，而是直接学习唐代的痷（通“淹”）茶法、煮茶法和煎茶法，之后又学习了宋代的点茶法。但最终只有煎茶法和点茶法被保留和继承发展了下来。其中传统的煎茶法在17世纪被永谷宗元发明的青制煎茶制法取代并独立发展，在日本又被称为“煎茶道”。广义上的日本茶道包含二者，但一般情况下所说的日本茶道默认为使用点茶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抹茶。

无论是“青制煎茶制法”还是“点茶法”都与中国现代采用的撮泡法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

青制煎茶制法的区别稍小一些，最终饮用的形式都是泡制。但其不是用炒青的方式而是采用蒸青的方法来处理茶叶。所谓蒸青是指使用蒸煮的方式处理茶叶，以达到停止酶的氧化活动的目的。相比于炒青，茶叶本身更加翠绿，但在口味上却稍逊一筹，也更加不耐泡。

在点茶法上，即使和我国的点茶法相比较，区别也要大得多。我国宋代四艺之一的“点茶”使用的是团茶，也叫饼茶，就是我们今天喝普洱或者黑茶时遇到的那种茶饼。点茶时，将茶饼碾成粉末后置入碗中，而后加热水并用茶筅打至稠滑状，成茶为褐色。而日本茶道则使用鲜茶叶，经过“箦下十日、蒿下十日”的遮光栽培，收获当天蒸熟后立即晒干，之后直接在石臼中研磨成粉。点茶时直接取用，成茶为翠绿色。

公元8世纪，处于平安时期的日本正在积极学习唐文化。被日本派遣到中国学习的人被称作遣唐使，而在遣唐使中有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是远渡重洋来中国寻求佛法的僧人，也被称作学问僧。而唐人饮茶之风，始于寺院僧侣。因此，关于日本茶道最初的故事，都与佛教僧人有关。据传，公元805年学问僧、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从中国带回日本最初的茶种，并种植于比叡山山麓并一直延续至今天的日吉茶园。而正史中第一次明确提到茶叶则是在公元815年，《日本书纪》记载了弘仁6年（815年），嵯峨天皇在近江国滋贺巡幸归途中，大僧都永忠献茶的史实。嵯峨天皇对茶的味道很是喜爱，下令在京都和近畿地区广泛种植并向皇室进贡。此后茶叶经常在彼时的日本文学中登场，足见茶叶受当时到了日本贵族阶级的喜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饮茶的习俗被日本人所普遍接受，茶仅仅是贵族附庸风雅的道具。随着唐朝的衰落和遣唐使制度的废除，日本对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的仰慕之情逐渐降低，对茶的热情也就随之下降。从国风文化到来的十世纪开始，饮茶仅在被称为“季御读经”的宫中特殊礼仪中被传承下来，茶在日本的历史近乎陷入中断的状态。

十二世纪末，正值日本镰仓时期。日本临济宗祖师荣西，从中国带回了禅宗，也带回了中国宋朝最新的制茶技术和饮茶方式。《吾妻镜》记载，建保2年，将军源实朝因宿醉痛苦不已，荣西献茶治疗，结果源实朝不久后即恢复健康。荣西藉此机会，将自己撰写的在宋朝学习的关于茶的部分的书籍《吃茶养生记》赠送给将军源实朝。书中记载“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此后，在日本沉寂了约两百年的饮茶之风得到了迅速发展。当然，这之中除了茶叶自身的药用价值外，禅宗的快速发展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图：荣西

十四世纪，茶叶从寺院传到武士阶级，再传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中。镰仓时期后期成书的佛教故事集《沙石集》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一个放牛人看到一位和尚在喝茶，就问他能不能尝一尝。和尚回答说，我喝的茶是一种药，有三种功效。其一助眠、其二助消化、其三抑性欲。放牛人听完说着不想吃这样的药，便跑了。这个故事中放牛人并没有成为一个爱茶人，但却暗示了此时茶叶已经从寺庙来到了普通人家。茶叶已不再是一种药，而是一种用来饮用的饮品，有百姓作为土壤，饮茶文化就这样在日本生根发芽。饮茶之风的快速传播增加了茶叶的需求，于是茶叶产区和产量也迅速扩大。渐渐地茶叶产地论和等级论应运而生，于是一种名为“斗茶”的娱乐活动也随之流行起来。《太平记》中就记载了南北朝时期的大名佐佐木道誉用从中国海运过来的工艺品（唐物）装饰自己的宫殿，而后在其中举办设有豪华奖品的“斗茶会”。到了十五世纪，茶在日本又有了两大发展。首先是名为“茶会”的以茶为中心的宴会形式的诞生。《饮茶往来》一书中第一次记载的“茶会”一词，并且这种形式已经无限接近于后来茶道文化中茶会的形式。其次是根据《君台官左右帐记》中记载的足利幕府建筑物的描述，其中已经出现了专门制作茶的房间，同时还标注了这个房间的陈设物以及制茶道具。以上两点说明在这一时期，茶叶已经逐渐从单纯的个人喜好的饮品开始演变成具有独有思想和形式的饮茶文化，同时说明职业的制茶人已经出现。

