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茶的不解之缘

茶与文人确有难解之缘，茶似乎又专为文人所生。茶助文人的诗兴笔思，有启迪文思的特殊功效。

饮茶，可以说是老舍一生的嗜好。他认为“喝茶本身是一门艺术”。他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

旧时“老北京”最喜喝的是花茶，“除去花茶不算茶”，他们认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老舍作为“老北京”自然也不例外，他也酷爱花茶，自备有上品花茶。汪曾祺在他的散文《寻常茶话》里说：“我不大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虽说老舍喜饮花茶，但不像“老北京”一味偏爱。他喜好茶中上品，不论绿茶、红茶或其他茶类都爱品尝，兼容并蓄。我国各地名茶，诸如“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祁门红茶”、“重庆砣茶”……无不品尝。且茶瘾大，称得上茶中瘾君子，一日三换，早中晚各执一壶。他还有个习惯，爱喝浓茶。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写到他家里穷，在他“满月”那天，请不起满月酒，只好以“清茶恭候”宾客。“用小砂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叶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老舍后来喜饮浓茶，可能还有点家缘。

老舍好客、喜结交。他移居云南时，一次朋友来聚会，请客吃饭没钱，便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品茗叙旧，来个“寒夜客来茶当酒”，品茗清谈，属于真正的文人雅士风度!

抗战期间老舍蛰居重庆时，曾在一篇杂文里提出要戒茶，这决非本意。“不管我愿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叫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忆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连老舍这样的大作家也因物价飞涨而喝不起茶，竟然悲愤地提出要“戒茶”，以示抗议。嗟呼，茶叶太贵，比吃饭更难。像老舍这样嗜茶颂茶的文人茶客，他是爱其物、恨其价，爱与恨兼融于茶事之中。老舍与冰心友谊情深，常往登门拜访，一进门便大声问：“客人来了，茶泡好了没有?”冰心总是不负老舍茶兴，以她家乡福建盛产的茉莉香片款待老舍。浓浓的馥郁花香，老舍闻香品味，啧啧称好。他们茶情之深，茶谊之浓，老舍后来曾写过一首七律赠给冰心夫妇，开头首联是“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以此怀念他们抗战时在重庆艰苦岁月中结下的茶谊。回到北京后，老舍每次外出，见到喜爱的茶叶，总要捎上一些带回北京，分送冰心和他的朋友们。

老舍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时，总是随身携带茶叶。一次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老舍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瓶。可是老舍刚沏好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身服务员就给倒掉了，惹得老舍神情激愤地说：“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这也难怪，喝茶从早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才如此。西方人也爱喝茶，可他们是论“顿”的，有时间观念，如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莫斯科宾馆里的服务员看到半杯剩茶放在那里，以为老舍喝剩不要了，就把它倒掉了。这是个误会，这是中西方茶文化的一次碰撞。

老舍生前有个习惯，就是边饮茶边写作。无论是在重庆北碚或在北京，他写作时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过。创作与饮茶成为老舍先生密不可分的一种生活方式。茶在老舍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起到了绝妙的作用。老舍1957年创作的话剧《茶馆》，是他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也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老舍谢世后，夫人胡絜青仍十分关注和支持茶馆行业的发展。1983年5月，北京个体茶室焘山庄开业，她手书茶联“尘滤一时净，清风两腋生”相赠，还亲自上门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