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普洱茶膏

　　在中国的茶叶发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往往被茶学专家们所忽视。那就是古代的茶人，或者说极少数的“能工巧匠”一直在不间断地做着一种尝试——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一级可饮用的茶产品——茶膏。也许，这种实践由于涉及面极少，不是茶叶发展的主流，没有纳入茶学专家的视野。到了清朝，这个唯一的茶产品，开辟了二百年的风光历史。

　　站在历史的角度，你会发现，普洱茶膏不是某个时期、某一个人的偶然发现，而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普洱茶膏没有形成之前，中国的唐朝与宋朝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茶膏生产经验，虽然那时的很多茶膏品种没有延续下来，或者说因工艺及品质的不成熟的原因而“半路夭折”，但却为后来的普洱茶膏生产者提供了借鉴。

　　我们有理由这样推定：普洱茶膏是受唐宋时期茶膏的启发并在借鉴唐宋茶膏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一、唐代：发现茶膏雏形

　　唐代，“茶圣”陆羽33岁时，历经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经》初稿。此后，又经历了十年时间，特别是因编纂《韵海镜源》（唐代著名的文学著作）时掌握了大量资料，对《茶经》原稿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和增订。关于《茶经》或许有一点是茶叶史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陆羽也是中国第一个茶膏发现者，或者称为启蒙人，这或许是一个新的提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膏”（茶叶加工后出现的膏化物质）记录在《茶经》里的人。

　　让我们先仔细品味这个“膏”字。最早，在中国的《说文解字》中，对“膏”字是这样解释的：“按，膏者，脂也。凝者曰脂，释者曰膏。”古代医学称心尖脂肪为“膏”，后又专指物之精华。如：膏髓（比喻事物的精华）。

　　再后来，古代的中医师们通过熬制的方法将动物或植物提炼出他们认为精华的东西，引申为药膏。陆羽恰恰是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膏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有相似之处。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的名称记录在《茶经》里。

　　陆羽发现的这个“膏”与当时唐代制茶工艺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唐代制茶与我们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时的制茶工艺几乎是以蒸青饼茶为主。陆羽的《茶经》主要描述的也是唐代饼茶的制作方式。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采之”就是采茶；

　　“蒸之”是将采回的鲜叶用釜蒸熟；

　　“捣之”是将蒸熟的茶叶未凉前放入杵臼中捣烂，成为茶泥；

　　“拍之”是将茶泥倒入模具中加以拍击，使其紧密坚实，不留缝隙；

　　“焙之”是将入模的饼茶解出，用烘焙的方法将饼茶烘干，防止发霉；

　　“穿之”是将烘干的茶穿成一串，便于运输和计数；

　　“封之”则是将茶叶成品用特有的期货茶叶茶叶批发价格贮藏工具进行贮藏。

　　这里有与茶膏相关联的几个工序。这其中——“蒸之、捣之、拍之”三个工序是与“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现膏化现象。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挤压出去，会使制成的茶饼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他认为最好的饼茶应是“含膏者皱”，即是将茶叶中的茶汁与茶叶挤压出来，又不遗失，仍然附着茶叶表面，经过空气氧化后，使茶汁形成的膏状物质存留在茶叶之间。这就使饼茶的表面由于“膏”的生成，形成皱纹状。因此，在唐代，陆羽认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陆羽在《茶经》中最推崇的好茶是“胡靴”。其外观如胡人的皮靴，有细腻的皱纹状，就是“含膏者皱”的典型代表。

　　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陆羽去世一百多年之后，“茶膏”一词出现了。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名称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他茶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稀少与珍贵。

　　虽然陆羽之后的唐代出现了“茶膏”，仍然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陆羽品茗图

　　二、宋代：茶膏的形成

　　宋代茶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宋徽宗赵佶。赵佶著有《大观茶论》一书，书是在大观年间写成的茶论，正文分产地、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茗、外焙等20篇。对于茶产地、采制、烹调论述得非常详尽。

　　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在宋代，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并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那么，宋代是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一分离的呢？我们从宋代的另一本茶叶专著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名叫《北苑别录》。书的作者是赵汝砺，为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北苑贡茶苑为宋代皇宫直属的茶园，专门为宋代皇室采茶、制茶的贡茶单位。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从这些描述中可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着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另一方面，在饼茶制作过程中，宋人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致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38种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这些茶逊色不少。

　　但是，这种制茶工艺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

　　宋人斗茶

　　三、清代：普洱茶膏被正式定名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茶膏再次浮上水面。

　　清代贡品——普洱茶膏

　　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从食品生物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三是大锅长时间熬炼，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因此，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乾隆时期，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现在的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为了选料更精细，在御茶房之外建了“清水房”，将云南上贡的普洱茶进行“检验—解块—漂洗—检验”。在正式压榨前对原料进行检测和“预处理”。然后将其移到御茶房正式压榨制作，其压榨的整个工艺极其复杂，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又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四、20世纪50年代：茶膏销声匿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3500千克茶膏，供给援藏干部，但这几家企业仅生产了2000多千克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五、2004年后：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

　　先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轰动一时。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就是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和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当时因属皇宫贡品，定量加工，所以存世不多，后经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现已奇货可居。目前，贡品团茶（金瓜贡茶）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匣盛普洱茶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几匣，堪称国宝，难得一见。2007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

　　接着，广东著名的普洱茶专家林荣坤也将自己熬制的茶膏向世人展出，并用最精彩的语言描述它：“生在山里，死在炉里，埋在罐里，活在杯里，饮在口里，记在脑里，爽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