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家风

印度佛教进入汉地,遇到了新问题,如原始佛学的理论是四谛,四谛以苦谛为首。佛教要信徒承认人世间充满苦难,有生老病死之苦、欲望难以满足之苦、目的难以实现之苦、环境变化和际遇改变之苦……总之是苦难的人生。如何解脱呢？办法是活着吃尽千般苦，以换取涅幸福。所以印度的和尚是苦行僧，树下一宿，僧衣一袭，托钵乞食，乃至以自残的方式缩短成佛之路。中国人重现实人生，只修今生，不问来世，诸多方面与佛教教义格格不入。如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子必娶妻，且妻妾成群作为显贵的标志。

当佛教文化破关而入时，华夏以泱泱大国的风度欣然接受。但却又以卓越的辨别力、选择力对其分而治之，或吸取，或改造，或排斥。就以女色言之，中国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他们不能容忍和尚不娶妻。罗什是西域高僧，名闻遐迩，前秦荷塘苻坚欲接来中土传法。建元十八年（382）年他遣吕光等出兵西域，攻下龟兹，终获罗什。吕光却强迫罗什娶龟兹国王的公主为妻，不从则用酒灌醉，置二人于密室，迫使罗什破戒成亲。后秦弘始三年（401），国王姚兴派人去凉州迎罗什入长安，请入西明阁和逍遥园讲经释经，待以国师之礼，但这位国王不能忍受名僧后继无人，于是赠美女10名，令其纳为妻妾。罗什不敢不从。中国僧人欲步其后尘，罗什无可奈何地告戒大家“但采莲花，勿取臭泥”。这件事充分地说明中国和尚或者要在中国做和尚就必须选择中国人的活法，活得舒心，不拒绝教义许可的享受，若有违佛教戒律便可修改戒律也不能抛弃享受而选择吃苦。苦尽量少吃，和尚却要做。所以当中国茶风大盛成比屋之饮时，和尚们毫不犹豫的种茶、制茶、饮茶，引茶入佛，乃至成为和尚家风。

和尚与茶结缘的最早传说是在西汉时，四川蒙顶山山顶有座甘露寺，寺里有个普慧禅师,俗名吴理真，他在上清峰顶植茶7株，茶树“有云雾覆其上，若有神物护之者”。植7株取北斗星座之数。春天采摘时，由县令择吉日，沐浴斋素，着朝服，率僚属，设案焚香，跪拜再三。然后选12位僧人入园，每芽取一叶，共采365叶，再交僧人焙制，入瓶封装，入贡京都。12位僧人代表一年有12个月，采365叶代表一年有365天。四川饮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西汉时代，以茶入贡可追溯到周初，但说蒙顶茶最早系僧人所植便有违历史的真实。西汉乃至东汉初年，虽有少量寺院，但只为引进高僧并供胡商礼佛，法律上不许国人当和尚。佛教登上蒙山不会早于东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蒙顶茶是汉唐时代名茶，这则传说虽非信史，不足为据，但透露了一点历史信息：中国僧人居名山名寺，很早很早就开始植茶。

僧人饮茶的历史晚于儒生和道士。陆羽《茶经•七之事》条列48事，多与儒、道有关，但佛教茶也有记载，文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余茶苏而已。”

这一条出于《晋书•艺术传》，单道开是西晋（265～316）末著名僧人，据史书他昼夜不眠，诵经40万言。他生活在佛、道混淆的历史时期，王公士大夫多误以为佛教即本土黄老之学，这位单道开虽是僧人，却学道家服食，并将茶与紫苏合煮作饮料，为僧人茶事之先。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品茗，而是以茶为药，提神醒脑、驱寒温胃。他的茶苏大半源于道教的服食养生，而非僧人独创。

稍后，有东晋怀信和尚著《释门自镜录》，内云：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两晋是清淡家最活跃的时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追求洒脱不羁，迹近狂入，这一部分名士一般以酒助谈。怀信和尚非此类，他是学佛学比附老庄，不守戒律、不修边幅，口若悬河却不干政，是真正意义上的清淡，大概鉴于“酒后失言”的教训故改为以茶助谈。他集僧人、清谈家、名士、茶人于一身。与西晋的单道开相比，他是饮茶，而单道开是服茶药。怀信和尚的饮茶已有茶文化的萌芽。

