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茶的因缘

　　在印度，“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成为一种风尚。“掘地垦土”的农业生产和“手捉金银”的贸易经营都是印度佛教戒律所不允许的。佛教传入我国初期，僧人也是随师乞食，或*俗人供给生活所需。西晋惠帝建兴圣寺“供养百僧”。北魏有“僧祗户”（凡民间每年捐谷六十斛入僧曹的，称之）。但我国僧尼多居寺庙，过着集体生活，要念经坐禅，乞食似不可能。由于梁武帝大力提倡，汉族僧人普遍吃素，以体现佛教的慈悲精神，这在信奉佛教的国度里是很特别的，乞食更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为了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扎根和不断发展，必须与我国儒教、道教相融合，以适合中国的国情，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早在东晋时，佛教就开始自力更生地解决生存权问题，南朝梁《高僧传》记载，东晋时高僧道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佐证已废除印度佛教的乞食制，开始生产劳动了。他们种茶的历史也很悠久，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庐山东林寺以自种自制的茶招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霄达旦。”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有关茶叶的小品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婢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著。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已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份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