有了这样的基础，从十五世纪末开始到十六世纪末，日本的饮茶文化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出现了与华丽的唐物道具装饰的、热闹的茶会完全不同的饮茶方式。这种方式使用朴素的日本国产道具，伴以连歌等日本传统诗词，追求日本特有的缺憾之美的茶会。这种显得有些寂寞、冷清的茶会形式被称为“侘茶”。而它的出现，标志着日本茶道的建立。这其中，出现了田村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三位茶人，他们对日本茶道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田村珠光的《心之文》中阐述了饮茶过程中心灵的问题，提出“佛法亦在茶汤之中，反之，茶汤之作亦有佛法”的观点，完成了日本茶道从追求形式到追求精神解脱的蜕变，进一步提升了茶的格调。武野绍鸥在繁荣的贸易都市堺市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居民，年轻时曾向连歌大师三条西实隆学歌，他将连歌“清冷淡泊”的美学引入茶道之中，深化了珠光茶道的内容。最终完成日本茶道的千利休也是堺市的居民，彼时也在绍鸥处学茶。在千利休看来，茶不仅是药、是饮品、是追求精神解脱的道具，更是人与人心灵交流的渠道。为此，利休摒弃了茶道一切与“游戏”沾边的元素，同时从自己审美出发，提出了“清、寂、和、敬”的精神理念。“和”提倡平等和谐；“敬” 是指尊敬长辈、敬爱朋友；“清”指洁净幽寂，心平气和；“寂”则指抛却欲望、闲寂幽雅。同时发现或创造了长次郎茶碗等一系列具有侘寂之美的饮茶道具，表现出茶道自出现以来从未有过的独创性，成为了“侘茶”也就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利休的茶道被其弟子和后人分化成“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的三个流派，被称作“三千家，之后茶道文化不断传承发展至今。“三千家”也开启了后续日本茶道的发展之路——流仪化。以“三千家”为基础，日本各地不断涌现出具有不同特点的茶道流派，这些流派有的传承发展至今。

图：千利休

十八世纪的江户时期，由于以元禄文化为代表的庶民阶级的崛起，都市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各类文艺活动都有着越来越多的簇拥群体。因此，日本茶道在这一时期开始重新引入游戏元素，逐渐演化成民间艺术的一部分。这使得饮茶的人数得到指数级的增长，一位教授茶道的老师往往有着大量的弟子，茶道中的家元制度便在这时诞生。

到了明治时期，由于此时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在西方文化的打压下，日本茶道开始出现衰退。为了应对这样的衰退，日本的茶道流派再一次开始去游戏化的进程，转而宣传茶道是对日本国民性的教养，同时引入了适合桌椅板凳的饮用形式以适应时代的变革。最终茶道被获准加入女子教育的行列，并以此在战后走向了复兴之路。

阅读日本茶道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本茶道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华文化深厚地影响。甚至可以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日本的茶与中国的茶没有什么区别，本质上只是日本人把在中国生活时的习惯带回了日本而已。那么中国对日本茶道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又如何推动日本茶道的进步？

物质基础很好理解。日本本身并不产茶，日本茶的茶种来源于中国，茶具以中国产为上佳（在日本被称为唐物），茶叶的处理、烹煮技法也来自中国。这种物质供给在唐末基本中断，又在宋朝时再度兴起。日宋贸易为日本从中国带回了大量的瓷器、茶具，为茶道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物质上保证。在那个时期，日本上流社会的“斗茶”仪式中对茶水的比较只占一半，另一半则是直接比较唐物，比较谁拥有的唐物数量更多、品相更精美、出身更名贵。