还有一条史料说明魏晋僧人茶事。东晋太元六年（381），僧人慧远入江西庐山，住东林寺传法，曾以自种自制茶叶款待挚友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和陆静修（406～477），他们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陶渊明是晋代大诗人，亦儒亦道，好老庄之学。陆静修常用《中庸》，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引儒入道，援佛入道。他是魏晋南北朝时代道教的领袖人物，以建科仪和改革灵宝派（南天师道）而名垂道史。这说明东晋末年已有僧人植茶，并已用茶待客，开寺院茶礼之先。印度佛教本无饮茶一说，因为当时印度不产茶，西典东来，并于魏晋时代扎根中土，僧人在与儒士、道人的交往中耳濡目染，于是茶便进入寺宇，僧人不仅自饮，还用茶招待不同教派的朋友，一杯清茶竟昭示了三教相融的大趋势，也反映了佛教文化以机敏权变的策略学习华夏本土儒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并逐渐渗透，建立三教谐调发展的格局。佛教茶晚于儒教茶、道教茶，但后来居上亦在预料之中。《茶经•七之事》有一条记载南朝僧人茶事，文曰：释道该说《续名僧传》：“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元嘉中过江，遇沈台真，请武康小山寺。年垂悬年（原注：悬车，喻日入之候，指垂老时也。《淮南子》曰‘日至悲泉，爱息其马’，亦此意），饭所饮茶。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法瑶是北方僧人，因社会变迁而移居南国，落脚于武康小山寺，入乡随俗学会了饮茶，且成了资深茶人。应当说，法瑶是史有可考的第一茶僧，使僧人茶脱离了食用、药用阶段。中文所云“元嘉”（424～453）是南朝宋文帝年号，“永明”（483～493）是南朝齐武帝年号。

此时北朝有无茶风呢？北魏是拓拔族建立的政权，北方民族食奶酪不食茶。魏定都洛阳后，鼓励南人“归化”，并特建“归化里吴人坊”虚“室”以待。南人王肃去北魏后因好饮茶，曾有“酪奴”之讥，但时间久了，食俗渐变，北人也开始饮茶，如北魏杨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中就有僧人饮茶的记载。印度高僧达摩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475）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景德传灯录》载：达摩禅师面壁时天赐给他茶，参禅并饮茶，这他驱赶睡魔。口噙茶叶。由涩而苦而后甘，鲜爽醇厚。达摩疑义悟禅机，九年后成佛化去。另有传说云：达摩面壁，昏昏沉沉，一怒之下自割眼皮，弃置地上。眼皮抛下光闪闪的冒出一棵树，弟子们摘叶煎饮，参禅再不瞌睡了，于是称其为“茶”。这虽是无稽之谈，但细细琢磨又兴味无穷：一则说明南北朝时僧人已有饮茶习俗；二则说明僧人饮茶有所本，佛经无载但祖师以身作则；三则说明僧人饮茶与坐禅有关，因坐禅而发现茶驱睡之功，茶有益于僧人坐禅。魏晋升南北朝时期僧人茶俗的形成有两个客观原因：

其一，当时饮茶已较普遍，南朝尤盛。《茶经》录入《世说新语》中一则故事，那个北方士子任瞻去了南方，见南方人普遍饮茶便也随俗“下饮”，饮了茶却不知为茶为茗，其实这过江后居住在吴兴茶区，自然会选择饮茶，以茶代饭又足见嗜茶之烈，大约喝了数十年，竟活了79岁，这是饮茶可养生长寿的例征。法瑶的嗜茶反映了南朝僧人茶见已悄然兴起，皇上敕吴兴地方官礼致上京，于崇佛、敬老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对僧人饮茶的提倡和肯定。

其二，僧人禁断酒肉，有助于僧人茶风的形成。佛家戒杀生，限制食肉，《十诵律》说：“我听啖三种净肉。何等三？不见、不闻、不疑。”允许和尚吃没看见、未听闻、不怀疑是杀生和三种肉。南朝和尚居于江南富庶之地，鱼米之乡，酒肉易得，中国人又重享乐，当时的和尚估计是有肉就吃、见酒就喝，这事引起发梁武帝萧衍（464～549）的注意，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崇佛教的皇帝，自称“三宝之奴”，晚年素食，奉戒甚严。他是虔诚的佛子，奉佛教为国教，故又是当然的宗教领袖。为了维护指门清规，在天监十年（511）发布了《断酒肉文》，其《与老舍论断肉敕》，文曰：……众僧食肉，罪剧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狱，而止是一罪；至于众僧食肉，既犯性罪，又伤戒律，以此为言，有两重罪。若是学问众僧食肉者，此为恶业复倍于前。所以如此，既亲达经教，为人讲说，口称慈悲,心怀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违，即成诡妄。论学问人食肉，则罪有三重。所以贵于解义，正为如说修行，反复啖食鱼肉，侵酷生类，作恶知识，起众怨对，坠堕地狱，疾于[予赞]矛。善恶报应，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实宜深思。酒与茶本是此消彼长之物,佛门枯寂,酒不能喝,肉不能吃,饮茶便成为僧人十分珍视的享受了。好在南朝寺宇多在茶区,僧人自种自采自饮,既有农耕之乐,又获品茗之趣,何乐而不为?

