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洱茶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

　　云南所产普洱茶闻名中外，普洱茶兴起并大量生产始于清代。普洱茶兴起不久便形成很大的生产规模，与茶叶主要产地社会环境的改变存在互动的关系。迄今以详细占有史料为基础，深入探讨普洱茶问题的著述尚不多见。笔者前期发表了数文，[1]现进一步收集、考订有关史料，对清代普洱茶生产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的关系试为考述。

　　一

　　云南东南部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所见植物种类繁多，而且生长迅速堪称繁盛。据清代记载，今西双版纳的茶山地区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2]所述之“茶王树”，或已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茶王树”多为野生植株，也有一部分北纬25度茶叶产区是人工种植的。当地居民长年采摘古老茶树的茶叶，主要是供己佐食或视为药物，作为普遍饮品的时间应较晚。

　　唐代云南地区出现采茶供饮的记载。据唐代《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南诏所建银生城位今云南景东一带，蒙舍蛮（南诏贵族）令人采其地界诸山出产之茶，与花椒、姜、肉桂同烹供饮。既言“散收无采造法”，可见所产之茶主要是供蒙舍蛮消费，采摘与加工茶叶尚无定法，表明尚未形成有明确供销关系的产业。另据宋代李石《续博物志》卷七：“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续博物志》的记载可能引自《蛮书》，或另有所据，但反映的是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的情形无疑。若如此，说明大理国沿袭南诏贵族饮茶的习俗，采摘、烹饮茶叶的方式并无改变。绍兴三年（1133），大理国诸蛮赴泸南（在今四川泸州以南）售马，大理国马队所携的货物中有茶叶。[3]大理国诸蛮常赴泸南等地向宋朝官府出售马匹，所携带的茶叶视为风味土产，产量及交易的数量有限。另据记载，宋代大理国消费的茶叶，主要是从今广西地区输入。据道光《云南通志》：“尝疑普茶不知显自何时，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故范公志桂林，自以司马政，而不言西蕃之有茶。”[4]认为宋廷南渡之后，广西官府以当地所产茶叶换取西蕃（按：指大理国）的马匹，表明大理国地区不产茶。撰于南宋时的《桂海虞衡志》，作者范成大因此仅记载广西马政的情形，而不言大理国之茶。宋代《方舆胜览》谈到西南地区所产茶叶，仅说“蒙顶茶，受阳气全，故茶芳香”。[5]《记纂渊海》称：“蜀雅州（治今四川雅安）蒙岭产茶最佳，其常在春夏之交方茶生。”[6]宋代四川雅州出产的蒙顶茶已为内地所知，这一时期未见言及云南东南地区产茶的记载。

　　明代全国饮茶的方式发生改变，直接影响到各地茶叶的生产与销售。宋人饮茶，习惯将茶叶碾碎揉之制为上品，称“大小龙团”；而视散片之茶为下等茶，“故缙绅皆不贵之。”洪武二十四年（1391），因制造龙团茶颇费民力物力，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茶，以后仅许采茶芽以进。明代各地饮茶，流行“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的方式。明人称此法采焙俱选用茶叶的嫩芽，“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这一改变“遂开千古茗饮之宗”。[7]自明太祖颁诏，碾碎茶叶、揉制为龙团的生产工艺乃告结束；采芽茶晾晒保存，用时投入滚水啜饮，便逐渐演成通行的习尚，进而影响到各地茶叶的生产、加工与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