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普洱茶

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普洱茶
——为詹英佩新著《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再版作序
征鹏/文

在我的书桌上摆着詹英佩女士的两本书，一本是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一本是由云南科技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

这两本书都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科学的态度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向读者介绍了明、清以来远近闻名的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以及澜沧江两岸南糯、巴达、勐宋、贺开、帕沙、布朗山、景糯、小勐宋、景迈等古茶山兴衰的历史和发展前景，是正本清源、实事求是地宣传普洱茶文化不可多得的好书。我为能读到詹英佩女士的这两本好书感到异常兴奋，因为这两本书所使用的资料和图片，是她六七年来深入西双版纳澜沧江以东、以西15座古茶山调研一点一滴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是她不畏艰险、一步一个脚印地勇攀普洱茶历史文化高峰的毅力和智慧的结晶。

西双版纳古时称为“勐泐”，元代始称“车里”，明代1570年称“西双版纳”。“勐泐”是傣语，意为“傣泐人居住的地方”。“车里”是蒙古语，意为“神秘的远方”。元朝将云南划分为“三十七路、五府”，车里路宣慰司即三十七路中的一条。“西双版纳”是傣语，意为“12个行政单位”。西双版纳是云南的古茶区。据2004年普查，全州拥有100年以上古茶园13万亩，其中明清以前的古茶园有5万亩。西双版纳各民族的植茶历史悠久，南糯山、布朗山、勐宋、易武等地还保留着8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村，足见早在宋代以前西双版纳各少数民族已普遍植茶、饮茶。从史料和现存的古茶园可知，早在明代，茶叶生产已是西双版纳的主要产业之一，澜沧江东岸、西岸的15座大茶山已经形成。

澜沧江东岸、西岸都有古茶山，但过去的许多史书在记述西双版纳的产茶历史时，由于澜沧江的阻隔、交通的闭塞，大多只记载了江东岸的古六大茶山，而对江西岸的各座古茶山未能涉足，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记载了。其实江西岸茶叶的品质、面积、产量均不亚于江东岸的古六大茶山。詹英佩女士的这本《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对澜沧江西岸各座茶山产茶的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无疑填补了历史上对勐海一带产茶历史记载的空白，对补充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地区产茶历史的研究和介绍，对广大茶人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研究普洱茶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普洱茶与西双版纳有着无法割断的关系。明代普洱隶属车里宣慰司管辖，明万历末年（1620年），普洱茶作为专用名词出现时，普洱茶在云南、西藏和全国各地的饮用已较普遍，“士庶所用，皆普洱茶也。”（见谢肇制《滇略》一书）。西双版纳15座大茶山是普洱茶的诞生地，它们为普洱茶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奠基和补养的作用。

詹英佩女士在本书里从大量事实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茶叶产业的发展需要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和睦、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大片的茶山、连片的茶园更是如此。于是，她指出，明代车里宣慰司为边疆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顺应中央朝延的政策，引领、安排辖区各族、各村寨种茶，留下了今天各个古村寨都有古茶园的宝贵财富。这些古茶园价值连城，国内外茶人慕名而来，它们是各族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各族农民均把这些古茶园视为“金山”、“银山”，把茶叶视为“绿色的金子”。

对车里宣慰司动员各族农民种茶的这段历史，詹英佩女士通过实地考察、查阅大量的史料，在本书中作了客观、公正的揭示与评价，提出了普洱茶的发展历史应分为两个阶段，即车里宣慰司阶段和普洱府阶段的观点。这是一个客观、公正、科学的观点，对人们研究普洱茶的原产地问题具有指点作用，对人们理解为什么“改土归流”普洱府成立后普洱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鼎盛时期，达到“名重天下，京师尤重之”的盛况，具有解疑释惑的作用。

西双版纳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普洱茶的主产期，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的。自傣族首领帕雅真公元1166年统一西双版纳以来，政权组织形式较为稳定，傣族统治者对辖区的傣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采取的是“轻徭薄赋”和“怀柔”政策，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之间少有战事纷争和械斗，各族人民勤劳善良，互敬互助。长期的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使各族人民有一个长期安宁的发展经济的环境，15座大茶山的形成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地方政府服从内地中央朝廷的统辖有直接的关系。

西双版纳的各族茶山、各片古茶园为边疆社会的文明进步，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曾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些重要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尚未完全挖掘和展示出来，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有待于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詹英佩女士已先行一步了，她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能够不辞辛苦地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西双版纳澜沧江东西两岸的15座古茶山，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

我们十分感谢詹英佩女士多年来对西双版纳的茶历史、文化的关注、挖掘、整理，用客观、公正、科学、严谨的态度写成了《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和《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这两本重量级的学术专著。这两本书对考证普洱茶历史及其发展轨迹无疑有着正本清源、拨云散雾的作用。她提出的研究普洱茶历史、文化应与历代中央朝廷对云南推行的固边政策联系起来；应与一个地区的政权组织形式、社会环境、民族关系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观点，对人们深入研究普洱茶的历史、文化将产生很好的引导作用。她的这两本书，无论是文献价值还是学术观点都将在普洱茶的历史上产生恒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