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道与佛学思想

佛门饮茶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庐山志》记载，早在汉代，庐山的僧人就采制茶叶，东一k-1慧远和尚在庐山东林寺附近也种过茶叶。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是东晋怀信和尚的《释门自镜录):“跳定清谈，祖胸谐谑，居不悉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说明至少在晋代，佛门己盛行饮茶。至唐代中期，佛门更加重视茶李.并且带动民间百姓饮茶成风。(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今山东邹县)、齐(今山东临淄)、沧(今河北沧州)、棣(今山东惠民)，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因此黄河流域饮茶风气也就随着佛教的盛行而普及开来。佛门内部也将饮茶列为宗门规式，写人佛教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其中“法器章”“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中都明文规定丛林茶禅及其做法次第。其目的都是为了帮助禅修，潜移默化，成为佛教丛林的

法门规式。到了宋代，湖北黄梅五祖山的刘元甫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松涛庵”，撰有《茶堂清规》，其中的《茶道轨章》《四谛义章》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后被日本来中国留学的僧人南浦绍明

(1235-1309)带回日本，成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清、寂”的祖本。。遗憾的是，刘元甫的茶道思想虽东传日木却没在国内流传下来，但佛教与茶道思想的因缘却是密不可分的。 显然，刘元甫的茶道“四啼”是从佛教的墓本教义“苦、集、灭、道”四谛衍化而来的。谛就是真理，四谛就是佛教关于人生现象的四种真理。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痛苦的汇集，人生在世，处处皆苦，“苦谛”就是佛教对人生价值的判断。“集谛”是分析造成各种痛苦的原因，佛教认为就是人的贪、咳、痴“三毒”造成所有痛苦，只有断绝这些原因，刁‘能彻底从痛苦烦恼中解脱，达到涅架境界。“灭谛”就是佛教的最高理想涅架。涅架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圆寂、寂灭、灭度。

即灭息一切烦恼、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轮回的境界。而要真正解脱苦因、达到解脱，就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道谛”。合理的成佛途径有八个，称为“八正道”或“八圣道”，共有戒、定、慧三方面的内容。戒即戒律之学，定即禅定，慧即智慧之学。因此，刘元甫应该是在品茶过程中领会佛教“四谛”的真谛而总结出茶道“四谛”。由此亦可证明佛教不但讲道，而且还与茶道融在一起水乳难分，因此历史上首先提出“茶道”概念的不是别人而是皎然和尚，也就可以理解了。仅此一点，佛教对中国茶道的贡献就是很大的。

然而，佛教对中国茶道影响最大的是禅宗思想。当佛教传人中国后，其禅定之学亦随之进人中国本土。由于它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虚静”认识论(如荀子的“虚一而静”，《大学》的“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安”，道家的“守静笃，致虚极”。)，因而很受中国民众的欢迎和重视，不久便形成了以“禅”命名的“禅宗”。“禅”为梵文的音译，其本义是“静虑”。禅宗就是讲究通过静虑的方式来追求顿悟，即以静坐的方式，排除一切杂念，专心致志地冥思苦想，直到某一瞬间顿然领悟到佛法的真谛。佛教将“戒、定、慧三学”作为修持的基础，“戒”是戒恶修善，“慧”是破惑证真，而“定”就是息缘静虑。高僧净空法师曾经指出:“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就是恢复我们本有的大智大觉而已。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呢?一定要定，你要把心静下来，要定下来，才能够恢复。”好 当年(南朝梁)禅宗始祖菩提达摩来中国传播佛学，曾在河南A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成为静虑的典范。和尚们在坐禅时要求进人一种虚静的状态，弘一法师曾经解释道:“不为外物所动之谓静，不为外物所实之谓虚。”所以静就是思想不为外物干扰，虚就是心灵不为名利欲望所纠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很不容易的，唐代和尚坐禅时又是“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常人难以坚持，只好靠饮茶来充饥提神。而茶性中的“俭”又能抑制人的欲念，有助于更快地人静，自然就成为禅宗的最得力助手，茶事也就成为佛门的重要活动之一，并被列人佛门清规，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禅宗与茶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佛教寺院中的禅堂，饮茶仍是日常的功课之一，称之为禅茶。赖功欧先生曾经指出:

茶对禅宗是从去睡、养生，过渡到入静除烦，从而再进入“自悟”的超越境界的。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三重境界，对禅宗来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它悄悄地自然而然地但却是真正地使两个分别独立的东西达到了合一，从而使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一项崭新的内容—禅茶一味。

