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一味”的起始

我们常说“禅茶一味”，茶和佛教之间渊源是天然不可分割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历史的印证。虽然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就开始东传到了中国，但是那时它还尚未形成规模，“中国化”的程度也不高，流布的范围和影响都非常有限，加上当时饮茶之俗也没有形成风气，因此，当时两者接触的机会也并不太多。到了魏晋时期，当佛教在玄学的影响下开始“中国化”的同时，饮茶之风也开始形成气候，于是茶与佛教从此便开始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们要说的《茶经》人物，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一位高僧——“武康小山寺释法瑶”。

关于他与茶的事迹，陆羽引用《释道该说〈续名僧传〉》说：“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元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原注：悬车，喻日入之候，指垂老时也。《淮南子》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马’，亦此意。)饭所饮茶。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南朝宋的僧人释法瑶俗姓杨（严格地说“姓杨氏”的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杨”是氏而不是姓。姓遗留自母系社会，氏是封地的名称），山西人。在宋文帝元嘉中期（大约公元439年）渡过长江，来到现今浙江德清的小山寺，当时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常常以茶代饭，后来受到皇帝礼遇，受邀前往京城，当时是79岁。

读了这么久《茶经·七之事》里的故事，不难发现其中错漏之处实在不少，关于法瑶这一节也不例外。先说“元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这句，不管你怎么给它断句，这句话总是读不通。结合上下文考察，估计是在引用的过程中漏了两句，大致的意思应该是，法瑶过江后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可能就叫沈台真），这个人就请他去武康的小山寺。接下来的“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也很叫人怀疑，永明已经是南朝齐武帝的年号了，如果法瑶南渡时所谓的“年垂悬车”有60岁的话，那么到了“永明中”就该有110岁了，这和“年七十九”相差得可不小啊。因此，这个“永明中”应该是刘宋孝武帝的“大明中”才比较准确，大概是公元461年左右，还是按“年垂悬车”是60岁左右去算法，“大明中”，法瑶该是88岁，这和“年七十九”相差得已经不大了。这样看来，倒可以反过来，推算出“年垂悬车”大概就是50岁左右了（或者说是40岁~60岁之间）！

在进一步搜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零零散散地又找到几处关于法瑶的一些介绍。说法瑶是有名的涅盘师（涅盘师是研习、弘传《大般涅盘经》的佛教学者），主张渐悟。景平年中（公元423年），他曾游学兖豫，遍通众经，尝听东阿慧静讲涅盘学，复述所讲，为慧静所称许。后应请住吴兴武康小山寺，着有《涅盘》、《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宋孝武帝于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礼请他到建康与主张顿悟（与渐悟相对）的道猷（道生的弟子）一同住在新安寺，以示顿悟、渐悟二说各有胜义。在《宋书·王僧达传》中也提到了法瑶。说孝武帝在一年内升迁了王僧达5次，他都不满意，他在做吴郡太守的时候，还命令主簿顾旷带人从法瑶那里抢了“数百万”的钱财。

结合以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出，“永明中”为“大明中”之误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还是要解释一下，《宋书》上记载的法瑶加了个姓，叫“竺法瑶”，仿佛跟我们上面说的“释法瑶”不是一个人。事实上，两个名字说的都是一个人，首先，从常理上看，在同一时代，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的两个高僧不太可能会是重名的。另外，关于中国僧人的姓氏，是到了东晋时期的释道安后，才统一以“释”为姓，在此之前，由于传道的僧人多为外国人。因此，僧人来自哪国，汉人就以他的国家做他的姓，来自天竺（古印度，今克什米尔一带）的就姓竺，来自安息（即今伊朗和阿富汗一带）的就姓安，来自月支（古阿富汗）的就姓支，来自康居（今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一带）的就姓康。受到中国文化中子随父姓的影响，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收下的徒弟也都跟着他们姓。法瑶那个时代恰恰是“释”姓开始大规模取代其他姓氏的时期，两种姓氏并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引文出现了几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不妨碍我们去认识高僧茶人法瑶。还是拿《释道该说〈续名僧传〉》来说，《茶经》上引用的那段话中，“饭所饮茶”一句其实跟上下文并没有什么转承或者联接的关系，怎么看都叫人觉得那是多余的一笔（当然，也不能排除《茶经》在引用原文的过程中又遗漏了一部分）。但是，恰恰是这“多余”的一笔，开启了“茶禅一味”的大门，让我们发现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僧侣茶人。既然没有那一笔，话仍然能说得通，甚至说得更顺畅，那么加上了这看上去前后不搭界一句话，无疑就将整段的中心移到了这块“多余”的地方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直觉性的思维，要理解和说明一个道理，就通过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去把握，而不在生活之外作理智分析。那么，牵强一点说，加上“多余”的一笔，是不是也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说明法瑶能活到79岁，能成为“渐悟”的得道高僧在79岁仍然思路清晰，能从众多僧侣中脱颖而出被皇帝邀请京城去搞佛法活动都跟饮茶有关呢？

我们都知道，寺庙对茶叶种植、加工技术改进和规模扩大曾起到过极大的作用。作为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僧侣茶人，法瑶理所应当受到我们的追怀。鲁迅说他从来不怕以最坏的想法去想中国人，我们则往往不愿意以一丁点的不好去想佛门中的僧侣们，对于得道的高僧更是高山仰止。但是，一个极其自恋的“官匪”王僧达抖开了高僧的小金库后，竟然抢到了“数百万”之多的钱财，不禁让我们要去发挥想象力，想象大师理财的本事了。难道是茶也能帮助人们提高理财能力吗？

一个寺庙就有“数百万”的钱财，晚唐诗人杜牧《江甫春》里有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么多的寺庙该聚集了多少钱财？当时百姓的生活该有多么艰苦？

当然，对于法瑶的不良猜测，可能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但是现在那些热衷于宣扬“茶禅一味”的佛门CEO们，不时搞些给茶叶开光之类的举动，提升茶叶拍卖文化价格，究竟是在宣扬佛教思想还是在宣扬迷信思想或者创新敛财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