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洱茶鼎盛的原因（下）

　　民族融合产量提高

　　南诏国、大理国时期及以前，云南土著民族为主，民族的融合是被“土著”化，如南诏国时大理洱海边俘获的唐朝士兵被白族化。但元以后，发生了改变，土著民族成了被统治民族，逐步被“汉化”。

　　（现云南行政区范围图）

　　1、元代移民主要住在城市（统治的）

　　元代蒙古人、回回人、维吾尔人、契丹人、汉人大量进入云南。由于元朝征缅,从内地调集大量军队到云南屯戍,汉人在云南的数量不断增加。汉文化也在云南广泛传播。但是云南依然是“夷多汉少”。

国家茶叶政策

　　2、明代移民主要住在坝区（军垦的）

　　朱元璋总结汉朝以来中原王朝统一云南的成败得失后制定统一云南的方针,“非为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就是留兵屯戍,并向云南大量移民。

　　（明军从贵州的威宁、安顺攻入云南的曲靖→昆明→大理）

　　朱元璋平定云南后,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川都司兵戍守,控制要害。在云南实行以卫所为基础的军垦，其特点一是军士来自军户，军户世代当兵。二是纳入卫所管理的军士，须在指定地区屯田或戍守，有事作战无事务农，由此形成以驻军为形式的大规模移民垦荒浪潮。

　　军事屯田开展的同时，又将一些内地百姓迁至云南实行民间屯田，另外还将罪犯贬谪充军到云南，这是明代内地汉人移民云南的又一特点。

　　（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军民区的分布与拓展）

　　到明代后期,军事屯田、民间屯田、罪犯贬谪充军等类型的汉族移民的总数已达300万左右。汉族移民的数量已完全超过了土著的“蛮夷”人户。汉人占云南居民总数的2/3以上。云南“夷多汉少”的状况到明代有了根本改变。汉族人户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土著民族,而且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成为云南居民的多数民族；云南土著民族则从多数变为少数。明代的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建水、曲靖等地的社会文化与风俗习惯,与中原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原来土著的“夷人”与土著化的汉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融合为形成“云南人”。

　　谢肇淛《滇略》卷四说:“高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右（古人把富人居住的高档小区叫“闾右”，把穷人居住的棚户区叫“闾左”，朱元璋迁徙的“闾右”都是江浙地区的富豪们）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南京）。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lèi同等）矣”。

　　（明代移民云南的“江左”区域）

　　大理各县的村子名称最后一字为“屯”、“所”、“营”、“站”等的，明代都是“军垦”的地方，都是平坦、肥沃、交通要道之地。

　　明代知名的云南茶叶，见于记载的有昆明太华寺所出的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所产的感通茶。

　　明人许次纾所撰《茶疏·产茶》记载：“楚之产曰宝庆，滇之产曰五华，此皆表表有名，犹在雁茶之上”［楚地所产的叫宝庆茶，云南所产为五华茶（按：实为产自昆明太华寺之太华茶），这些茶都名声卓异，名声还在雁荡茶之上］。

　　明·冯时可的见闻笔记《滇行纪略》(1609年后)记载，“楚雄府城外石马井水，无异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龙。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按：感通寺茶系指大理感通茶，惠泉指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天池指明代江苏苏州的天池山产的名茶，伏龙是指浙江古会稽名茶之一种，亦称卧龙。

　　1620年，谢肇淛《滇略》卷三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民族融合，特别是江苏、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川的汉族移民已超“云南人”2/3以上。进入云南的汉人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原和江南制作茶叶的技术与品茗的方式随之传入云南，对云南茶的生产与制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为清代普洱茶的一鸣惊人奠定坚实基础。但整体还是“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整体水平还较差。

　　因为明代移民还没到普洱茶的核心区→西双版纳、临沧、普洱。外来人口甚少，且长期被土司控制，滇东南等边疆地区长期封闭落后，难以形成普洱茶萌生及发展的社会条件。

　　（版纳民族的野炊：原生态）

　　3、清代移民则在山区和边境（谋生的）

　　清朝政府为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保卫边疆,维护统一,派驻绿营兵。每县至少设置一汛,汛有固定防区,又兵在塘、关、哨驻守。在明代还未开发的丽江府、永昌府（今保山）、顺宁府（今临沧）、元江府、普洱府、开化府（今文山）、广南府等地，因人口稀少，土地开垦，多设置塘、哨、关、卡。

　　清代在云南实行的“汛塘”与明代的“军垦”区别很大。清代的“汛塘”主要是招募贫苦农民充当兵卒,年老后他们可以退役,这点与明代卫所制度的终身为兵、世代为兵大有不同。但是,他们常年在相对固定的塘房、哨所、关卡防守,长期戍守在一个地方,不仅适应了周围的环境,而且与周围的民众的关系相当密切,绿营兵退役时大多年老力衰,返回故乡的心情已淡漠,大多在附近各自垦田立业,安家定居,逐渐聚集成村落屯寨。有清一代云南有三千多处塘、哨、关、卡。戍守的兵士大都是应募而来的汉族农民,他们对于戍守边防,开发山区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仅“官移”区别大，民间移民更是大不同，清代是主动逃荒来的流民。1835年（道光十五年），全国人口增至4亿以上，内地出现了人满为患，出现了内地剩余人口大量逃难到西南边疆。云南官府又给予减税、贷给种子、准为永业等优惠政策，招徕内地流民至边疆及偏僻地垦荒。现在的普洱、西双版纳是流民进入较多的地区。

　　自发迁居云南的外地流民，大都拖儿带女、贫穷拮据，既无插足富庶之地的条件，亦无创业经营的资本，落籍人口聚集的腹地不甚可能。远赴边疆和僻地从事垦荒及烧炭，或至矿厂充当砂丁，便成为大部分流民无奈的选择，清代云南流行俗语：“穷赴夷方急走厂”。另外一些人则以经商或货郎为职业，游走于穷乡僻壤。

