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风雨 沧桑巨变的“普洱府”

　　在现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城城南，一个仿明清风格的普洱古镇已展示在世人面前，集中重现了当年普洱府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辉映出普洱府昔日商道的振兴与繁荣，彰显了普洱茶文化的成就与辉煌。就此，笔者通过调研、走访和查阅资料等，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现予记录。

　　普洱府的诞生

　　普洱茶起源于古普洱地先民汉代的种茶制茶，兴盛于唐宋明清，并成为了朝中贡品。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已形成，以古普洱府（今宁洱）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的以贩运普洱茶为主的民间商贸通道已基本成型。明洪武十六年（1383）定名为“普耳”，万历年间改称“普洱”。清朝初年，吴三桂腹背受敌、移兵云南。为管理好这块进可攻、退可守的西南边陲要塞，吴三桂对行政区划管理进行了调整，将今普洱、临沧及西双版纳一带编归元江府管理。

　　借助马帮运输要道的独特优势，普洱逐渐地成为了普洱连接中原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枢纽，普洱茶马古道中心和商品贸易中心开始形成。藏族马帮经大理、景东、镇沅、景谷深入普洱坝子，沿途出售藏马、毛皮、藏药，同时收购茶叶，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贸易通道。从中原经昆明到元江进入普洱的官商道，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也进行货物交易。在内地瓷器、丝绸等名贵商品流入普洱的同时，产自当地的普洱贡茶也走向了京城，声名远播。从普洱到江城再到越南江莱的商道，加速了普洱与沿海地区的连接。经思茅到勐海至缅甸景栋出泰国的马帮路，运来了东南亚的玉石、象牙、草果、洋锭等商品。随着文化的传播和贸易的繁荣，大胆的商人们在普洱周围开起了银厂、铜矿，就连时任云南总督的贝诺和也在距普洱城西北10余里的白龙场开设了铜矿。

　　清雍正初年，满族镶蓝旗人鄂尔泰任云贵广西总督，为普洱府设置写下了开元一页。那时，迤南一带各少数民族杂居，大部分处于原始的部落时代。他们各占一地，互不隶属，有的依靠明朝廷封给的世袭，吃力地维护着不断被外来文化冲击的统治，使迤南这一带清廷行政管理陷入困难的境地。要稳定管理好大清南疆之地，必然要寻求一种新的能有效约束边地各少数民族部落的政治体系，故对边地实行了“改土归流”。

　　当时，这种制度正在试行。鄂尔泰担任云贵广西总督后，通过不断观察、摸索和试用，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管理模式，并上奏朝廷加快推行，迅速把流官往前移，以便清政府中央更好地对边疆地域实施管理。而此时，迤南的普洱已经在13版纳区域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人流、物流、文化流使各民族接受了外来的新文化，全面推行流官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清雍正初年，鄂尔泰启奏大清朝廷，请求在云南省元江府所辖之地普洱增设普洱府。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正式在普洱设府。从此，“改土归流”结束，雍正及鄂尔泰将茶盐贸易牢牢掌握在手中。

　　鄂尔泰在思茅设立了茶叶总店，茶业收售均归官府管辖，拢尽其利；攸乐设立同知，加强了对“六大茶山”的管理，征收茶叶营运税捐；同时以制止“夷民滋事”为名，大量向各大茶山及商贸要道派驻军队，严厉打击当地土司、兵役贩卖私茶。随着茶山的开发、茶业的兴旺，四川、江西、湖南等省及石屏、楚雄等地的大批汉人陆续迁入，“六大茶山”随之得以迅速发展。普洱府城也因此成为了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于一体的管理中心和滇南重镇，马帮、商客交集，欧洲传教士、探险家进入，在交易、传教、探险的同时带来了各种文化，贸易兴盛，甚是繁荣。

　　普洱府的崛起与辉煌

　　普洱设府后，即着手修建城墙，保证府城的安全，同时建设府衙，以保证行政事务的处理。

　　普洱城墙，在唐代被称为“水湾寨”时就已开始修建，当时采用竹木将寨子围起来，以避免野兽侵袭。至大理国时，普洱行政区划更名“步日睑”，已将水湾寨建成简单的土城（即奉逸城）。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多发，元江府调兵驻防普洱时通过加高、加宽、加固等手段改进城墙，使之具备了完善的防御功能，但主体结构一直都是土墙。设置普洱府后，云南巡抚张允随为安全防务、加强普洱府城防，行文请示清庭全面整修普洱府城墙，并改为砖墙结构，但清廷仅复准土墙外墙改为砖墙，未准改变内部土墙结构。

　　普洱府首任知府佟世荫收到清政府同意改造城墙的批示后，邀请江西人李莫夺主持城墙和城门的修建。在李莫夺的主持下，普洱府城从规划到施工、从坚持规范到质量，都按照要求全面、系统的进行，使普洱府城城池建造了贯彻了全新的理念。

