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产铁观音的安溪，为何成了最早搞电诈的“福建口音”？

 在安溪县境内，多处都挂着反电诈、打击偷私渡的横幅。摄影/本刊记者 徐天

福建安溪：一座小城的反诈17年

本刊记者/徐天

发于2021.8.16总第1008期《中国新闻周刊》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晚饭时分，空气里弥漫着中式小炒的香气，路边的饭店人声鼎沸。吴洋蜷缩在巷子的角落，不敢出声。几名男子紧追而来，找寻他和同伴的踪影。

自从偷渡进入缅北，他们俩就处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状态，胆战心惊度过了大半年，直到十多分钟前从那个“魔窟”逃出来。他们在异国陌生的巷子里飞奔，终于甩掉了“尾巴”，拦了辆出租车，报出目的地：中国国门。边防人员查问，你在缅北从事什么职业？吴洋说，KTV的酒水销售。多日后，他回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对家乡的公安人员吐露了真话，“我被骗去搞了半年的电诈。”

此时是2020年末，几个月之后，针对像吴洋这样滞留缅北的涉诈及偷私渡人员的劝返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铺开。包括安溪在内的许多县市都收到了上级下发的红名单，须在截止日期前，将名单上的人员劝返。

安溪是重点地区，需劝返人数一度高居国内第三位。作为中国大陆最早发生电诈案件的城市之一，过去的十多年里，许多安溪人成为电话那头操福建口音、行诈骗之事的电诈犯，安溪甚至一度被称为“骗子之乡”。

诈与反诈之间的反复较量，在这个小城从未中断。刚刚卸任安溪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的杜双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国正在采取的（反诈）措施，我们都采取过，大家遇到的困难，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安溪反诈正是中国反诈的缩影。

“纸醉金迷”吸引着年轻人

19岁的吴洋是怀揣着赚钱梦来缅北的。2020年3月，交友软件上相识一周的女生跟他提起，亲戚在缅北开KTV，招募酒水销售，每晚只需工作几个小时，每月工资8000元，另外还有提成。

吴洋和朋友都心动了。第二天，他们就启程前往云南省保山市。机场外有人接他们，开车到了边境，准备偷渡。全国各地来的一二十人，被蛇头带着，在中缅边境的大山里穿行。天色已晚，山路陡峭，人随时都可能坠落山崖。

一夜之后，他们到达缅北，被一辆车接进KTV所在地。大楼前，有穿着军装、背着枪的人把守，楼内只有三四间KTV，其他房间门锁紧闭。吴洋惊愕地发现，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水牢，里头的哀叫声断断续续传出很远。

看守给他们讲解接下来的工作，吴洋反应过来，这是一个电诈集团。他需要操作三四个手机，手机里只有一个不知名的社交App，看守说，许多玩网络赌博的人都用这个App。不同的手机注册App不同的账号，被拉进同一个聊天群，吴洋需要用话术打动网络那端的赌徒，“我今天在某某平台充了××元，赚了××元。”另几个号立即跟上，“我也是，我也赚了。”以此诱使他人到该平台充钱。

电诈在台湾兴起于1997年，又称为“台湾式诈骗”。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副教授郑震指出，2000年后，台湾诈骗分子潜入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诈骗窝点，实施诈骗活动，并迅速在全国发展蔓延。

安溪是福建泉州的下辖县，与台湾隔海相望，许多人从那时起走上了电诈之路。郑震以福建各地公安机关破获的128起电诈案件、抓获的345名犯罪嫌疑人籍贯作分析，安溪县独占大头，有146人。也就是说，案件受害者接到的电诈电话，有接近50％的概率，是安溪人打给他的。

电诈在安溪很早就呈现“传帮带”的趋势，甚至一个村都搞电诈，大家共同切磋，还有专门的“诈骗培训学校”及“诈骗点子公司”。村民对此的理解是，诈骗自古有之，两军对垒时常用，是一种谋略，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也仅是“骗骗人而已”，和偷抢并不一样。

安溪县委书记高向荣曾在魁斗镇看到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不少因诈骗等行为赚到钱的人物榜单。他非常不理解，“没感觉这是一种耻辱吗？”2017年，高向荣在全县打击电诈的大会上感叹，有的镇村不推不动、推也不动，干部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群众不以为耻、助长歪风。

