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以茶养廉

　　茶宴之风盛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徽宗赵佶对茶颇有讲究，以建州北苑贡茶为背景撰写《大观茶论》，亲手烹茶赐宴群臣。

中国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的开始出现就不同凡响。茶一开始，就为有眼光的政治家或统治者所赏识，他们提出“以茶养廉”，对抗“奢侈腐败”之风。
　　当代茶圣吴觉农在《四川茶史话·前言》援引《商书·酒诰》说：商的统治阶级沉溺在酒里，腥秽上冲，连天都发怒了。周文王和武王则与商纣恰恰相反，由于他们的建国方针是勤俭建国，所以严禁饮酒。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在“伐纣会盟”时，有南方八个小国，将部落子民为药用的茶，作为礼品，献给武王，“以茶代酒”，于是武王用茶设宴，以茶代酒招待各路诸侯，部落酋长。这种以茶代酒宴请宾客的宴会，叫做茶宴，即“以茶养廉”的一个佐证。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又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但是茶宴却源于魏晋。 　

　 东晋时，吴兴太守陆纳，目睹世风奢侈，设茶宴招待将军谢安并非吝啬，亦非轻慢，而是表示清操节俭，力倡以茶代酒。
　　同时代的大将军恒温在提倡节俭上，常以简朴示人，每宴下士，茶果而已。以茶代酒以示节俭，这些可说是最早的茶宴原型。
　　唐代饮茶风日炽，上自权贵，下至百姓，皆崇尚茶当酒。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天宝十年(751)进士，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
　　那样狂饮，而是以茶代酒，所以能聚首畅谈，洗净尘心，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钱起为记此盛事，写下一首《与赵莒茶宴》
　　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宋代饮茶风较唐代尤盛，茶宴遍行朝野，君王有曲宴点茶畅饮之例，百姓有茶宴品茗斗试之举。宋朝一建立，便在宫廷兴起饮茶风尚，历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宋太宗造龙凤茶，以别庶饮。官家设御焙、官焙；民间有茶坊、茶铺。茶宴之风盛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徽宗赵佶对茶颇有讲究，以建州北苑贡茶为背景撰写《大观茶论》，亲手烹茶赐宴群臣；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写道：“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指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当时，武夷山一些寺院流行“茶宴”，一些名流学者，往往慕名前往。朱熹居五夫，常与友人赴开善寺茶宴，与住持圆悟交往甚笃，经常品茶吟哦，谈经论佛。圆悟圆寂，朱熹唁诗有：“一别人间万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
　　朱熹在武夷创建武夷精舍，蛰居武夷，著书立说，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以茶穷理，常与友人学者，以茶代酒，或宴于泉边，或宴竹林或宴岩亭，或宴溪畔。“仙翁留灶石，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茶宴以禅林茶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径山寺茶宴最有影响。径山寺在今浙江省余杭市境，那里山明水秀，是品茗佳处，旅游胜地。山中径山寺建于唐代，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茶宴，自唐以来，径山境会亭茶宴形成一套颇为讲究的茶宴礼仪。南宋开庆元年(1259)日本高僧南浦昭明禅师来径山寺求佛法，前后五年学成回国，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以茶论道”的当今“日本茶道”。
　　古代茶宴因客而异，分品茗会、茶果宴、分茶宴三种。品茗会纯粹品茶，以招待社会贤达名流为主；茶果宴，品茶并佐以茶果，以亲朋故旧相聚为宜；分茶宴，才是真正的茶宴，除品茶之外，辅以茶食。茶宴之道，追求清俭朴实，淡雅逸越，以清俭淡雅为主旨，展示人们希冀和平与安定的心愿。
　　茶宴符合中华民族俭朴的美德，具有待客交谊之功，又能明志清神，修德养性。久而久之，由茶宴、茶会、茶话演化而成今日的茶话会。它的释义可有什么茶杯可以防止茶叶泡得太久以说是“用茶与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聚会”。茶话会以其简朴无华而风行全国。以茶养廉、反对奢侈，反腐倡廉，乃俭德之风。此风传到国外，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誉为“茶杯和茶壶精神”。这足以说明，中国茶文化仍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