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即用茶叶换马匹。封建社会里，在国家财经计划的范围内，由政府主持和组织的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它产生于唐代，盛行于宋朝和明朝，衰落于清朝。

在我国封建社会，马匹既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又是一种必要的军事装备，所以每个封建王朝都重视马政。中原地方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匹常常不能自给，往往求助于西部和塞外少数民族地区。茶叶，是我国传统的极为普遍的饮料，是北部西部边疆高寒地区以肉食为主的少数民族之生活必需品，因茶叶的芳香油具有消食生津、溶解脂肪、助兴助热之效用，使得这些边民须臾不可离茶。可是茶叶出产于我国中部、南部和西南、东南地方，为塞外“番地”所缺之物，必须通过贸易来获取。如此情状，便在互通有无的交换规律下，形成了茶马互市的必然形势与物质基础。

明代由官方督理的茶叶，主要有3种，即为官茶、商茶和贡茶。其中，贡茶是由产茶地区贡献给皇帝及宫室的御用物品；商茶是属于内贸范围的茶叶，令商人纳税领引而运销；官茶则是以赋税的形式由税衙茶课司征来贮入官库，用以专门边贸换马的特控物资。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朝廷仿照宋代之制，于川、陕的秦州、洮州、河州特设茶马司3处，令其各自负责茶马互市事务。永乐以后，朝廷又派出巡茶御史，巡察各司，总体督理茶马贸易，并兼巡边防。

按照规定，例征官茶，于成都、重庆、保宁、播州各地方茶课司建立4个茶仓暂贮。尔后，将之运往各茶马司库，随时听令调拨，及时易马。由茶叶产地到边地茶马司贮库，路途遥远，中经8个转动站，劳民甚重。等到钦差捧金牌出关外主持茶马交易时，官吏又要督饬军士运茶到青藏高原等少数民族那里，现货交换，行程达5000里。原来互市初具规模时，仅将汉中茶和四川巴茶投入边贸，后来由于货源不足，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将湖南湖北茶叶也大批量地输进互市。而且，自弘治三年(1490年)后，朝廷让内地市场的商茶也进入边贸互市──晋、陕商人和湖广商人纷纷趋利而来，将所运茶叶的40％归官，用于购马，其余60％归己，自由销售，开拓西北边地民间茶市，从而扩大了边地官贸和内地茶叶产区的联系。

明朝每3年派人招集西藏、青海、甘肃的回、藏、蒙、裕固、撒拉等民族各部首领，合符交马一次。茶马比价，最初议定为:每匹上马换茶120斤，中马70斤，下马50斤。在每3年一次的互市活动中，约以50余万公斤茶叶换回1.38万匹马，每年平均获马4600匹。到弘治年间，暂时将马价调高，以一匹中马换茶叶100斤。万历时又将茶价调高，用40斤茶叶换一匹中马。

茶马贸易，完全是一种官办的政府行为，交换市场的自身职能被限制在政治化的格局中，充满了统治者的边疆经略气氛和衙门色彩。所以，互市中的茶马比价，绝不是价值规律的体现，不可能是等价交换的物物互易，而很多时候是一种脱离行情的官僚主义的主观估算，是一种来自朝廷的政策规定，一经规定，多年不变。

因为以茶叶为生活必需品的回、藏、蒙等民族，对内地或对朝廷存在着商贸上的依赖性，由此而逐渐地影响到政治上的倾向性。明朝统治者通过茶马互市，既得到了所需马匹，同时又扩展了自己在西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影响，如此对于国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对边疆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互利互惠、民族团结、政治协调的积极效果。藿香和茶叶牛奶和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