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茶业的改革发展：清末民初茶叶科学技术

这一时期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的普及推广，主要集中在印发科技报刊、开办讲习班和参加茶博览这样三个方面。前面说过，近代茶叶科技，是上一世纪中期以后才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直到上世纪末，近代茶叶专著，还只有英国１８７２年出版的ＥｄｗａｒｄＭｏｎｅｙ《茶叶栽培和制造》，１８９８年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ｔｔ的《茶树病虫害》等不多几部书。所以，清末民初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知识，也不是通过书籍，主要是通过《农学报》等一类报刊的译文和专文来传播的。

和《农学报》差不多时间创办的类似报纸，还有１８９６年上海的《时务报》，１８９７年上海的《译书公会报》及湖南《湘报》等。这些报刊，由于用较多的篇幅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宣传泰西科学技术和介绍日本维新经验，所以在深受当时士人欢迎的同时，也颇为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如鄂督张之洞和湖南、江宁、贵州、浙江、杭州等府衙，都专门下发文件，“饬各属购买或订阅”上述报纸，“分发各署衙和各书院”供传看。除浙江等少数地方是由各单位和各书院自费集中订阅外，一般都是用“官银”购买送发。而且有些“札”文中明确提出，一报要大家轮流“阅遍”。“劝令广阅”的目的，即在于“择其可效法者，随时教民行之”，以储人才，以裨补地方。

对各级官吏来说，阅读后是要他们认真推广；对于优处乡闾或在书院的学子，是广其见闻，在他们现实或以后的生活中，“随时劝导农民，俾裕利源而维邦本”。一句话，当时“中国农人，病不识字”，实现传统农业包括传统茶叶技术的近代发展，就正需要也只能通过上述这些对象来“教民以自牧”。

我国近代茶叶教育，较１８９７年杭州养蚕学堂（后改蚕学馆），甚至后来成立的湖北农务学堂等等，都要迟一些。这究其原因，可能与戊戍变法的失败有一定联系。早在１８９８年的９月，光绪载就批准刑部主事萧文昭奏请的办学意见，“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但不数日，载被慈禧幽禁瀛台，关于“迅速设立茶务学堂”之事，如果光绪未作御批，可能还会迅速些，变法失败以后，人们想办法也要缓一步了。所以，直到１９０４年在张百熙、张之洞等“重订学堂章程”的奏折中，又再一次的提出在产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之事；大致在此之前，还没有地方开办这样的学校。不过，茶务学堂开办虽迟，茶务课程还是开设较早的。如１８９９年湖北创办的农务学堂，招生告示中公布的课程，为“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茶”共７门。前３门，类似现在所说的基础课；后面农学、畜牧、茶业、蚕桑，实际即全部专业课。我国历来农牧并提、农桑并重，这里把茶叶提到和农、牧、蚕桑相并的地位，也足见其时社会上对茶业的重视。这也是我国茶业设课授学的最早记载。

从我们查阅的资料情况说，我国茶业开班办学，是以四川为最早。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发布过这样一则消息，决定于次年（１９０７），开办“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这所讲习所有没有开办？可惜我们没找到进一步的报道，但从民国《双流县志》这样一条资料中：“本县有牧山第一茶业社一所，系前通省茶务讲习所毕业生骆德纯所组织，集资一千八百余金，佃商瞿祭地八十余亩，推广种植。现在成树者二千数百余株，其所制茶叶，色泽香味亦不亚于各地售者。”这反映这所四川全省的讲习所，不但开办，而且其毕业的学生，在民国初年，在各地“推广种植”等茶务工作上，便已做出了相当的成绩。这我们在宣统三年《峨眉县志》中也可找到这样旁证：“峨邑辟居偏隅，工艺骤难发达，惟桑茶向系特产，自宣统元年开办蚕桑茶业传习所以来，……蓄茶焙制等法，亦月异而岁不同。”就一般而言，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是省里讲习所未办起来，县里可能是不会先办的。这一点，吴觉农先生忆称，在四川之前，１９０９年湖北羊楼洞茶场就附设过讲习所。至于“四川通商（省）茶务讲习所”，他说是成立于“宣统年间”，“所址初设灌县，后迁成都”，这除成立时间可能有出入外，内容当是可靠的。

