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祖文化论——陕西茶的始祖文化（四）

唐长安的茶文化辐射全国乃至世界，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陕西长安作为13个朝代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唐长安接受华北、江南和巴蜀茶风的影响，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文化的积淀，使中国茶文化在长安完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及政治（茶政、茶法体系的形成）、经济（茶产业体系的形成）的完美结合。

（一）创造了最为辉煌的盛唐宫廷茶文化

宫廷用茶在重大礼的周代已有记载。《山海经·南山经》载有“祝荼”、“桂荼”，及以茶献祭。《礼记·地官》载有“掌荼”、“聚荼”，即专门主管以茶祭祀的小官。《尚书·顾命》记载了周成王临终关于丧事的遗嘱，内有“王三宿，三祭，三诧”句，此处“诧”即“茶”。汉代饮茶之风在宫廷盛行。据班固《汉书·赵飞燕别传》，记载赵飞燕因侍帝不谨，连品茶的资格也不够，说明汉代宫廷已非常注重饮茶。《隋书》记载隋文帝为治头痛而煮茶为饮，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皇帝饮茶的记载。唐天子对茶事的投入，更将宫廷茶饮推向了极致。唐代宫廷对饮茶之道十分重视，皇帝和官员将茶作为国家礼仪。宫廷饮茶主要在以下场合：娱乐、王子公主婚嫁、殿试、内廷赏赐、清明宴、帝王清饮、供养三宝、赐茶、接待外国来使、祭天祭祖等。大历元年（766）与大历五年（770），朝廷先后在宜兴和顾渚设置了“贡茶院”，专门进奉宫廷御用茶叶。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其仪规大体是由朝廷礼官主持，有仪卫以壮声威，有乐舞以娱宾客，香茶佐以各式点心，出示精美的宫廷茶具，以茶事展现大唐威震四方、富甲天下的气象，显示君王精行俭徳、泽被群臣的风范。唐人张萱所绘《明皇和乐图》和佚名氏所作《宫乐图》对宫廷茶会有生动反映。德宗时宫女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和《惜花吟》（《全唐诗》卷7），也成为大唐长安宫廷茶文化的真实写照。

涉及茶具，特别要提到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这套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包括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鎏金壶门座茶碾子、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鎏金伎乐纹调达子、鎏金银龟盒，另有系链银火筋、琉璃茶盏、茶托等，共计27件。其中，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有凝霜澄水、玲珑玉润的琉璃茶具；有失传已久、青中泛白的秘色瓷茶具。中外茶学界、茶文化界、茶禅界的专家一致认为：唐代宫廷茶具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古老、器形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华贵的茶具，堪称国宝。它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代表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印证了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

（二）开启了“茶马互市”的先河

“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针对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唐朝中期茶风鼎盛，周边少数民族由于其饮食结构多肉食，“四夷”渐如唐人“一日不可无茶”了。《封氏闻见记》载：“（饮茶）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旧唐书》卷173记载：茶叶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新唐书·陆羽传》：“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骡马互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明代熟悉西北茶马互市情况的杨一清也认为 “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在松赞干布之前藏族与茶无缘，文成公主西嫁吐蕃，开藏区千年茶风，吐蕃民族饮茶之风逐渐盛行。开元年间吐蕃鱼塘在赤岭（今日月山）、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处互市，双方交换的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 陕西宝鸡的陇县作为交易点，在《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中（758——759）、代宗大历八年（773）、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年（815）、文宗太和元年（827）多次以茶、丝万计易马匹。可见交易时间之持久、规模之大。当时安康、汉中的山南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物资。陕西作为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茶政施行的重要地区，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和边境贸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三）唐代长安成为中国茶文化向海内外传播的中心

唐代长安成为了中国茶文化的中心，它的影响不仅辐射全国，还传播到海外诸国。公元7—9世纪唐代长安也成为世界茶文化的传播中心。

唐长安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始祖。隋唐时期，日本在华学问僧充当传播使者，在260年里先后派出19批。公元803年，即唐贞元十九年，日本国第17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僧空海、最澄等入唐，他们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回国后，于弘仁四年(815)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最澄(767——822)归国带回了中国的茶籽，建成日本最古的茶园。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据《日本书纪》弘仁六年(815)4月的记载，说嵯峨天皇游幸梵释寺，“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这一非凡之举为饮茶敲开了沉重的宫门，为茶成为日本国饮立下头功。

唐长安茶文化促成了阿拉伯饮茶之风俗。唐代茶作为重要商品，自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各国乃至罗马。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往来频繁，我国史书记载，由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147年间，曾37次遣使来唐。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长安有很多定居落户的、还有在唐朝任职的，逐步接触饮茶之风。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国）有一种冲入热水以为饮品的植物……其名为Sakn,中国各都邑皆有贩卖……此物有苦味。”成书于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对当时中国茶叶也有所记述。至今阿拉伯人饮茶风气很盛，自唐算起饮茶亦有千年历史了。

唐长安是当时茶叶贸易的中心。陕西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成为中国茶外销的贸易中心。生意或在此敲定，货物或在此起运。特别是那些作为中外友好往来的礼品茶赐给臣服大唐的诸番，大概都要在京都长安交接。所以，大唐的茶叶外贸无论在哪里交易，长安都是商业运作的中枢。唐代全国茶叶产量约80万担——100万担，人均2.4斤左右，是建国后人均数的4倍。不难推知，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张骞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凿通了丝绸之路，发展了汉朝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张骞是汉中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对陕南当时出产的茶叶十分了解。丝绸之路实乃丝茶之路。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并沿着丝茶之路远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

总之，神农周王、秦皇汉武、唐宗明祖，把茗饮之事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向全国传播开来了。唐代中期是中国茶叶大发展时期，8世纪末《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叶从唐中期起从南方传到中原，由中原传到边疆，一举成为举国之饮。所以我国史籍有茶兴于唐或盛于唐之说，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书，茶始边销、茶始收税，唐代茶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