电诈最猖獗时，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设在安溪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大大小小的团伙，每天用群发器不间断发送各类短信，“六合彩特码”“恭喜您中了大奖”“代办各种文凭”，等待愿者上钩。

对选择干电诈的安溪人来说，相较电诈，贫穷是更抬不起头的事。安溪曾总结过涉诈人群的基本画像：年龄小、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差。电诈之风刚起时，安溪尚未脱贫，年轻人涉诈，是因为想靠电诈挣钱。魁斗镇的一名村干部曾总结说，农户一年赚不到一两万块钱，年轻人吃不了苦，不愿干农活，出去赚钱也没什么本事，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很容易就学坏了。他们根本没想过，这是犯罪。

如今，安溪是全国百强县，2020年的GDP 是757.41亿元。县里的两大重要产业，涉茶总产值250亿元，家居工艺产业总产值超200亿元，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与这两个产业相关的工作。两大产业都因搭上了电商有了更快的发展。安溪有36个淘宝村，10个淘宝镇。县城里流传着不少做电商暴富的故事：现在开摩托，三个月后就可以开宝马；有人白手起家，现在月入四五万元；外省人来县城学做淘宝，两三年赚了一千多万元。造富神话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但与此同时，收入并不均衡，贫困人口在一年前刚刚清零，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吴洋一家人都在做家居工艺产品的加工，供货给工厂。吴洋学电子商务，毕业后开了网店，想将爸妈的加工产品销往外地。但网店销量始终平平，期待的一夜暴富并没有到来，他转而寻找其他工作，希望抓住缅北的“机会”改变命运。

几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年轻人也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出生于农村，家境一般，学历基本是初中、中专，子承父业、打工赚钱。

大北、阿威家都从事家居工艺产业，和吴洋一样，自家做产品加工，供货给工厂，后来做电商，但生意始终不景气。周振家有十几亩茶田，早些年，他随父亲做茶农，经历过百克铁观音茶王被炒到几十万元的年代。后来，铁观音价格回落，赚钱梦碎。他家的房子在安溪的山间，红砖垒的两层楼，外墙和二层都没有刷漆，一层的墙皮斑斑驳驳。家门外是土路、草丛，走几分钟下山才能看见公路。周振一直想赚笔钱，至少去县城买套房子，攒“老婆本”。

相似的经历，让他们都渴望去缅北寻找商机。年轻人去缅北，有的是奔着电诈去的，更多的，则是从社交平台、网页弹窗上看到招工信息，做厨师、送餐员、酒水销售，每月工资1.5万元左右，远高于他们在家乡的三五千元。今年年初，短视频平台曾广泛流传一段视频，低沉的男声说，“这里是缅甸北部，我生长的地方。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娇贵的小公主。”缅北的“纸醉金迷”深深吸引着这群年轻人，他们冒险偷渡，期待命运在缅北被改变。

缅北梦碎

命运确实被改变了，但不是朝着吴洋希望的方向。电诈“工作量的考核”每两周一次，如果没有拉足10名客户，要接受狼牙棍惩罚。更严重的，则接受电棍惩罚。吴洋因为任务不达标，被狼牙棍打过。他的朋友不服管教，大闹过几回，被电棍狠狠教训过。

被困在电诈集团，吴洋吃不下也睡不好，一心琢磨怎么能离开。工作手机里没有、，他就在诈骗的聊天群里观察，谁和他有一样的话术，再通过常用语缩小范围，确定某个人可能会是自己的朋友。

吴洋和一起偷渡的朋友就此接上头。二人反复商榷，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这天傍晚，看守们依旧外出拿饭，吴洋和朋友冲向正对后门的窗边，抓住水管，借力滑向一楼。后门是整栋楼唯一无人看守的地方，且能通向外面的大路。二人用尽全力飞奔，没有退路，终于逃离了这里。

吴洋的经历并不少见，很多年轻人被困缅北无法脱身。安溪县剑斗镇的党委书记易雷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镇里发现有一人在缅北失联，通过在东南亚做生意的同乡，拜托当地的商会找人，辗转找到了其疑似踪迹。中间人说，他是被蛇头以数万元的人头费卖给电诈集团的，如果要放他离开，他必须赚够这笔人头费，没赚够的话，需要交赎金。

在短视频等平台上，讲述自己从缅北逃离的人有许多，一个真实而残酷的缅北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戴永红指出，缅北主要指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和东北部的掸邦，中缅边境云南段1997千米，除了与德宏州相对的缅方一侧为缅政府控制以外，其余地州缅方一侧均为缅甸地方民族武装（以下简称民地武）势力所控制。

