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为什么说我不是读书人

大家好。我不会演讲，讲不出什么精彩的意思，今天就是来辩解：为什么我不是读书人。 

这是一句老实话。刚才，我在餐厅碰见上海来的许纪霖先生——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说：“你和陈道明长得真像。”他说得很有意思：“不对，是陈道明像我。”许先生真的是读书人，我读过他写的书。我还听说昨天丁学良先生也来讲，他也是读书人。深圳的读书月，一定请了不少国内著名学者、教授，他们真的是读书人。 

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我和书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凑成书，人家就说：你是写书的，抵赖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说成是优秀的散文家，这真是要命——我不过当了写作的客串，但要我对人家说“我是读书人”，这句话说不出口。 

大家大约知道我们这拨人的经历。我是69届的初中生，66届的小学生。有一位著名文学家和我同届——王安忆女士。1983年我在纽约第一次见她，她和她妈妈茹志娟女士来美国访问，说要见见我，就见面了。一见面，发现她居然是写小说的，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届读书最少。在座的可能有老三届（66届、67届、68届），多少读过一点书，上过初三、高三之类，好歹67届还上过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大家要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比今天好太多了，老师的水准不一样。 

我还有一位老朋友，是阿城。他也就是初三毕业，但是你们要是和他谈话就会发现他什么都知道，科技知识也懂得很多，读书之杂、之多、记忆力之好，惊人。我年轻时交到这些朋友，有什么问题就问，没看过的书听他们讲讲，我觉得好像我也读过了。 

我碰到王安忆，发现她和我同届，我们立刻有个默契：我们都没读过书。但是，我画起画来，她写起小说来，莫名其妙都混到一点名气，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简单，就是，文革结束，非常荒凉。断代，没有人，我们就混出来了 

69届初中生一定是66届小学生，大家都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一场浩劫开始了。10年间，教育停顿，学校关门。但我和你们说实话，后来我和老朋友交流经验才知道，其实小孩子高兴坏了：第一，不上学了；第二，不考试了；第三，可以在马路当中走，全国进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1967年）；第四，可以跑进任何政府机关，公检法、上海市委，小孩子长驱直人，爬到屋顶上眺望，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一天到晚就这样混。混掉一年之后，毛主席想想不对，讲了一句话“复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小混蛋又给弄到中学去了，是指定区域的，用不着考试，你住在这个区，你就进这所中学。进去后直到1969年毕业，我不记得上过一堂语文课。没有课本，所有课本都是反动的。我只记得上过一两节数学，记得一句话“两点成一线”，我想：一根线都这么讲究，我一天到晚画线条，不知道“两点成一线”。此外完全忘记了。又上了几节英语课，学什么呢？就是用英文讲“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 

我记得很清楚，英语女教师不断教我们那几句，反反复复，结果一次她舌头没转过来，忽然讲错了，讲成“打倒毛主席”。坐在我后面的几个女生立刻发现了，站起来厉声喝叫：反动！认罪！低下头来！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女生的厉害，你想想看，初一的女生，14岁。那年月一天到晚就是要人认罪低头，女生很熟悉这套话语。怎么办呢，这位老师大概有一个月左右每个班上去做检查，对毛主席像鞠躬，认罪，哭。 

除了这些事情，我们上学干什么呢？一是到工厂劳动，一是到农村割麦子，再就是看老师被批斗，听广播里公判枪毙人。最长的一次公判，40多个人被枪毙，我们就跟在后面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读书吗？ 

到了1969年初中毕业，我们就被塞到火车里，全部被送到乡下去了。这样一种学历，到处和人家说“我是读书人”，太猖狂了。 

可是另一面，我们能够读到的书，全是在那段年龄（十四五岁一直到二十岁左右），为什么呢？书店关闭了。偶尔开着的书店，大家不能想象，架子上只有三种书：一种是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而且是经过选择的，并不是所有马列书都让你读；然后就是鲁迅的书，也是经过选择的，有单行本放在那里；再有一种书，就是革命小说。