驱动力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为了方便认识，我们可以简单认为“我要变强”是内部驱动力；“我要变得和他一样”是外部驱动力；二者可以相互转换。日本茶道在一开始明显属于后者。“弘仁茶风”的最直接原因还是因为日本对中华文学的仰慕和学习。在当时，饮茶习惯始终只停留在寺院和贵族之间，也是因为这两个阶层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最大的同时，也有足够的水平接纳一种外来文化。当唐帝国不可挽回的走向衰落，茶在日本的命运也随之变得暗淡。后来荣西从中国再度带回了成为“药”的茶，在这种外部驱动的影响再加上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已经有了足够消化茶文化的能力，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才开始逐渐变成内部驱动力主导。

有一种宗教对日本茶道的影响不可不谓之巨大，那就来自中国的“禅宗”。在印度本土，佛教至十三世纪基本绝迹，其过程大致分为小乘佛法时期、大乘佛法时期和密乘佛法时期。中国的汉传佛教继承了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唐代时蜕变成了“禅宗”。宋代时禅宗兴盛，包括荣西在内，不少日本僧人来中国学禅。荣西更是直接在日本建立了日本天台宗，但在当时受到已形成相对稳定势力的真言宗和华严宗等佛教保守势力的排挤，被迫转赴镰仓。为批驳佛教界的保守势力，荣西撰写了《兴禅护国论》。主张兴禅可以护国，把修禅说成是一种公益行为。此举得到了幕府势力集团的认可与支持，此后禅宗在日本大行其道。镰仓时代后期，日本各地禅寺林立，更是进入了武士阶层和寻常百姓家。

到了安土桃山时代，在茶文化日本本土化的过程中，被誉为茶汤之祖的村田珠光先是跟着能阿弥学习插花及中国器物的甄别与鉴赏的方法，然后又跟着大德寺著名的一休和尚学禅。后来将禅宗思想引入茶道，开启了日本茶道的改革之路，禅宗思想可以说是珠光改革的精神源泉。而被誉为茶汤中兴的武野绍鸥起先沉迷日本的连歌艺术，在当时连歌的权威三条西实隆处学习。而后返回家乡堺市，在南宗寺禅僧大林宗套处学禅，并在大林宗套处首次了解到“禅茶一味”的思想，并将其活用到茶道活动中。而武野绍鸥的徒弟日本茶道的大成者千利休也在禅僧笑嶺宗訢处学禅，对千利休的茶道给与了很大影响。由此可见，茶道的发展与源于中国的佛教禅宗思想有着莫大的关系。

本土化后的日本茶道与中国当时的饮茶文化在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上都产生了诸多不同。巧合的是，茶道本土化的时期也恰是中国明朝撮泡法登顶主流的时期，在饮茶习惯上已经与现代中国的饮茶习惯相类似。本段让我们先来简单列举和对比一下这些不同之处，而后在详细阐述让日本茶道变得不同的主要因素。

从外在形式上看。首先日本茶道的主要场所茶室就与中国传统的茶楼、茶馆有存在很大不同。第一，日本的茶室很小，仅为接待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而使用；第二，日本茶室一般不会建在闹市区，即便是在闹市区也十分注重周围的环境布置，引入深山幽谷的野趣。其次，中日之间在茶具的选择上也十分不同，中国的茶具样式丰富，造型华美，收藏价值高。而日本茶道的茶碗则更像是普通人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件，平凡无奇甚至歪歪斜斜。最后，在饮茶的仪式上，日本茶道不像中国那般呈现出一边倒的平民化趋势，而是走上了“注重环境、礼法严格、行为规范”的仪式化之路。

从内在精神上看。一方面，中日之间对待水的态度大相径庭。在中国，饮茶人更看重水的品质，以山泉水为佳，《煎茶水记》中甚至将水划分出细致的等级。因此在中国茶人看来，水是为茶最终的口感和味道服务的。而日本茶道则更加强调水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客人在进入茶室前一定要用水净手，以达成“洗净身心”的目的，以获得更为真挚的情感体验。可见水在日本茶道中是为精神体验服务的。另一方面，中日之间在饮茶这件事上的文化内涵也出现两极分化。中国茶文化随着市镇经济的发展走入寻常百姓家，休闲娱乐性质逐渐凸显，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幸福与愉悦感。而日本茶道在哲学性、思想性上更为突出，日本茶道中蕴含着日本民族特殊的审美取向和精神信仰。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饮茶这件事在两个国家走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呢？