隋朝文帝杨坚(541-604)崇佛,在位期间大力发展佛教,如在仁寿元至三年(601-603)三次下诏修佛塔113座供养舍利,开皇十年(590)新度僧尼50多万人,在原有佛寺5000所的基础上新建寺院3792所，新造佛像106580尊，修治旧像1588940尊。他有时患过头痛症,是僧人教以饮茶而愈,自此文帝亦嗜茶,臣子们争相贡献,有谚曰:“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年。”若说梁武帝发布断酒肉的命令从客观上促进了僧人饮茶之风,那么隋文帝崇佛又嗜茶,以天子之尊促进了僧与茶的进一步结合。

初唐时全国茶叶生产大发展,茶风较前朝尤盛。陆羽是中唐时期的人,他的《茶经》大约著于建中年间，即公元8世纪末叶，书中所载茶事多是初唐实况，据《茶经•八之出》所载，当时全国茶叶生产已有很大规模，已形成八大茶区，东到越州，西到襄州，南到泉州、韶州，北到金州、梁州，整个南半个中国无处不产茶，无处不产名茶。外销不多，茶叶多为国人享用。当时的状况是“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反映了全国饮茶的不平衡状态。

初唐时僧人饮茶状况史料缺乏，但据《封氏闻见记》推测，当时的佛教茶状况是：1.南方和尚嗜茶，北方和尚不多饮；2.佛门有戒律，僧人可否饮茶，佛祖没指示，是否有违教规？僧人委决不下，此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3.开元是唐玄宗年号，由公元713-739年。在此之前，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基本完成，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华夏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经7个世纪的碰撞，华夏文化终于以其博大深厚的实力容纳并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是个樵夫，即被尊为“六祖”的惠能（638-713），时值唐高咸亨、上元年间（674-675），大唐立国（618）至此半个世纪。禅宗的出现是一场佛学革命，一批高僧以标新立异相尚。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泰山降魔师鉴于坐禅不寐又不夕食，正式肯定了僧人饮茶的合法性，承认饮茶和坐禅同属僧人的修持内容。降魔师的这一决定反映了广大僧人的迫切要求，从此茶事堂而皇之进入山门。不用说，北方僧人饮茶很快形成时尚，其影响波及全社会，如《封氏闻见记》所言：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向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这段文字反映了佛教茶对中国北方乃至全国饮茶的推动作用，不仅促进了茶为国饮，还推动了茶业的大发展，出现了茶馆、茶市，茶叶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商品，成为大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说道教、儒教率先赋予茶事以文化色彩，那么佛教对于茶为国饮地位的确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唐时期，出了茶神陆羽，有了《茶经》，又有一批文化人的推波助澜，茶风鼎盛，陆羽在《茶经•六之饮》总结道：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茶风如此之盛，对佛教茶事会有一定反作用力，继泰山降魔师认可僧人饮茶无形中成为修持内容之后，中晚唐的怀海禅师又进一步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释怀海（720-814）是中晚唐名僧，和陆羽是同一代人，长陆羽13岁，但卒年晚10载,享年94岁。他是禅宗南岳怀让一系的传人，为百丈寺主持。古印度佛教丛林清规规定僧人是“三衣一钵、中日一食、树下一宿”，百丈根据国情创立“普请法”，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创立了律则并严格躬行。有一次寺里“普请”，弟子们见他年事已高，不忍心让他和大家一起干活，便藏了他的工具，百丈遍寻不见，这一天他没干活，也没进食。弟子们怕他生气，只好归还他的工具，百丈说：“我本无德之人，怎敢劳动他人，自己坐享其成呢？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百丈清规》系经后人修订而成佛门正式戒律，现行的《敕修百丈清规》是元德辉禅师根据唐宋诸家清规，依托百丈之名而修订后。《百丈清规》对于茶学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较泰山降魔师又前进了一步，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还将其制度化。自百丈之后，僧人茶事就不仅仅是僧人的物质需求，并上升成为精神需求，乃至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不能等闲视之。

