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普洱茶的那些人和事——茶人篇

　　最早在台湾宣传普洱茶的人应该是云南人曹士桂。曹士桂，云南红河州蒙自县鸣鹫镇人，1845年10月，他在北京接受皇帝的任命，被委任为台湾府鹿港理番同知，也就是协助台湾知府管理台湾土著的最高官员。在曹士桂的《宦海日记》中有明确记载，他在道光二十七年，也就是1847年，携带数量未知的普洱茶，作为礼物送给和他有来往的好友和下属。

　　▲曹士桂的《宦海日记》中关于普洱茶的文字

　　曹士桂带到台湾的普洱茶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五子元茶，一种是普洱（圆）茶。五子元茶单位是筒，普洱茶单位是元。

　　可见，普洱茶，应该是现在的七子茶，因为个头相对较大，单独拿出来也有一定的面子。而五子元茶，每一元比较小，五个为一筒，送人就整筒地送了。

　　150年后，台湾人又发现了普洱茶，但这回，普洱茶不只是在上层社会的迎来送往中出现，而是深入到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李拂一与普洱茶的百年情缘

　　李拂一先生是我们和遥远的清朝、普洱茶的过去、金三角那个混沌的时代的时空连接点。他是大清边疆最后的见证人，是勐海普洱茶雄起的缔造者，云南合作事业的实践者，是金三角这个边境怪胎的助产士，是勐海茶厂主任，是企业家、政客、学者、民族文化的传播者……我们所推崇的普洱老茶，有很多就是经他手运到缅甸、泰国的。有他在，我茶叶最长可以泡几次们的茶喝得很真实，普洱茶的历史也很鲜活。

　　▲李拂一先生与当年开创金三角的一些老人的合影

　　李拂一先生祖籍广西，在云南普洱出生。其实，拂一并不是李先生的名，他原名李承阳，字复一，拂一是他的笔名。后来，因笔名用得多，他便以笔名行世，各种登记表上也用笔名，真名反倒被人们忘记了。

　　由于长年生活在茶区，又亲自经营茶叶，李拂一对整个西双版纳的茶叶非常熟悉，因此，他在1933年出版《车里》一书里，专节对版纳的茶业作了介绍，并在他担任主笔的南京《新亚细亚》杂志撰写了《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一文。1938年，李拂一受省政府委托，去泰国、越南侦察日本人的动向，在回昆明汇报的时候，他顺便写就《佛海茶业概况》《暹程记略》二文，《佛海茶业概况》对佛海——包括从佛海出境的车里（今景洪市）以及南峤（今勐海县）等地的茶业从产量、质量、制法、包装、运输、价格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

　　“漆器老师傅”范和钧的普洱茶传奇

　　1938年12月，由中国茶叶公司和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办的云南中国茶叶公司在昆明成立。公司为了发展边疆的茶叶，支援抗战，决定在顺宁（今凤庆）、佛海（今勐海）建立两座现代化的制茶厂，两厂目标相同，均为年产红绿茶5000标准箱。在决定佛海茶厂的厂长人选时，颇费周折，最终还是决定由范和钧担此重任。

　　1939年3月，受云南中国茶叶公司之邀，范和钧经香港、云南抵达昆明。公司委派他去蛮荒之地佛海，调查民情，筹建佛海茶厂。范和钧边调查边地民情、茶情、商情，边招工，同时征地盖房，制造各种半机械制茶设备。

　　▲范和钧设计的人力揉茶机，需6人同时操作

　　1940年，佛海茶厂生产红绿茶132担。以服务社会名义试制藏销紧茶1000担。

　　此时，范和钧发现，佛海生产量最大的是蘑菇头形状的藏销紧茶，把紧茶管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将工作的重点从红茶转移到普洱茶。

　　1942年11月，除三个员工在佛海茶厂留守外，范和钧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经思茅撤回昆明。机器、厂房留在勐海，留守人员刀国栋、周光泽等每年还少量制作茶叶，维持开销，直到1950年被解放军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