在中国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为去奢靡之风、减轻百姓负担，于洪武二十四年颁下诏书：“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就是说，从今后各地进贡茶叶不再使用团茶（茶饼），而是改为直接进贡散茶。长久以来，散茶都是茶之下等，是民间百姓日常饮用之物。但有时候，往往最为简朴的却是最具真味的，茶就是这样的一种物品。使用炒青工艺制作出来的散茶，用其“自然本性”和“茶之真味”征服了明朝的士大夫和文人阶层，连皇室成员所著《茶谱》中也提倡泡茶清饮，中国茶风整体为之一变。从成书于明朝中期的《大学衍义补》中所描述的“今世惟阀广间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中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可以看出，至少到明朝中期，泡茶已经全面取代其他方式，甚至已经有人不知道还有末茶（抹茶）这种东西了。明朝的这一做法一方面使茶普及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逐渐与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相结合，成为百姓“开门七件事”之一；另一方面也就使中国茶艺与日本茶道相比，显得更加不艺术、不规范了。

而日本这边，则要从茶道中兴之人武野绍鸥上讲起了。比起其弟子，茶道大成者千利休，武野绍鸥这位师傅的知名度就要低了很多。但日本茶道之所以成为如今的样子，却是由他将日本连歌引入茶道开始的。村田珠光时代的禅茶，虽然开日本之先河，却并非是独一份，比如中国的峨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讲求禅茶合一。但连歌中“侘”的意境，却是日本独有的审美和精神，至今仍然是日本三大美学物哀、幽玄、侘寂之一。而“侘”之一字在日语中也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语义变化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关于这一点暂且放到后文再说。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将“侘”理解为“自然的、不完美的、不完整的”，同时也要知道这种解释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在《绍鸥门第法度》中对“数寄者”（茶人）有重要的一条要求，就是“所谓‘数寄者’，隐遁之心第一就须有‘侘’，要深解佛法深意，理解和歌之心。因此，武野绍鸥之后的日本茶道，在禅茶那种高深莫测的氛围之上，又加入了甚至只有部分日本人才懂的独特审美。而经过千利休后续的完善，日本茶道就这样变成了让如今的国人看不懂的样子。

不知道读者各位知道“坂上之云”么？它取自日本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名作《坂の上の雲》。作品描写了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时代氛围。“坡顶上蓝天若闪耀着一朵白云，那么就望着那白云慢慢的爬上坡去吧。”。坂上之云的时代正是中国、印度深深地沦陷于半殖民地的时代，也是日本被西方逼迫开国进而主动维新进行改革成为新晋工业国家并通过对华、对朝、对俄的战争获胜而得到西方世界认可的时代。在全世界都被当时日本所表现出的“勇猛”一面所惊叹时，一位名叫冈仓天心的日本人用一本全英文写作的《茶之书》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另一面。在那个全面西化的时代，冈仓天心通过《茶之书》第一个鼓吹日本不仅要以西方为实现现代化的范本，还必须对保持了东洋理想的日本思想与日本文化有所觉醒。

日俄战争之后，冈仓天心就对日本以残忍的对俄战争胜利而获得西方世界的“文明”认可心存戚戚，而其本人到波士顿美术馆就任后，反复出现在冈仓天心工作与生活中的茶与茶道成为其塑造优雅和平的日本形象的一大利器。在波士顿，冈仓天心经常通过一些面向民众的讲座介绍日本文化，尤其是茶道方面，广受波士顿妇女的欢迎。《茶之书》就来自于这些讲座的原稿。在《茶之书》的开篇，冈仓天心就写道——当日本于优雅和平的技艺时，他们（指西方国家）一贯视日本为蛮夷之邦；直到日本在满洲战场杀害了无数生灵，才改口称日本是文明国家。 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兴趣，也只是针对“武士道”——这项让日本军士对自我牺牲如痴如狂的“死的艺术“，却很少注意到代表“生的艺术”的茶道。如果必须要藉由战争的凶光，才能被视为文明，那我们乐于永远野蛮。 如果终有一天，我们的技艺与理念将受到应有的尊敬，我们也乐于继续等待。