清末很可能就只有四川及峨眉和羊楼洞等少数地方办过茶务讲习所。因为在宣统二年十二月农工商部在呈朝廷的奏折中，还在请示“沿江沿海各省渔业公司设立水产学堂，并就产茶各省设立茶务讲习所”等事；在这份奏折之后不几月，就改元民国了。此奏折之后不几天，宣统三年元月十一日，两江总督呈递“设茶务讲习所”的奏折，而且其所提还特别具体。

指出皖、赣等省茶叶向运宁、沪出洋销售。“宁垣为南洋适中之地，拟设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及与茶务有关系的地方学生。……开办及常年经费，均由皖南茶税局拨支，学生毕业以农工商部之艺师、艺士筹职分别委用。”这里经费、生源和毕业后分配待遇都讲得很清楚，筹备工作如此充分，其开办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办出来也当是民国以后的事情了。

民国初年除在南京办的“茶业讲习所”外，吴觉农还提到：“１９１５年湖南设立茶业讲习所，初在长沙，嗣移安化”，以及云南“茶务讲习所”等内容。关于这二点，有其事，但可能在成立的时间和所名上记忆有误。据民国１３年《昆明市志》载：“前实业厅创办茶业实习所于大西门外，所有采揉焙制，一用新法，制出之茶，约十余种，色味但较普洱、景谷所产为佳。……日前该所之长曾勘得市外大麻苴地方有荒地一块，广约百余亩，……堪以植茶，已呈准开办为模范茶圃，一以供该所学生实习之便，兼以提倡本地植茶事业。”云南在民元以后一直到抗战期间，其茶业的发展是极其明显的，这一点，与１９２０年前后云南茶业实习所为全省培养出来的学生所提供的技术条件，是不无作用的。

参加和组织博览，是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才认识和重视这一工作的。

我国最早介绍博览会情况的，是光绪庚子（１９００年），罗振玉翻译日本“新农报”《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展馆》这篇文章。

在这个展馆中，日本馆的面积仅宽四丈二尺，长六丈六尺多；“场所既狭，出品亦少”，但“日本茶、台湾茶、酱油”三样展品，却受到参观者的特别“嘉许”。台湾其时新为日本所占，这可能也是我国茶叶首次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记录。罗振玉在《农学报》上亲自编发这篇文章，当然不是为介绍上面日本参展的情况，而是为了借此宣传他的这段按语。“玉按：博览会之益，可奖励实业家之进步，可推广国家之商务，可增长交换国民之意识，盖一举而数善备焉。中国风气未开，而地大物博，若加讲求，……鼓励甚捷。”罗振玉的这几句按语，还是有作用的，１９０４年，美国圣鲁易举办博览会，清朝不仅准商民参加，而且还派了官员带队。

与会期间，美国有的华侨上书，要求在北京也召开这样的博览会。指出：“日本仅吾一省之地，而开博览会，况我中国乎？！”这意见虽然没有立即被采纳，但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我国在江宁和北京，还是先后和分别召开了这样的博览会。下面，我们将方志中各地有关参赛获奖的资料，稍作汇述：民国１０年《宿松县志》载：“松产之茶，品质纯厚，气味香美，其尤佳者，则为罗汉荡之云雾茶，清宣统时江宁赛会，近年美洲赛会、巴拿马赛会，松茶亦荷褒奖。”民国３７年，《广德县志稿》：“民国四年，美国巴拿马赛会，……以广德茶之与赛，得金牌大奖。现尚有得奖证明书之照片。”民国１４年《丹徒县志》：“碧螺春茶，见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册，……

宣统二年列入劝业会获奖金牌。”民国１９年《寿昌县志》：特产“以十都之绿茶及十二都里洪坑之红茶为最，曾得北京展览会及巴拿马赛会特奖头等金牌。”民国２２年《景宁县志》：茶以“惠明寺及澄头村出产尤佳，民国四年得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证书及金质褒章。”民国１４年《都匀县志》也载：“民国四年，巴拿马赛会曾得优奖。”建瓯茶业研究会参加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赛会的资料，在前面《振兴茶业组织》部分已经提及；类似的记载还有，这里不再多作引录。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民元前后，我国虽然召开和参加这类博览会还不多，但这种活动，不只部分地把我国茶的生产、贸易，带进了近代机制，而且在科学技术上推动了交流，宣传了良种良法，对我国茶叶生产特别是制茶科技，起到了明显的促进和推广作用。如碧螺春，它的发源和传统产地是吴县洞庭东山和西山，但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上，获得金奖的竟是镇江；再如安徽宿松、广德，浙江的新昌、寿昌和景宁等县，原来制茶都不精，通过参展，技术上较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