1947年，缅族精英与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签订了《彬龙协议》，建立联邦制国家，承认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原则。但在之后并未得到贯彻和执行，“大缅族主义”一直存在，遭到民地武的强烈反对，双方的冲突也就因此爆发。缅甸政府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长期爆发冲突，尤其小规模的战事冲突已是家常便饭。

如今，民地武势力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了缅北地区，但双方始终处于拉锯状态。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实践中心主任简琨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地武为了获取巨额军费，选择了走私、毒品交易、赌博、人口买卖等犯罪作为财源。这也导致缅北地区出现了世界罕见的局面，以准国家的形式支持犯罪。因此，各类犯罪长期盘踞在我国西南地区，屡禁不止、打击不尽。

简琨益说，刑事司法合作，有国家之间的，也有地区之间的。但如果要和缅北的民地武进行此类合作，则涉及一个重要外交议题，即如何定义民地武。据他所知，无论是我国国家层面还是边境省级层面，与民地武均没有签订此类合作条约。

除此之外，还有多重原因使得中国的电诈团伙在此聚集。简琨益在中缅边境走访时也发现，边民的国别概念较弱，管理始终是一大难题。尤其是一寨两国的地方，村寨一半在中国，一半在缅甸。村民说云南话、用人民币，手机信号是移动联通，手机支付用支付宝、，孩子上学、家人看病都要跨境来中国，很可能一家人里，哥哥姐姐住在缅甸，弟弟妹妹住在中国。

在文化背景相似、来往频繁的前提之下，电诈集团与缅北民地武更容易一拍即合，且便于偷渡。简琨益指出，他们彼此语言相通、文化相通、认识相通，“前者想找保护伞，后者想要客户，权力与犯罪很容易建立关联”。

缅北的人群也因此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有当地人，有与之来往密切的云南边民，也有被吸引前往的犯罪首领、中层以及马仔。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在缅北从事电诈的中国人有十多万人。另外，国内还有许多人怀揣掘金梦偷渡前去，从事服务业。但多位回来的人坦言，在缅北从事服务业，难以赚到预想中的钱。

针对犯罪分子及普通国人偷渡前往缅北并从事犯罪，中国能做的打击措施是有限的。简琨益说，具体的案件办理，一般需要借助云南警方在边境长期办案形成的办案路径、办案资源，甚至要借助民地武的力量来办案。这种合作只能特事特办、难以持续。中国也曾尝试大规模措施，2019年10月，公安部刑侦局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对缅北部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区域的、、支付宝、POS机等社交和支付账户封停。当时，许多在边境生活的人反映，自己的账号被无辜波及。简琨益也指出，这些手段通常难以为继，且按下葫芦浮起瓢。

打击力度开始进一步升级。今年4月8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强调，要严格落实地方管理主体责任，对一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案人员集中的地方要进行重点整治。相关地方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强涉诈人员管理。一名刑侦系统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级对各地方提出要求，哪个地方去的人多了，要负责把人劝回来。简琨益认为，司法权力介入不了，某种程度上说，劝返是打击缅北电诈最现实的选择。很快，一场史无前例的劝返缅北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铺开。劝返人群包括涉诈和偷私渡两类，几位基层干部都提到，此次目标是缅北“清零”。

史无前例的劝返

今年4月，安溪布置了“全县防范治理缅北涉赌诈暨非法出入境违法犯罪百日攻坚”，要求“一个月拿出打击战果，两个月见到管控成效，三个月基本解决缅北涉赌诈和云南边境非法出入境问题”。

剑斗镇收到了上级下发的劝返红名单，共有17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缅北足迹，但并无合法的出境记录。剑斗镇在此基础上，又自行进行摸排，发现该镇滞留缅北人员共有700多人。对乡镇来说，准确摸排并成功劝返，挑战很大。正常情况下，入户摸排的工作人员会要求村民与在外务工的家人用或者实时定位，以此确定对方是否身处缅北。但有的时候，村民不愿意配合。