在这之后，冈仓天心在书中向世界介绍了日本的茶道，以及日本茶道背后日本人崇尚“自然、和平”的审美意识。他提出了一种“虚”的概念来解释“无”，认为墙壁与屋顶所围成的空间即是“虚”。因此，房屋之所以可以住人是因为“虚”的存在，水壶之所以能装水也是因为“虚”的存在。“禅”的思想就是“虚”的思想，因此“禅”也可以从矛盾的事物中发现真理，从琐碎中发现意义。饮茶也是一种琐事，日本茶道的理想就是在人生琐事中发现有意义的禅学思想，寻找“虚”之价值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在描绘的中国茶艺的历史传承时，存在诸多理解偏颇之处。比较突出的误解是其将宋代茶艺的失传归因于蒙古游牧文明对中原文化的破坏。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民发现了对自身而言更好的饮茶方式，从而主动放弃了旧有的习惯。这一定程度上也展现出了《茶之书》的局限性，茶文化经过长时间、诸地域的传承与发展，早就不是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的说清的故事。

暂且不论日本的茶道先辈们对这个后生的观点是微笑着点头认同，还是生气地从棺材里跳出来破口大骂，但起码冈仓天心成功了。《茶之书》出版后在欧美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随即发表书评，盛赞以茶道为代表的日本艺术是高贵的艺术，认同书中对恶俗的物质主义的回击，可谓好评如潮。无论如何《茶之书》以茶塑造了日本的文化形象，在很长时间里，日本茶道也成为西方世界眼中东方茶文化的代表形象，茶道背后的禅的精神，也成为了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广泛认同之一。

在“侘茶”出现之前，日本的饮茶场所书要是书院造样式的座敷，是一个华丽而庄重的场所。但侘茶却偏爱乡土气息的草庵。草庵茶室追求远离俗世的山间清净的环境，用以追求远离俗世、在山涧泉边过隐居生活的高僧的境界。为此，草庵茶室用天然木材和粗砌土墙，采用茅草或稻草来葺屋顶，使用树干原本的形状来做立柱，天然草浆的纸来糊窗。

第一位将选择草庵作为茶室的人是村田珠光，他和后继者的武野绍鸥都主张“主客同品”的礼法，这和之前日本的饮茶礼法截然相反。在书院造时期，品茶十分讲究排场、注重身份和地位，因此书院造的茶室普遍用料豪华、装饰考究，面积也较大。而“侘茶”所主张的主客同品追求身份的平等，完全不考虑排场。需要注意的是，此种礼法并非是村田珠光首创，根据保留至今的十五世纪的画作，可以看到在那时，主客围坐的茶室茶礼就已经存在。这一点也很好的佐证了“侘茶”的出现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并非某个人和群体的一蹴而就。

不同时期的草庵茶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降低门楣和天花板的的高度，来降低茶室整体的高度。这一特点从武野绍鸥开始，而最终完善草庵茶室的则是千利休。千利休从渔船的拉门上得到启发，为草庵茶室设计了一个高73厘米，长70厘米的入口，位于房檐之下，被称为“躙口”（lin、四声）。由于入口的尺寸狭小，所有人都需要躬行、弯腰或低头才能进入茶室，这象征这降低自己的身段，放下社会身份，才能进入茶道的仪式。

草庵茶室内不摆设奢华的装饰，只有几个日常器具，室内设计简单，木制建筑为整体带来了平和的氛围，让饮茶者在饮茶的体悟禅意、觉悟自身。草庵茶室中最突出的设计当属壁龛。一般来说高 1.7 米，宽 1.3 米，四面成框，其设计理念参考了禅宗中的神龛，使茶室整体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设计美学。草庵茶室壁龛的漆涂不同与普通的壁龛，只涂抹了含有稻秸的壁灰。通常会在壁龛内放一个插有小花的花瓶，还挂有禅语或名家山水字画。这一习俗流传自寺院茶室，彰显出茶道与禅宗的紧密联系。

图：待庵（千利休）

虽说世人公认千利休对茶室的设计是侘茶代表的草庵茶室的完成形态，但也并非每一位茶人都认可千利休对“侘”的极致追求。因此千利休的后人和弟子们对茶室在各种细节上修改了设计，使茶室变得明朗又舒适。茶室又开始变得多样化起来了。

上图：燕庵（古田织部）；下图：孤蓬庵（小堀远州）

2.茶具

“侘茶”对茶室的考究转到茶具上时，可谓是有过之无不及。在“侘茶”出现之前，日本普遍使用中国产的瓷器饮茶，被称为唐物。这些茶具往往精美华丽，十分符合贵族审美，但放在追求“和敬清寂”的“侘茶”上，就显得格格不入了。为此，千利休在自己审美的基础上，选择各种来自生活中的器皿作为茶具，被称作“見立て”。解释为“并非是这个物品原有的用途，而是看起来像别的东西”，类似这样的物品。本来来自日本汉诗文学和和歌技法的用语。比较直观的例子是千利休选择了插花用的瓢箪作为盛水器。