有一本广东作家写的《欧阳海之歌》，在座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应该听说过；还有一本是《金光大道》，作者是浩然。浩然去世了，他长得很好看，但他后来很失落，其实他写得蛮好的——就是这么几种书。后来稍微多一点了，医疗书，什么《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所以这样的书店，今天不能想象。当时的书店和菜场一样，菜场里面没有菜，就那么几种，还要排队，还要凭票，极度匮乏的年代。

可是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我喜欢画油画，很多画册就流到社会上来。红卫兵抄家，冲到人家家里去，把书拿出来。拿出来干嘛呢？两种办法：是当着你的面全部烧掉，熊熊烈火。我看到过好几回上海人家，有点钱、有点家底的，一箱一箱书从楼上扔下来，堆在大街上烧掉。小时候不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书。还有呢，就是红卫兵自己拿回家看。红卫兵也要看书的，包括《基督山恩仇记》、《安娜卡列尼娜》，你能想象吗？一个红卫兵，十六七岁，在那里看普希金，看莱蒙托夫，看哪个公爵为了夫人开枪决斗，总之，一帮野孩子在读贵族的书，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没有当红卫兵的资格，但是有红卫兵朋友，大家借过来借过去，为了这事吵架：你怎么还不还给我？其实我已经借给别人了。这样子，抄书、烧书、封书、偷书、借书、还书，是我们青少年时代大约有一点求知欲的青年都有过的经历。最近北岛让我们回忆上世纪70年代，其中有个很著名的作家专门谈这个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我们这些人怎么偷书、抄书。 

这份书单，可以大约报给大家听听，比如说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作家德莱塞、海明威、杰克·伦敦，英国作家狄更斯、哈代，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这是50后青年的共同经历，看翻译小说，小说范围不用讲，整个中国当时就那么多翻译书，一大部分还是解放前翻译的，现在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翻译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看竖排本，看繁体字，后来去美国一天到晚要看对岸的反动报纸，台湾的竖排本和繁体字，我没障碍，都认得。 

中国文学四大名著，当时在我玩的几个小朋友那里借不到，所以非常惭愧——我不知道今天的70后、80后、90后在几岁读的《红楼梦》、《水浒》、《三国志》——我实话告诉大家，我到40岁出头才读了《三国志》、《水浒》、《红楼梦》，非常难为情，而且差不多忘记了，不是读书的年龄了，记不住了，只记得我在大都会博物馆临摩名作、天天临，当中出来抽烟，就摸出《三国演义》读，读到关公被拉出去杀头，眼泪下来了，心里好委屈，其他就不记得了。 

我到纽约时，英文还没有好到可以直接读原文，就看台湾翻译的各种哲学和文论，比如叔本华、尼采、本雅明、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些书应该在年轻时看，慢慢到30多岁，就有分析能力了。可是我30多岁刚刚读。现在大学教哲学、教文论的年轻教授也就30出头，他们高中时代就看这些书，记忆力好、概念清楚。我比他们大20岁左右，站在他们面前，怎么好意思说我是读书人？ 

大家知道上海、北京从前都有旧书店，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厂，他说他的读书经验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下课跑到琉璃厂看杂书，就站在那儿看。上海有一条福州路，民国时期遗留的旧书店一家连一家，很多宋版书、明版书、清版书。我小时候经过这些旧书店，还能看到，虽然解放后公私合营，但世世代代旧书店的味道都还在。文革开始，一夜间捣毁、关闭，没有了，现在琉璃厂还在，福州路还在，但再也恢复不了几十年、上百年开下来的那种旧书店格局。我前年到东京，问人家哪里是旧书店街？说是在神保町。