　　滇南的元江府、普洱府等地,明代王朝势力尚未深入。1732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元江、镇沅、普洱、威远、车里、茶山等地,分汛防守。朝廷在元江、普洱等地广泛布置兵丁,分道守卫,开发生产,经过百余年的经营,这里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百多年后,这一地区,“关、隘、汛、塘,声气联络,其生齿计一十八万人之众,而茶山、盐井税课充盈”（道光《普洱府志》郑绍谦《序》）。

　　乾隆二十年（1755），云南巡抚郭一裕奏：“滇省居民，夷多汉少，所谓汉人者，多系江西、湖南、川陕等省流寓之人，相传数代，便成土著。”

　　到了道光（1821年—1850年）时已是“风俗人情，居然中土”。

　　至今,云南大多数人(包括少数民族)的家谱,都自称祖先是来自南京应天府人氏。这是自明代以来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

　　以江西、湖南、四川、陕西、贵州为主的外来流民，在迁居车里、茶山等地后，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很快投身于普洱茶生产及销售的浪潮，尤以从事收购、加工及贩卖者居多。

　　由此可见茶山繁荣之状。现在追捧的倚邦贡茶古树及“猫耳朵”小叶种，有人就认为是移民的四川人带来栽种的。六大茶山中的易武，到清代晚期其居民基本上都是汉人（石屏人）。易武的茶庄数量在六大茶山中居于首位，其制作技术在六大茶山中最先进，其茶叶质量也是最好的。

　　从古籍记载中，清代普洱茶的鼎盛脉络清晰如下：

　　1729年（雍正七年），置普洱府,为流官制；同年，将普洱通判移驻思茅,又在思茅兼设攸乐同知。

　　1729年（雍正七年），普洱茶被朝廷列为贡茶，至光绪三十年（1904）贡茶中止，普洱茶每年上贡长达176年。

　　1735年（雍正十三年），“云南茶法”及七子饼的诞生。

　　1799年（嘉庆四年），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志草木第十一·普茶）记载的是普洱茶产销处于极盛时期。

　　1826年（道光六年），阮福的《普洱茶记》记载“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1867年（同治六年），清·段永原《信征别集》记载：“朱继用又言:思芽厅地方,茶山最为广大,数百里间,多以种茶为业。其山川深厚,故茶味浓而佳,以开水冲之十次仍有也。而归其美名于普洱府。其实普洱之茶,皆思茅所产。”

　　1925年，民国·柴萼《梵天卢录》笔记小说描述：“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价等兼金”，意思是易武、倚邦普洱茶价格是黄金的加倍。“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意思是普洱茶与龙井相比较，就如杜甫（普洱茶）与陶渊明（龙井）相比较一样，喝懂的人认为是对的。

　　据记载，清初的攸乐等六大茶山共产茶六、七千驮（1驮﹦150公斤，7000驮﹦1050吨），最高年产量曾达八万余担（1担﹦100斤，8万担﹦8000000斤﹦4000吨）。

　　一批解决生存的逃荒者，到了资源丰厚的普洱茶原产地，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提高了产量、提升了工艺、扩大了知名度，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成为贡茶皇帝喜欢政府引导

　　清代是满族人统治，满族人以游猎吃肉为主，得到天下后，更是养尊处优、大鱼大肉，身体容易出问题，也需要用“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的普洱茶来去油腻助消化，使肠胃舒服。再加上普洱茶味酽耐泡越存越香，喝了整个身体舒服。所以普洱茶在清王室上至皇帝太后，下至王爷大臣均大受青睐，形成了冬饮普洱，夏喝龙井的习惯。

　　（清八旗子弟茶不离身，已流行起了盖碗。）

　　1729年（雍正七年），普洱茶被朝廷列为贡茶，至光绪三十年（1904）贡茶中止，普洱茶每年上贡长达176年。历经乾、嘉、道、咸、同、光、宣七位皇帝。

　　1826年（道光六年），阮福的《普洱茶记》记载如下：

　　（《林超民文集·第二卷》309页）

　　皇帝得到来自云南的普洱茶，不仅自己品尝，而且赏赐给皇亲国戚。并作为礼品赠送外国使臣。按清朝礼例每次接见或宴请、参观、看戏，都要赠送礼物，称为“赏赐”，每次每人一份。在3次回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品共计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据王郁风先生将这批礼单逐项统计，计送普洱茶124团、女儿茶34个、(普洱)茶膏26匣、砖茶28块、六安茶48瓶、武夷茶24瓶，还有未列茶名的茶叶32瓶。每次赠送国礼，便由清朝“军机处”逐人逐项开列详细清单，呈送皇帝阅批后送给。

　　据宫中档案记载，雍正时期，普洱茶一年的入贡量已达5000余斤。光绪时“皇上用普洱茶，每日用一两五钱，一个月共用二斤十三两，一年共用普洱茶三十三斤十二两”，一年喝33斤多，还不算“一年陆续漱口用普洱茶十一两”，可见用量之大！

　　皇帝喜欢，皇宫追从，京城重之。用今天话来讲，皇帝做广告，政府做推广，干部抓落实，不仅内销还要出口。这样的东东，哪有还不火热不流行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普洱茶在清代鼎盛，是历史的必然，也符合今天的市场经济规律。

　　普洱茶本身是好东西→需求量剧增，藏区的依赖和中原的追捧→来自茶区的开荒流民与“土著”民族融合一起，不仅扩大了产量还提升了工艺→成为贡茶及“羁縻”物品，销售畅通推广得力。不鼎盛不出名都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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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回归田园

　　2018.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