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黑茶作出的贡献

光绪元年(1875年)，年事已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期整顿西北茶务。

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其措施是：

一是豁免历年积欠，消除茶商顾虑。规定“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捐”。这一措施调动了茶商的积极性，许多商人改营茶叶。

二是另组新柜，恢复茶销规模。左宗棠既整顿原有东西二柜，又组织了新的茶叶组织――南柜。据《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载：左宗棠“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柜”。南柜的茶商主要由湖南老乡充任。南柜在西北军政府的强有力的扶持下，经营业务和规模迅速发展，后来居上。

三是改引为票，严格税制。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一般靠“茶引”购买茶叶，当时规定1引80斤，茶商可不受数量限制，随意领取茶引，有的商人领取的茶引多达数十乃至百引。这样就使得茶引制相当混乱，既缺乏严格的管理，又易偷税漏税。左宗棠改“引”为“票”，“以票代引”。 按当时的具体规定是：1票=50引≈4，000斤，承领人至少得领1票，并且必须在陕甘一带有房屋不动产，与此同时，实行同行3家连环保结，属历史上的株连作法，也是合同担保的雏形。清政府规定每票征税银258两，初领时先收100两，将茶运送到兰州入库时，再补缴交其余的158两。在缴纳课税后，可自由经营。

四是鼓励茶商运销，与外商竞争。针对外国商人在沿海各口岸购销茶叶的现象，左宗棠经过与湖南省有关部门协商，对于持有陕甘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时，只征收税金2成，其余8成由陕甘都督府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这一措施可谓一举两得，既激发了茶商运销茶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甘肃协饷历年所拖欠的问题。

西北茶务整顿以后，茶销业逐渐复苏，清末民初有了长足发展，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至40余家，所发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经销的茶叶多达数百万斤。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八年(1882年)，第2案茶票的发行量为402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第8案茶票的发行量增加到628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11案茶票的发行量增加至1，855张。这一年，仅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陕西帮茶号就领取茶票320张，计茶128万斤左右。其中新泰和一家就承领茶票82张，计茶32•8万斤;魁泰通承领茶票44张，领茶17•6万斤。

原来的西柜的商号魁泰通，在与东柜茶号合伙经营的10余年内，迅速兴盛起来，重新变成了独立经营的茶号。再如南柜的乾益升、天泰运等茶号，在新疆地区颇负盛名，到民国初年，天泰运的副茶已经畅销西北各地。

清末民初西北地区作为茶叶出口的重要通道，将华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西亚和俄罗斯销售。早在左宗棠督理陕甘政务时，俄国人索思诺福齐等人就曾经来到兰州，向左宗棠请求在西北地区通商，期盼两湖茶(湖南茶和湖北茶)销往俄罗斯。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同意经兰州、嘉峪关，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将茶叶销至俄国。光绪八年(1882年)至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与俄国先后订立了《伊犁条约》、《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等。这样，大量茶叶通过西北地区而运送至俄国。据统计，当时俄国所需的华茶竟占其用茶量的1/3左右。徐方干在《历代茶叶边贸史略》一文中评价左宗棠整顿甘肃茶务时指出：

左氏引案之制，始于公历一八七五年，废于一九四二年，其间，凡经六十余年，此种制度施行以来，乃挽回咸(丰)同(治)(1851～1874年)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六十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也。

北洋军阀和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势力的控制往往力不从心，对于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只能是任由地方政府进行，实际上所能做到的只是征收茶税而已。因此，这一时期，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管理税收上，而不是直接控制茶销业。将西北茶销业纳入市场运行，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北地区茶销业的发展。尤其是1942年4月，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茶额统税征收暂行章程》，茶叶也被列入征收统税的商品之一。按此规定，所有国内外运销茶叶，不论品种和质量，一律从价征税15%，凡是完纳税课的茶类，可以自由运销各地，不再重征

从此西北茶销业一反统制而完全市场化了。西北茶商激增，茶叶销量扩大，湘茶占七成多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