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洱茶”原产地正本清源——读《普洱茶记》有感

为“普洱茶”原产地正本清源——作家雷平阳告诉你普洱茶鲜为人知的故事

喜欢普洱茶已经很多年了，经历过普洱茶在全国风头正劲的日子，也经受过普洱茶备受冷落的岁月，几起几落未尝不是件好事，我的心可以随着普洱茶沉寂下来，一起体味悠久时空带来的妙处。

初入茶门，总要有本启蒙的书，平阳老弟的《普洱茶记》，算是一本不错的向导。

平阳是个诗人，散文作家，好走田野，好写纪实。书如其人，他到勐海搞田野调查时，我一路陪他爬山涉水，在布朗山之巅纵情放歌，在人家豪饮狂舞，还骗他吃过拉祜族用鲜猪血腌的红肉和傣族的剁生。他的这本小册子，行文天马行空，文体多样，有懵懂的随笔，有应景似的软广告，有田野考察笔记，有书堆中沉没的史料，有的，又像诗，不吝用数不尽的美句赠给普洱茶这位千年伊人。

平阳与普洱茶有着前世今生般的因缘，滇东北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和铃声，儿时爷爷迷醉于普洱茶的记忆，都幻化成与普洱茶难分难舍的情愫，爱之弥珍。当普洱茶热火朝天红遍全国时，可以想见作者的振奋与激动，也可以理解作者对普洱茶须降温言论的鄙夷。

当喜爱的东西被误解，被扭曲，成为地方政府争先注册的商标和奇货可居的藏品并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远离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人民时，平阳的爱自然转变为一种道义感和使命感，正本清源，力求还原普洱茶的本来面目。于是，除了那些美妙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些系统的，完备的，难得一见的普洱茶资料：茶人访谈、茶厂回顾、茶叶品名缘由、制作工序等，在这些资料中，蕴含着一些历史的本来面目：

现在的普洱（原思茅）并不产茶，茶的原产地也不在什么印度的阿萨姆邦，茶的原产地在中国云南澜沧江两岸，当年英国传教士到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采集了大叶茶种，在印度阿萨姆种植，云南之茶也就成了所谓印度茶。被人称为蕴含着时空的茶，有这样一本饱含热情和历史的书作为导游，品茶一路上，一定多姿多彩，鲜活有趣。

平阳老弟在《普洱茶记》中用古人典籍中的事实佐证了普洱茶的故乡在西双版纳：唐人樊绰在其《云南志》一书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据著名历史学家尤中先生所著《云南民族史》载，银生城即在今西双版纳一带。而“诸山”，茶学界也已形成公论，即旧时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攸乐山、莽芝山、革登山、倚邦山、慢撒山(今易武山)和蛮砖山。

平阳老弟的《普洱茶记》还引用了专家考证：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而云南的西双版纳一带又是茶的源头，据方国瑜、林超民等教授研究发现，作为西双版纳的原住民，傣族、哈尼族煖尼人和拉枯族，在语言上均称茶为“La”，而与其毗邻的彝族撒尼方言亦称茶为“Ia”，纳西族则称茶为“Le”，贵州苗族称茶为“chula”，长期饮用云南茶叶的藏族亦称茶为“ja”……从语言学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茶始于西双版纳，而后逐渐散射四周各民族，进而沿长江向整个中原地区传播，并通过诸多渠道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底蕴丰厚、灿烂辉煌的中华茶学史和中华茶文化史。

平阳老弟在亲自考察西双版纳诸茶山后指出：作为追本溯源的不朽的典证，茶叶工作者们曾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南糯山上发现了一株树龄长达800余年的栽培型“茶王树”，同时，又在该县巴达乡发现了一株树龄长达1700余年的野生“茶王树”。这些惊人的发现，不仅否决了原流行于世的“茶生于印度”的虚妄之说，而且还让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茶的信徒，络绎不绝地涌向了勐海，“朝拜茶王”也因此成了西双版纳的又一文化景观。

《普洱茶记》还从从科学的角度提出：茶树，在植物学上属茶科，共约23属380余种，其中云南就占了260余种，并且主要就集中在西双版纳一带。为什么会形成这一现象呢?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在第四纪冰川扫虏地球植物的几次大灾难中，云南南部很多地方幸免于难，而西双版纳就是其一；第二，西双版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候属北热带和南亚热带型，有着丰富的热量和充沛的雨水，且无严寒酷暑，无霜，全年多雾，相对湿度大，光、热、水、土的综合效应，为茶树的繁衍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基于此，西双版纳得以成为中国茶叶生产的主要产地，而产于此的“普洱茶”，也因此成了中华茶品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三国前，西双版纳就有大量的野生茶树分布，在布朗族的先民古濮人中就有种植的历史和饮茶的习惯，并且有以商品的形式对外地贸易，推算历史，至今已有2000多年了。到了晋时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唐宋时，易武、象明一带的大量野生茶园得到进一步改造，逐渐形成了山山有茶园，处处有人家的局面，此时西双版纳茶叶商品基地已基本形成，易武更成为当时“滇南五城”中的“利润城”，这充分说明版纳茶叶在唐宋时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一个茶叶种植和商贸的鼎盛时期。明代隆庆年间，古六大茶山地区在行政区划上被归为12版纳之一——“茶山版纳”。明末清初，在石屏一带流传着“穷走夷方，极走广”的说法，致使在石屏一带的大量平民百姓再次涌入易武、象明一带开展种茶，使茶叶产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到了近代，随着勐海茶业的勃兴以及“新六大茶山”走入人们视野，西双版纳出产的普洱茶更加名重天下，长盛不衰。

