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上）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 茶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 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着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二、齿礼时敬茶；三、宾礼时敬茶；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 茶入日本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 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 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 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着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 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 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 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 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 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