《百丈清规》叙寺院茶视云：圣节，必首启建金刚无量寿道场……待大殿排香烛茶汤，铙钹手炉俱办。堂司传着报方丈客头。佛降诞，先期堂司率众财送库司。营供养。请制疏金疏，至日库司严设花亭。中置佛降生像，于香汤盒内，安二小杓佛前，数陈供养毕，住持上堂祝香云……次趺坐云：“四月八月恭遇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降诞令辰，率众比丘，严备香花灯烛果珍羞，可伸供养。”……领众同到（大佛）殿上，向佛排立定。住持上香三拜……下亲点茶，又三拜收坐具，按《百丈清规》，茶汤供养很频繁，诸如圣节、千秋节、国忌日、佛降诞日、佛成道日涅、帝师涅、达摩忌日、比丘示寂都要如仪。寺院职事变更，送旧迎新，则办茶汤会。坐禅、谈话、待客都要饮茶。乃至法堂陈设也为适应僧人茶事而作了变化，法堂于法鼓之外增设茶鼓，法鼓置法堂东北角，茶鼓置西北角。《百丈清规•法器章》载：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上堂时二通……茶鼓长击一通。茶鼓之设反映了僧人饮茶不仅仅是口腹之欲，业已成为僧人的宗教生活。茶鼓赋予了茶事以宗教色彩，并成佛门风情之一端。古人诗云“春烟寺敲灵鹫院，夕阳欲压赭圻城”。茶鼓如同市廛酒旗，成为寺院僧侣茶的标志物。为方便僧人饮茶，寺庙建筑格局相应变化，一般都有专用茶室，作品茗之所，称之为“茶寮”。明人许次纾《茶疏•茶所》云：小斋之外，别置茶寮。……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一般茶寮派一二僧负责，称寮主、副寮，也有叫茶头或茶僧的。嗜茶的僧人一般叫茶僧，茶僧不是职务，仅言其嗜茶之切。寺院重要茶事活动一般都在茶寮内举行，如茶汤会，较为隆重的要事先出示点茶牌：

例一：前堂首座比丘某右某今晨斋退就云堂点一钟特为后堂首座大众师仍请诸如事同垂光降今日具位某状。

例二：守寮比丘某右某启取今晚就寮煎汤一中特为合寮尊众聊旌某制之仪状望众慈同垂光降谨状：

今日守寮比丘某状。

每日例行茶汤会程序是：

每日粥罢，（寮元）令茶头行者门外候众至，鸣板三下。大众百寮，寮长分手。寮主、副寮对面左右位。副寮出，烧香归位。茶头喝云，大众和南遇旦望点汤。

更有甚者，《百丈清规》已成“王法”，如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无形之中，饮茶不仅是僧人习俗，茶礼竟纳入僧家法律强制施行。《百丈清规》对于刚出现的佛门茶俗的发展和巩固起了决定性作用。

怀海制定《百丈清规》后半个世纪，佛门茶事的文化层次迅速提高，不再执着于驱睡悦志，也不止步于自然无力的道家思想，僧人在饮茶中发现自己，见性成佛，向佛学和美学的最高境界——禅境挺进。当然，中唐仅仅是起步阶段，至宋明时结出智慧之果。至此，“中国茶道”作为一门文化艺能臻于完善和成熟。茶文化史上的这次飞跃发端于从谂禅师（778-863），他是曹州郝乡（今山东曹县境内），俗姓郝。童年从曹州扈道院的和尚落发出家，后住赵州（今石家庄赵县）观音寺（又称东院），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嗜茶成癖，动辄就说“吃茶去”，因此而形成一桩“公案”。《广群芳谱•茶谱》载：

有僧到赵州，从谂法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吃茶去”已成禅僧机锋语流传千载，它是“茶禅一味”（或“茶佛一味”）肇始的标志，是佛教茶有别于儒、道而独具特色的标志，是佛教具很高文化品位的标志。它的出现使领500年风骚的道教茶黯然失色，乃至后世众多茶书竟大捧佛教茶，而忘却道教茶昔日之辉煌。“吃茶去”虽是口头语，其内涵千言万语也不一定能说透彻，当代诗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诗云：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同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为中国茶文化展示周题诗云：“今古形殊义不差，古称荼苦近称茶。赵州法语吃茶去，三字千金百世夸。”大体说来，到公元9世纪中叶，佛教茶文化已是“法相”初具，饮茶成为和尚家风，几乎是无僧不饮茶，僧无日不饮茶，其须臾不可或缺的程度更胜俗世茶人一筹，因为茶于僧人的作用无可取代。宋僧道原《景德传灯录》记载温州瑞鹿寺本先禅师言僧侣的生活是:起来洗手而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起来洗手而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和尚吃茶次数多，每次饮茶碗数也较俗人为甚，大约和尚不想羽化成仙，便不以“卢仝七碗”为先限。如《旧唐书•宜宗记》所载的那个东都僧活了120岁，宣宗问其长生之道，他则说：“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日也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即就减去夸张的部分，东都僧饮茶量也十分惊人。僧人嗜茶如此之切，真不堪设想一旦中止，僧人又是何等地清苦！僧人还能心地安详地坐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