《滇海虞衡志》中曾谈到，“昔洱六大茶山，相距不远，以易武为中心集散。”产量最大的易武茶山，在清朝光绪年间，是江北六大茶山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六大茶山”茶叶的生产、加工和集散地。一时间，各种商号、茶庄、店铺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

“商业繁盛，马帮络绎不绝”就是对那一时期易武的写照．而易武也因为拥有最为丰富的普洱茶历史文化遗存，成为云南最为著名的古镇之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在易武最为繁华的年代，一队队的马帮沿着青石铺就的古道踏着夕阳而来，带来了遥远他乡的布匹、铁器和传说，而在清展的鸡鸣声中，运走了他乡翘首以盼的普洱茶和发财的梦想。那些从易武古镇延伸出去的一条条古道，很多年了，仿佛还在传来大队马帮踏道而来踏道而去的声音。在易武所存留下来的永安桥“碑记“上，透过岁月的沧桑，我们还能感受到易武昔日的辉煌。

“云南迄南之利，首在茶。而茶之产易武较多。”桥碑上的记载，以及散落在易武茶山的浮雕、石碑、匾牌、古茶庄遗址，诉说看的是一个茶叶王国繁盛的篇章。的确，那个时候的易武茶区，山山有茶园，由于茶业的发展，易武茶山从六大茶山中脱颖而出，声名远播。那些渴望一朝致富的梦想家和淘金人从全国各地赶来，云集到这里，导致易武的常住人口多达十万余人。

石头、蹄印，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渐渐湮没。只有深入探寻久远的历史，才能读懂这无尽的古道。明、清时期手工业制茶商云集佛海（今勐海），成为盛极一时的普洱茶交易中心，佛海23个茶庄年产紧茶出口量达4万担，富于远见卓识的茶商们开辟了一条从打洛经泰国到印度、西藏的茶马古道。山路纵横蜿蜒，水路千廻百转,演绎了多少爱恨交织的传奇故事。韧性的力量已经把曾经坚实的脚印刻在了石板路上，诠释出苦尽甘来的本真。他们从密林古道中走来，从历史久远处走来，在亘古不绝的路上，将勐海普洱茶的芳香撒遍世界各地。

据《勐海县志》记载：清朝末年，佛海已经成为云南普洱茶生产加工的重点县。生产的普洱茶深受藏族兄弟的喜爱，1930年，西藏茶商组织大批马帮到佛海购茶直销西藏。1940年，佛海县生产的普洱茶运销到思茅、普洱，西藏，出口到印度、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家。1939年，白梦愚在南糯山建立了第一个以机器加工为主的现代化茶厂思普茶厂；1940年，范和钧建立了规模最大的佛海茶厂，从此，普洱茶加工生产迈向了现代化的征程。

抗日战争的硝烟摧毁了普洱茶曾经的辉煌，这是一个沉重的记忆。据《十二版纳志》、《勐海县志》、《勐海文史资料》等史书记载：1942年9月起，日泰联军5000多人进犯勐海打洛。打丙江坡头及勐麻沿线战斗激烈，敌人组织多次飞机轰炸。日机连续不断轰炸佛海、南峤等地，轰炸造成村民人口伤亡、财产损失惨重。战争期间，佛海县所有茶业企业因战争被迫停产倒闭，造成巨大的直接与间接损失。茶业企业捐款、捐粮，积极支持地方政府成立的抗日救国分会——“旦娜”抗敌后援会的抗日行动，出动民工抢修道路、机场，运送弹药，组织抗日游击队和远征军，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爱国历史篇章。

1951年，佛海茶厂被人民政府接管，恢复重建。经过近70年的风风雨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营企业到民营企业，勐海茶厂始终坚持“一心一意做好茶”的理念，始终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和普洱茶行业的龙头。云南七子饼茶和现代普洱茶人工后发酵陈化工艺的巨大成功，无不体现了勐海茶厂对普洱茶行业发展的卓越贡献。目前。该厂每年上缴税利1.3亿元，成为茶业生产企业中纳税最多的企业。

云南茶的制作保留着唐代茶叶的古风、普洱茶发酵过程独特而独有、普洱茶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让其独具一格、普洱茶的繁荣靠数代茶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普洱茶的复兴离不开茶人锲而不舍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