安溪作为最早出现电信诈骗犯罪的地区之一，当电诈集团转移出境时，安溪也有一部分人因此出境。所以，安溪对护照的管理非常严格，镇党委书记易雷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没有求学、求医等正当理由，村民是拿不到护照的。村民想去缅北，通常只能偷渡。当地人知道偷渡犯法，缅北又是敏感地区，因此不一定配合摸排，含含糊糊地说，家人可能在菲律宾，也可能在泰国，无法确定。易雷冰很强势，“要这么说的话，那不管在哪里，都要劝返”。

劝返，重点在“劝”上。有的人早有归意，只是等一个契机。全国各地的劝返公告中几乎都有一条政策，即在某日之前主动申报返乡的人员，一律从宽处理。剑斗派出所所长特意在5月录了一段视频，“所有滞留在缅甸人员，如果在本月15日前，主动申请要回国的，公安机关郑重承诺，你非法出入境的行为，我们一概不予追究。”派出所民警给周振父亲送去一份不追究的承诺书，周振立刻在边境排队做核酸检测入境。村镇联系上他是在5月9日，七天后，他告诉对接的村干部，自己已经进入国门。

还有的劝返则没有那么顺利。一名17岁的女孩，随邻县的男友偷渡去缅北打工，失联了一年，剑斗镇依靠当地商会联系上她。女孩听周围朋友说，回国会被捕，心存疑虑，前后申报返乡五次，又都取消了。她的父亲开了个养猪场，镇干部连哄带骗，如果不回来，你爸的养猪场就要被关了。女孩思索再三，最终才入境返乡。

这是劝返也是逼返，基层干部将这类方法称为“土洋结合”。安溪县针对此次劝返，出台了“十三个一律”措施，其中有数条逼返政策。比如，凡是参与此类犯罪的，一律拆除其利用赃款所建违法房屋并追缴涉案违法款项，一律没收其赃款购买的商品房，已在该房产落户人员一律迁出，已凭该房产就学的子女一律迁回原籍学校就读。

更为严厉的逼返措施也在执行。湖北天门、广西宾阳等多地都公告列举了滞留缅北人员的户籍信息，并表示，如果不主动联系报备并入境回国，将在数日后提请宣告失踪、死亡直至注销户籍。

各地公告发出之后，有网友质疑，措施是否过激，并涉嫌亲属的连坐制？简琨益指出，如果将电诈人员的父母抓捕，即转移责任、剥夺权利，属于连坐。但从当前的情况看，各地的措施主要是停止福利供应，这是不同的概念。他认为，一开始，劝返手段确实应该温和，但如果对方一味顽抗，家人还通风报信，对这类人不应该再给予福利。

但因缅甸疫情，中缅边境出现了入境大拥堵。各国门每日能接收的回国人数有限，比如边境小城瑞丽，每天接收不到100人，而在缅北一侧排队等待回国的，则有几千人。李亮在一个月前终于踏入国门，他在5月中旬排队做核酸，给了黄牛2000元，插队进了缅方的隔离点。隔离点外，2000多名中国人在排队。但当天进入隔离点的，只有530余人。据他所知，一名5月26日去排队的朋友，直到6月下旬才进入缅方隔离点。

劝返的人群，以及原本就较难管控的边民，给云南边境的防疫带来极大的压力。从去年9月至今年7月，瑞丽三次出现本土疫情，三度封城。当地一名疾控系统的人说，疾控中心有60多名工作人员，再加上聘用的40多名合同工，大家连轴转，人手还是吃紧。

记者了解到，如果某个村或社区出现涉诈人员，该村及村干部的各项评比都会受影响。比如，多个县市都规定，缅北窝点人员所在村（社区）一律暂停向上申请项目资金、财政奖补，一律取消“平安乡村”等当年度各项评选资格。安溪规定，如果辖区内发生此类犯罪案件，并造成全国性恶劣影响的，一律给予所在村或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免职处理，村或社区委员会主任依法责令辞职或依法罢免。出于村集体和个人利益的考量，不少基层干部对涉诈问题十分敏感，不愿多谈。

难以治本的基层反诈

在安溪县公安局原局长任上，杜双路的案头上，反诈始终是最重要的工作。安溪县长坑乡党委书记也曾对媒体说，这些年经办的文件中，最多的就是涉及电信诈骗，其次是计生服务，第三才是经济建设、民生工程。

安溪的电诈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就进入公安部的视野。2004年，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打击治理利用手机短信和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媒体报道，专项行动的主战场在福建，而福建的重中之重就是安溪，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的张新枫提前两个月抵达安溪，要求安溪率先启动这项专项行动。