千利休的“見立て”之后，在茶具的选择上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这就是“好み物”。直译过来是“心爱之物”，实际上是茶人根据自己的审美而设计，之后委托职业工匠制作出来的茶道具。此类道具会在名称之前冠上茶人名字，因此被称为“OO好み”。茶道在日本发展起来之后，各个茶道流派在日本各地纷纷成立。由于“好み物”可以更好的体现出流派的特点而具有传承的价值，因此而被越来越多茶室采用，并被沿用至今。

“見立て”和“好み物”的概念自始至终贯穿了以“侘茶”为代表的日本茶道在茶具上的选择，有着符合“侘茶”价值观的深意所在。“見立て”汲取了禅宗经典《圆觉经》中摩尼在掌的思想，唐物茶盏也好，新烧茶碗也罢。从实用角度而言，本质上就是一个盛液体的容器。无论其是贵是贱，都有着成为一件好物品的的潜质。即是是毫不起眼的普通茶碗，拿在手中吃茶时，就仿佛本来无色摩尼珠焕发出五光十色的光芒一般。任何器物皆可作为茶器，从而超脱器物因“人类知识”而被赋予的富贵贫贱符号标签。这正是禅宗的“唯识”思想。而“好み物”将这种思想从茶具更进一步的拓展的茶道本身。“好み物”是茶人根据自己对美的认识、对茶的理解而设计的茶具，本身就是茶人对茶道认识的体现，无分对错，也没有好坏，每一种方式都是饮茶，与器物和形式都无关。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心体会茶人对我们诚心的招待。

图：利休作 瓢箪花入

最后让我们来讲一下日本茶道的美学吧。我们讲了满满一篇的“侘”、“侘茶”、“侘寂”等等，相信有不少人感觉云里雾里、似是而非。那么“侘寂”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吗？作为日本独有的审美又是如何与禅的思想结合到一起并最终被茶道所引用呢？

日语中わび（侘び）与さび（寂）原本是两个单独的词，时代变迁二字所具有的文学意蕴、 艺术内核、褒贬情感等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至近代合璧为美学用语わび · さび一词，写作“侘寂”。因此わび、さび、わび · さび放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语义内核与表达维度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千利休所处的“侘茶”形成时期尚未出现わび · さび的用法，为最大限度还原“侘”的时代文化语境，接下来的内容统一使用 わび（侘び）、汉字“侘”来表示。

“侘”最早来源于日本的和歌之中。《万叶集》卷四第618首：“静静的黑夜，千鸟啼啼唤友朋，正是侘之时，更有哀之鸣”。“正是侘之时”（わびをる時に）的‘わび’所说的是以种寂寞无助的状态。在日本古代文学文献中，那时的“侘”指的是一种被疏远、被孤立、从而离群索居的寂寞与凄凉的状态，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消极负面的生活与心理。后来正在禅宗文化的影响下，“侘”之一字开始渐渐摆脱原有的负面消极的语义，逐渐的、微妙的转变为一种积极正面的语义。这种变化，是在禅宗“般若皆空”的思想催化下转变的。镰仓时代时，已经逐渐有人用和歌诗人藤原定家（1162-1241）的和歌“見わたせば 花も紅葉も なかりけり 浦の苫屋の秋の夕暮れ”这句描写秋天夕阳西下的风景的歌句来给“侘”做注解。在禅“万有一空，一空万有”精神的开示下，转化为“万有一侘，一侘万有”的概念，是日本对禅宗思想的本土化解释。万物都有空的一面，因此你看到了空就是看到了的一切。不知各位有没有看过《军师联盟》，里面的崔颖留给司马懿的那句台词可以帮你很好的理解代替了“空”的“侘”的含义。“心里看见了，就是看见了。这就是人间滋味”。

并非是眼睛直接看到的美，而是通过看到的美，窥见其背后完整的风情，看到自己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内心逐渐充实的状态。这就是日本茶道的“侘”之美学。

参考文献：《茶之书》冈仓天心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20《茶道六百年》桑田忠亲 北京出版集团 2016《冈仓天心_茶之书_与时代之研究》沈冬梅 2019《日本茶道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变化》尹娜 中国文艺 1994-2019合订《侘寂美学视域下的_器_场_空间环境研究》陆畅 鲁迅美术学院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