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茶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上）

茶与茶文化漫谈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的著作。

我国茶圣——唐代陆羽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民间普及的大众饮料。

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禅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西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李白、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山情海韵的连云港是一座有着丰厚文化沉淀的文明古城，在这里不仅诞生了《西游记》、《镜花缘》、《水浒》、《儒林外史》等名著，自古以来云台山的茶就很有名了。

连云港唐代就有茶叶出产，据传，唐代“从陶庵到风门口，十里茶山”。公元九世纪，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在大唐一住就是六年。他从宿城登岸，经朝阳兴国寺，至南城，到龙洞庵探访，后拜访府衙。所到之处，求法问佛，品茶听经。后回国，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书中不仅记述了他历尽劫波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大唐求法的过程，书中还多次记述在大唐学习茶礼的情景，其中，仅佛门茶事就达三十多处。这为后来日本茶道的兴盛做了很好的铺垫。一千二百多年后的2001年9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给连云港市首届《西游记》文化节的题词就是：（日本慈觉大师圆仁登岸处）征帆一片绕蓬壶。此语出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诗《哭晁卿》，日本大德高僧晁衡在大唐多年后随船队归国，有消息传来，说其在海州附近的黄海遇难，李白得悉后遂赋诗纪念其好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宋代，海州茶以其优异的品质享誉朝野，许多达官贵人每得到一点“海州茶”都如获至宝，秘不示人，倍加珍惜。海州作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其辐射范围至少达到现在的长江以北，京广铁路以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仅从当时全国六个榷货务而海州就占其一来看，宋代的海州茶影响是很大的。据《宋史食货志》载：‘海州为榷茶之所。景德二年诏：茶商须海州茶者，入现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五十五千。后增至数万，时海州茶善而易售，商人愿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作为贡茶，“海州茶一两不能少”;“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靳口，为榷货务六”。宋，沈括《本朝茶法》载：“海州祖额钱三十万八千七百三贯六百七十六文，受纳睦、湖、杭、越、衢、温、婺、台、常、饶、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十斤”。“须海州茶者，纳实物直五十二千”，“河北次边，河东沿边次边，皆不得射海州茶”，对旧交引则在“差定分数，折纳入官”，商人在“京师纳钱八万，即支给价值十万的海州或江陵府茶，入七万四千，给十万价值的其他榷货务或十三山场茶。”宋代，海州茶就闻名遐迩，一时间洛阳纸贵，海州茶贵，海州更成为了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其影响远大于白居易《琵琶行》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景德镇。在后来的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宋代越窑青瓷盏，邢窑白瓷盏，寿州窑的黄釉茶碗，长沙窑的茶瓶，景德镇的影青茶瓶，执壶、瓷盏等（刘洪石《东海名郡》）就是宋代海州茶市繁荣的真实见证。

现在看来，北宋之所以把海州设为榷货务，应该和海州作为重要的瓷器出海口有关，它极大方便了瓷器和茶叶向海外尤其是日本、朝鲜及远东地区的输出。《金食货志》载：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于海州置一坊造新茶。然而，天不遂人愿，战争爆发了，金人开始攻击大宋国。宋金交战，海州作为主战场，其损失非常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是尸横遍野，房倒屋塌，茶仓被毁，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无以为继，茶园荒芜，茶叶的生产和经营受到了极大损失。接着蒙古人与南宋也展开交战，而蒙、宋交战的三大战场海州占其一，这样对海州的经济及文化也带来了摧毁。由于蒙古人自己掌权，掌握着对战马的控制权，对茶马易市已不如宋朝廷那么重视，整个元朝几乎无茶可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州茶的生产是可以想象的了。宋金交战后，海州茶开始衰败了。现在回头看看宋元交战，蒙古人选取攻宋的三个主战场，包括海州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及长江上游的四川，这三个地区除了是宋朝的粮食主产地，可以说就是大宋朝的三座大粮仓，此外，四川和荆楚地区也是宋朝的茶叶主产区，而海州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是当时茶叶的六榷货务之一，由此看来，金人选取的这三个攻击点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咽喉要道，还是大宋的主要粮食和茶叶的集散地，是宋朝经济命脉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