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浙江茶叶和茶文化的影响

一、浙茶备受佛教推崇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人并不理解其本质，而把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相混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战伐，中原动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学思想容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理穷。”佛教开始发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浙江来说，东晋时佛寺的创建就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杭州灵隐寺、玉泉寺、宁波的阿育王寺等吴越国不断大兴寺庙，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建造佛塔，尤其是首都杭州，苏东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说，可见当时佛寺众多，所以，后来就有“佛国”之称。随着佛教的盛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多，浙茶也开始进入佛教信众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受到佛教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坐禅的需要

自释迦以来，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禅，“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心无杂念，万相皆空。”其姿势要求“大腿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颈稍屈于前下方，气沉于下腹部，静静地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坐禅还要备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虫叮咬”，禅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难受的是，每天花费九到十五个钟头的时间思索同一个问题带来的那种难以的沉闷乏味”一般的僧侣无法坚持，就连高僧大师们也很难支撑下去，故寻找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倦的饮料也属必然，“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驱眠，去烦解渴的功能。”陆羽《茶经》中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本草纲目》也谓其可“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明朝顾元庆的《茶谱》则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浙江茶叶在这方面功效也很独特，以瓯地茶为例，《江逸志》云：“瓯地茶，雁山为第一，去腥腻，除烦恼，却昏散，消积食……”可见，茶叶本身的性能决定了浙茶十分适合作为坐禅的用茶。

2、延世长生的需要

僧侣喜爱喝茶，除提神醒脑外，还将饮茶作为养生之道，长寿之法，其实，这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道教养生思想影响的缘故。道教养生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借助一种物质媒介来实现。于是，茶叶成为了最合适的对象。因为道教起先用的金石类药物价钱昂贵，而且十分危险，茶叶却相对便宜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饮茶习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茶经七之事》载云：“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水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通过该则史料强调的便是茶对于台真长寿所起的作用，即常饮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南部新书》也载有这样一则故事：“人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一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则故事中，僧侣凭饮茶年龄可达到一百一十岁上述记载可说明，僧侣们十分相信茶能延年益寿。日本的荣西禅师以《吃茶养生记》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则更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倾向。他在开篇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上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正因为如此，僧侣们把饮茶作为每人必修课之一，大多寺院都有专职茶事活动的僧侣。

3、宗教仪式的需要

在佛教看来，茶是禅定入境的必备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托，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还常被作为供佛祀品，与宗教活动自接联系起来。据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自岩一裹，叶有自茸，溣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言：“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断，当时，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饮用在这一点上，浙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自然使用与药用功能，它已成为了沟通人神观念的桥梁，故有时佛前供茶还会出现所谓的“灵异”，现象。据日天台宗大云寺主成寻(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小僧(成子本人)实知罗汉出现受人师茶供，现灵瑞也。进一步神话化了浙茶与佛教的关系。

4、茶禅一味

然而，浙江茶叶和佛教的真正结合不仅仅在于其自然药用功能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禅宗的出现使佛教与茶找到了相通之处。禅宗讲究见心成佛，以心悟道相传。有一次大会上，释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问题，只拈花示众，众人不得其解，惟有迦叶微笑会晤，得佛陀心传。此则广泛流传的佛教故事体现的正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强调自身的领悟。《景德传灯录》中也记载道：“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惟达佛之所见即心成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修心养性在禅宗中有很高的地位，恰好品茶也需要交详静谧的心境，故“饮茶之所宜者十三，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憧。”并且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提倡清心、静心。而茶人们也希望通过饮茶，根除烦恼，提高精神境界这些与禅道中心刚好一致。此外，“茶之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是说茶适合于品德优异的人饮用，又表明茶性本俭之意。茶质量尽管有高下之别，但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用相应等级的茶。一些帝王推行节俭之风，特意下诏在他死后选用俭朴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五戒，又有不吃荤过午不食的例规，这正好与“俭”相合。因而，许多佛僧把参禅与品茶并举，有的甚至认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在皎然的眼中，只有保持心神清静，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同时，禅宗主旨的“静心”、“自悟”，也贯彻到了中国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茶道本意在于禅的普遍意义，“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千利休有这种观念，这是因为日本佛教来自中国，而禅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义，认为今生水不得解脱，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张“顿悟”。从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总之，茶中有禅，禅中有茶，茶味禅味木为一味浙江茶叶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们的喜爱，成为参禅时常用的饮料，饮茶之风也随之传遍了各个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