不过，虽说是“禅茶一味”，佛门与茶界是各有侧重的，前者重在禅，后者重在茶。两者相通之处主要在于禅境的追求。僧人坐禅人静，要求摒弃杂念，心无旁鹜，目不斜视，进人虚静的状态，在追求领悟佛法真谛的过程中，达到空灵澄静、物我两忘的境界，也被称为禅的意境，或称禅意、禅境。而茶人在品茗中所追求的也正是这种融道、佛两家于一体的空灵澄静的禅境。如唐代诗人钱起在(与赵营茶宴)一诗中描写道:

竹下忘言对紫茶，

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

一树坪声片影针。

茶人在竹林下品饮紫笋茶，已经进人到俗念全消的忘言状态，心中的尘垢都被洗净，进人空灵虚静的境界。但品茗的兴味没有穷尽，令人全身心地沉醉在品茗艺术的审美意境中，全然忘却周围的一切，只有树影中传来的蝉声更反衬出竹林的幽静。可见，茶人们的追求与禅宗的审美意境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因此“禅茶一味”主要是在追求禅境上的一味。禅与茶也是相得益彰的，禅借茶以人静悟道，茶因禅而提高美学意境。

“静”为茶道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已为许多学者所认识，在对中国茶道精神的概括中常常包括“静”在内。如台湾中华茶艺协会第二届大会通过的茶艺基本精神是“清、敬、怡、真”。当时会长吴振铎先生在解释时就指出:“清”是指“清洁”“清廉”“清静”“清寂”。台湾茶艺专家范增平先生认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俭、静、洁”。台湾茶艺专家周渝先生认为中国茶道精神是“正、静、深、远”，后又改为“正、静、清、圆”。林治先生在(中国茶道)书中也提出“和、静、怡、真”为“茶道四谛”。可见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茶道中“静”这一重要特性。

其实，在品茗艺术过程中，静是比较直观而又较容易领会的。周渝先生曾有过很通俗的解说:静不是死板，静是活的，要由动来达到静，是14个人都能够达到的。“有些人心里很烦，你要他去面壁，去思考，那更烦，更可怕。可是如果你专心把茶泡好，你自然就进去了，就‘静’了。所以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人静法门，又是很快乐的。”，因此，初学者不妨由静人手，在品茗实践过程中逐渐把握茶艺的特性，进而领悟茶道的真谛，最终直捣茶道的核心。

与儒、道两家一样，“和”在佛学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佛学强调在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时，倡导和诚处世的伦理。劝导世人和睦相处，和诚相爱。无相憎恨，无相仇杀。《无量经》中佛陀就说:“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疾，有无相通，无得贪惜，言色常和，莫相违决。”更为重要的是，释迎牟尼在宗教实践上，既批评苦行主义，也反对纵欲享乐.而提出不苦不乐的“中道”学说，使原始佛教哲学带有明显的中和色彩。这种“中道”后来经过大乘教中观派发扬光大为“中观”之道，集中表现在“二谛”(俗谛、真谛)等范畴_l:。俗谛认为万物是“有”，真谛认为万物是“空”，中道论认为万物亦有亦空，非有非!,是“有”与“空”的中和，即不执著矛盾双方中任何一方，不走极端的思维方法，因而与儒家的“中和”思想有相通之处。实际上，禅宗浸染中国思想文化最深，因而被称为中国士大夫的佛教。它比以前各种佛学流派更多地吸收儒家学说和老庄的道家思想，从而使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得以通融。佛教理论家宗密就主张儒、释、道应该互相补充、互相融合，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所以对于儒、道两家的天人关系，佛学也有相关的论述，提出“物我同根”的思想。物我既然同根，自然是和谐相处，融为一体，处于“中和”状态。早在东晋，名僧僧肇在《涅架无名论》中就说:

“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在于有无齐观，齐观则彼己无二，所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物不异我，我不异物，物我玄会，归乎无极。”

“齐天地为一旨，而不乖其实;镜群有以玄通，而物我俱

佛教这种“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物我玄会”“物我俱一”的思想，与儒家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相通，也与道家的“天人合一”说互相包容。“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主题，也成为整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根本因素。古代思想家把研究天人之际问题看做是最高学问和智慧，并由此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儒、释、道三家共有的思维方式，即综合性的思维方式。这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荃本思维特征，因而对中国茶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自然也就对中国茶道核心思想的形成打下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