但从效果来看，十余年来，安溪的反诈呈现屡打不绝的局面。最初，电诈人员集中在安溪的县域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在楼房或平房内作案。安溪打击的方式是专项行动，入户走访摸排，并成立公检法的专项打击小组，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查、结案。一开始，整治很有效果，电诈案件数量会有明显的下降。但数据显示，一旦专项行动力度降低，电诈活动立即卷土重来，案件数会迅速上升。

杜双路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发现电诈犯罪“低成本、低风险、低门槛、高收益”的局面并未改变，必须要建立更为长效的机制，才有可能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多年来，安溪在尝试两件事，一是管住人，二是提升发现能力。

要管的人分两类，一类是有电诈犯罪前科的人，一类是没有前科的人。对于前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赵炳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类似性犯罪，从事过电诈的人，再犯的概率很大。对于这类人，他认为应进行污名化的惩罚，比如在其诚信记录上、在公安部门的重点人员关注名录上，应有特别标注。

安溪在实践中采取的办法是，刑事处罚结束后，涉诈人员如果在安溪或者泉州务工，每个月都须去辖区派出所报到，一旦无故拒绝报到，会被列为高危人员，采取措施。如果他们外出打工，则须时常在中与家乡派出所民警实时定位、视频聊天，证实自己不再从事电诈犯罪。

安溪地处闽南，许多人依然随宗族聚居，宗族观念极强，好面子，各村因此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村规民约。剑斗镇规定，一旦村民被发现涉诈、偷私渡，全村村民都会收到曝光短信，村广播站也会通报。魁斗镇大岭村则规定，对参与电信诈骗的，要写悔过书在全村张贴。

对于没有电诈前科的人，有效管理则较有难度，安溪公安对此致力于提升发现能力。安溪建立了情报管控系统，采集辖区人员特别是重点人员的身份、就业、通信、住房、关系人和活动轨迹等信息，后期又专门建设了县级反诈骗中心，由公安部门、银行机构、通信运营公司合署办公。几方经过长时间的拉锯、磨合，已经可以为公安部门提供一定范围内的大数据，对县域内发生的电诈犯罪进行预警、资金拦截、涉案号码封停、案件查证打击等一体化工作。

2017年，安溪被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列为“赴境外诈骗窝点作案人员流出地重点整治地区”。作为犯罪输出地，安溪派出不少民警，常年在全国各地破案抓人，驻在云南边境的队伍始终有20多人，县公安局全年差旅花费1000多万元。但该县一位多年从事反诈工作的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是云南边境，安溪所取得的打击效果是有限的。一方面，涉及跨省、跨境的警务合作，尤其是后者，合作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还是案件发现能力存在问题。

安溪不少乡镇都面临空心村问题，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对于户籍地管理者来说，如何将在外有正当工作的人，和在外从事电诈活动的人区分开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土办法是靠群众举报，但此举常有疏漏，不可持续。

安溪更希望的方法是，通过支付机构、通信运营公司等提供的大数据进行研判。但安溪的反诈中心只能得到本地银行、运营商提供的县域内数据，难以跨省、越级调取县以外的数据。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讲师宋晓辉等人著文指出，相关部门有自建的数据库，能为电诈案件提供相应的信息，但不少部门会以涉及用户隐私为由，拒绝将数据批量移交给公安机关。另一方面，许多诈骗电话是由境外打入的，而且每天长时间、持续性打入，电信运营商对这些异常来电并未尽监管义务，拦截、关停，银行、网络公司等都有相似的问题。“公安机关与电信、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信息交流不畅、协作机制不顺已经成为办理电诈案件面临的重大阻碍”。

几位安溪受访者认为，基层单打独斗治标不治本，国家层面应统一协调，建立反电诈的大数据平台。上述资深民警也指出，安溪在反诈方面，是国内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但至今仍未解决电诈问题，主要问题就在于此。

他认为，传统犯罪的作战指挥中心通常是由下往上建，但反诈中心应该从上往下建。国家、省、市、县的运营商、支付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并将不同层级的数据汇集到反诈中心，形成大数据，统一分析研判，案发地、窝点地、犯罪输出地才能密切合作，形成有效的电诈打击网络。“如果提升了发现能力，电诈犯罪会变成低收益、高成本、高风险的犯罪，拐点自然就来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吴洋、大北、阿威、周振、李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