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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的起源和六朝前的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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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树的原产地。世界上饮茶、种茶和茶的文化,都起源于我国。

我国茶的利用,相传给于传说的神农时代,起初是作为药用,后来才由药用转变为饮用并发展为一种文化或事业。据研究,古代巴蜀,是我国茶业最早发展的摇篮。古史传说记载,在西周初年,巴人就有以茶叶等土产向中原纳贡的情况。至西汉时,如王褒《僮约》所记:“烹荼尽具”,“武阳买荼”,在成都一带,饮茶就已约定俗成。“荼”即茶的最早假借字;“茶”字是唐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在此前,除荼字外,指茶的字还有茗、檟、荈、诧等等。“武阳”,即现在四川的彭山县。“武阳买荼”,反映当时不但有大量种茶的地方,还形成了一定的茶叶贸易茶叶市场。从有关史迹来说,我国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和茶叶生产,就是秦汉以后由巴蜀慢慢传播开来的。

那么,太湖地区是什么时候饮茶和开始生产茶叶的呢?关于种茶,在元朝以前,没有人考证过;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明末的周高起。他在所写的《洞山岕茶系》这一著作中称:“相传古有汉王者,棲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洞山岕茶系》,是一本专讲宜兴和长兴岕茶的地方性茶书,其追溯这一带种茶的历史,记下了这则传说。但是,这里的“古有汉王者”,哪个“汉王”?古到什么时候?不明确。无独有偶,在清朝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中,也提到了这一情况,其称:“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邵晋涵这句话,是指全国饮茶的历史讲的,但“阳羡”是宜兴汉时的古名,实际暗示宜兴一带在西汉时也已经产茶。所以,在乾隆以后的宜兴县志中,把上面2条文字同时收录一起,从而肯定宜兴也肯定了太湖地区在西汉时使已开始种茶的看法。关于明清时出现的这一说法,一在茶学界尚有争议,持疑的理由是周高起的记载,是根据传说,邵晋函讲的“阳羡买茶”,不见于此前的其他史籍,所以根据不足。的确,从史料来看,称宜兴种茶起于西汉,似犹根据不足,不过,从下面三国时的这条记载来推,宜兴和长兴一带种茶,似又当是汉以前的事情。

《三国志·吴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韦)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风气茶荈以当酒。”这是江南也可以说是太湖地区现存最早的饮茶记载。因为孙皓即位只一、二年时间,在未做末帝前,他是乌程侯,封邑的乌程(今湖州)。韦曜晃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在孙权时就任尚书郎、黄门侍郎等职,在孙亮和孙休时,在历任太史令和中书郎等官,孙皓即位不久,韦曜因拒为皓父孙和写本纪,收监后被杀。所以,上面“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当是发生在孙皓为乌程侯的时间,而不是在建业(今南京秣陵)即位的那2年。如是这样,那么长兴和宜兴一带种茶和饮茶的历史,就不会突发于时间不长的三国,而应该早在汉以前的事情。

太湖地区种茶、饮茶不管是西汉还是东汉开始的,从文化渊源上来说,都是巴蜀传播过来的。但是,茶叶文化传播到太湖地区以后,可能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关系,在两晋和南北朝时,太湖地区的茶业发展很快,以致在这一时期现存的茶叶史料中,其记载超过了巴蜀,好似已成为我国茶叶文化的一个中心。由晋和南北朝的文献记载来看,这时太湖地区的饮茶,上自高门豪族,下至庶民僮仆,共嗜同好,已经形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如《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陆纳和谢安,都是东晋的达官望族,这里陆纳以茶果招待上客,标榜自己的俭朴,并以此称为“素业”,这也一定反映了这时吴兴和整个太湖一带饮茶的普及。再如《世说新语》也有这样一个故事,称太傅褚季野南渡以后,一次东游到金昌亭(在苏州),适遇吴中一些豪绅宴集于此。褚公在社会中虽然名气很大,但傲慢不恭;到亭后就命人“多与茗汁,少箸粽汁”,坐下来便只顾自饮自吃。吃罢,站起来慢慢举手对大家说:“我褚季野”,众人一听,无不狼狈,四散逃避。上面所说的“茗汁”是指茶,“粽汁”指酒,这反映这时太湖地区不但在家里用茶招待客人,在郊外宴游集会,也已少不了用茶。

在此以后,江南包括太湖地区,在茶的饮用和礼制上,又益发兴盛了起来。如南朝齐武帝萧赜,在遗诏中就曾提出了这样一条规定:“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这份诏书,颁于永明十一年(493)7月,很明显一般百姓,是无力以牲为祭的,所以,这一遗诏实质上是萧赜对子孙和遗族崇葬靡费的一种限制。所谓“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实际是要富人采用贫民以茶饮和普通的食品设供的风俗。由这一史料,我们也不难看出,至少在南朝初期,江南和太湖流域一带,便已把茶广泛地应用到礼制的各个方面。关于南朝江南太湖流域饮茶的兴盛,这在北方的一些史籍中,也有不少反映。如《洛阳伽蓝记》中,就记到这样二则故事:南齐时,王肃投奔北魏,初到魏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邑。”几年后,王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很多,高祖奇怪,问肃羊肉和鱼羹、茗饮与酪浆比较怎样?王肃回答:“羊比齐鱼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彭城王在场插问,你为什么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营业员小国呢?王肃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于是彭城王讥称:好!明天请来我家,“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从此,北魏“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饮之”。这江表之民,主要指建康和太湖地区的士民。另一则故事是讲南朝梁时陈庆之逃到洛阳被任命为郎中,一次在友人家嘱醉后,失言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之承,当在江左”,被在场的中原士人杨元慎听见,几天后,陈庆之生病,杨说能治其病,即含一口水喷在陈身上,口里念道:“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伯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把陈庆之大大侮辱一顿。这个故事,虽是一种趣语,但所说的“茗饮作浆、呷啜莼羹”等民俗,则确切地记述了江南和太湖一带的生活习惯。

南朝太湖地区饮茶的情况是这样,茶树栽培和制茶的情况又怎样呢?这在一些史籍中,也有少少具体记载。如刘宋时山谦之在《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县西北20里),出御荈。”御荈,顾名思义,就是进献宫廷的贡茶。另外,《桐君录》也载:“西汉、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煎饮令人不眠。”《桐君录》原书已佚,梁时陶弘景在《证类本草》中曾引过,据此,一般认为这本书约成书于刘宋或稍早。上面提到的“晋陵”,即后来所称的常州,表明这时常州一带,种茶的历史已有一定时日,而且所产的茶叶,也达到全国上乘的水平。综合这些情况,无不清楚反映,在南朝初期,太湖西部地区的茶叶生产和茶叶,便已开始名扬全国。瀑布茶叶重庆茶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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