　　与古时城池的修建原则无异，普洱府城也依照当地风水做法选建。据史书中记载，建成的普洱府城，周长三里九分三厘（1081.55米），中间厚7.32尺（2.44米），其中，城墙底宽3.5米，顶宽2米，齿状城垛（古称雉堞）高二丈二尺（高7.33米），拦马墙高三尺（1米）。有4个城门楼，弧形门道深度为一丈九尺八寸（6米余），门上有阳雕魏碑体门名，门洞上建造城楼，城楼为砖木结构二层，三间转屋，镂花门窗，雕梁画栋，每楼（城墙以上）高三丈余（10.17米），加城墙部分高17.5米。城门楼上有葫芦和禽兽等陶制涂釉饰物，檐下悬挂风铃（古称檐马）。清朝乃至民国时期，城门有兵两边把守。普洱府城没有护城河，城门不与地面平行，高于地面修有台阶。

　　按道家学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出可见世间万物，入可纳四方财宝，因而每个城门的台阶都是按“出三进四”修建，即走出城门台阶是三步，进入城里台阶是四步。城门宽一丈余（3.3米），每座城楼都有镇门的泥塑神像，进出城人可登楼焚香敬拜。高达15米多的三楼设有官兵的瞭望哨所，在楼上可鸟瞰城楼四野。城门在每天晚7点放定根炮关东、西、北三门，晚9时关南门。4座城门当时为普洱府城最高、最雄伟的建筑。

　　城墙修好后即修建城府，来自中原的佟世荫，按照中原府城的建筑方式，在普洱府城大兴土木，并在具体的建筑过程中融入了本地民族的文化。据现在宁洱县城的老人们回忆和目前遗址的考证，普洱府的庙宇、住户，甚至普洱府的衙门机构，入门都是四合院，颇具中原建筑风格，只是院有大有小，楼或高或矮，高的达3至4楼，门窗多为雕花镂窗，墙面花、鸟、兽、风景的图案，有的建有大理风格的照壁；房建主体结构为土基和木料为主，并使用少量的城砖支砌墙两头以稳固墙面，楼房不用一颗钢钉，全由木匠们精巧设计穿斗而成。

　　据当地传说，普洱府衙背靠凤凰山，山脉直通无量山、哀牢山，靠山很硬。普洱府城主街凤新街，从北门到南门，北门不直对南门，靠西边，南门正对正街。北门前建有武庙（即关公庙），武庙大门正对凤新街，武庙西边经现在北门大水井形成了弧形通往北门。普洱府街道街面铺有不规则青石，用细沙铺平，街两边是排水明沟，因此从街道进入每户商家都有一块垫脚石相连。佟世荫将普洱府衙选建在进入北门靠东的第一条巷道内，巷道平行建着“关圣庙”“文昌宫”“普洱府城隍庙”“马王庙”，最东边为普洱府衙。从地势看，普洱府衙是普洱府城的最高点，而府衙前边（往南）过巷道就是宁洱县衙，府衙自南朝北建在一条中轴线上。府衙大门朝南，东西两边是有走廊的厢房，有天井、衙门大堂。整个府衙共有3道院子，前院是知府处理公务的场所，中院为知府家属生活院，后院部分为后勤衙役居住，正堂是知府办公的“惠风堂”。府内有对联和堂匾，但这些对联和堂匾根据各个时期知府的需求和性格不同而时有更换。

　　普洱府设立后，城内车水马龙，各地商客南来北往，有南亚各国商人，甚至还有欧洲传教士等通过贸易传播文化，给普洱府带来了繁荣。产自普洱府域的茶称之为普洱茶，随着普洱府的设立和贸易的发展，以其优良的品质迅速扩大影响，誉满京城。据《普洱府志》记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普洱府刚刚成立6年，普洱府城内会馆达到50余家、茶店铺60余家，包括当时的两广、两湖、福州、江西等会馆和云南建水、石屏、临安等会馆。当时，为加强对越来越繁荣茶叶经销的管理，普洱府设立了茶叶局，专门代表普洱府衙发放印花和管理府城内各会馆，又由各会馆与各地采购茶叶客商和茶山的衔接，推动茶叶贸易。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政府增设了迤南道（普洱道），辖元江、临安、镇沅和普洱四府。作为鄂尔泰朝廷流官与土官管理的成功典范，普洱府辖区几乎占到滇省一半，进一步奠定了普洱府在大清滇南管理的重要位置。据《普洱府志》记载，普洱府知府领三品衔，普洱道道员领二品衔、赏顶戴花翎。在清开个茶叶店项目策划方案朝时期，二、三品官员一般授予朝廷的封疆大吏，由此可见清廷对普洱府的重视程度。那时，普洱府城内有普洱道署、普洱府、宁洱县衙、总兵驻军等行政、军事机构，城内道台、知府、知县、总兵等官员齐聚，成为滇南政治中心。文化上，各种文化交融，儒家黉学馆、佛教的中原大乘佛教和东南亚的南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齐汇，使普洱府成为融开放、繁荣、发展的府城，成为云南与大理、蒙自、昆明齐名的云南四大名府之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