我坐着地铁去，一出来看到那条街，立刻想起小时候的上海福州路。神保町家家书店都很旧，小得要命，老板坐在书堆中，整个空间大概就像这张桌子那么大，在那儿吃便当，弄个小电风扇，一个小灯泡挂着。他不是穷，不是破烂，他是摆谱，他真的有谱可以摆：我这是多少世代的旧书店！ 

这就是咱们一天到晚说的人文积淀。我们这儿呢？全毁了，好好的传统，没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书，交给今天任何一个大学本科生、一个高中热爱文学的青年，尤其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说，“哥们儿，我读过这些书”，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错了。这是最起码的书单。我到现在还经常认不出字，母亲给我写信还纠正我的错别字。我母亲不算读书人，抗战时上到初中，打仗了，再没机会上学，出去参加抗日救亡剧团，十五六岁就走了。她是民国时期老知青，在浙江上的是乡镇中学，老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古文，教英文，所以我母亲识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她喜欢看字典，很生僻的字都认识，诸位想想，当时一个民国初中生，居然认识这么多字。她说，她没想到儿子怎么会出版书，哪页哪页，错别字，哪页哪页，有笔误，她都知道。 

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也有点说反话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实话，后面一句是反话——读书是很安静的事情，房间里有人，一点声音没有，肯定在读书，现在变成看电脑。看电视有声音，吵得要命——论教养，你如果真是读书人，你不会讲出来，不会告诉别人。你读书也好，弄艺术也好，不要弄成一个身份——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会画画，你会做两行诗，或者你会弹钢琴，不要和人家说。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这个专业，他拼命躲，不讲，我才知道：原来教养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这边不是。我出国前，从没当面听到哪个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说这句话。1992年回国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发现真有人会说：我是做学问的，我是读书人，我们读书人怎样怎样，我是艺术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诗人，我是作曲家……我听了，好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而且名片上还印着“某某画院二级画师”，然后打电话来：丹青啊，我通过一级画师了，咱们吃饭、喝酒。这等于名片上告诉你说：我是处长，我是局长，我是厅长。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会变成一种风气：一个人的身份那么重要。当然，重中之重就是权力、就是官位。今日中国的官文化，空前重要，《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活到今天，肯定抱头鼠窜，根本看不懂今天的官文化。 

可是我说我不是读书人，已经是一句不该说出口的话，也属于没教养，是急不择言。但我没办法，到这儿来讲演就得有个题目。每次都是预约，当场要给讲题，我就举着电话在那里现想，急出这句话，其实讲些什么都不知道。 

一整代的教养失去了，不知道这就是没教养，不知道什么叫做教养。我相信胡适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陈寅恪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研究学问的”。陈寅恪，大家知道，游学列国，懂20多种语言，可是我画《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看他的资料，他任教填表时，就填两种语言，一是梵文，另一种好像是德文，把自己很多学问抹掉了。他到香港逃亡，本来去医病，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领后，想让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说你要出来，家里就有粮食送过来，他不肯。结果大概有一点粗暴了，危险了——一具体什么情节，我忘了——忽然他就和日本人当场交涉，讲起日语来，很流利的日语。他太太都吃一惊，不知道他日语这么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儿了，你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但我在胡适的书里看到过“我们读书人”这句话，我相信他讲演时也说过这句话，这是另一回事情，是政治语言，是抗争的姿态，他这句话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意思是说，你们是武人，是弄政治的，国家的事情不能你们讲了就算了，你们要听听读书人怎么讲。但他平常不会跟人说，我相信，北大、清华当时一大堆教授像周作人、辜鸿铭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这是最起码的教养，随便哪个小镇上稍微知书达礼的人，他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因为我们大面积丧失了读书的传统，我们有过巨大的断层。等到水泥地荒草慢慢长出来，大家高兴了，有一种身份确认：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当领导的，我呢，读书人。但是这句话背后有大尴尬——今天的读书人，说实话，不是在社会上被尊重的一群人，他最后剩下一个不那么丢脸的身份，一个雅号——“读书人”，此外他什么都不是，他知道社会其实看他不起，他的心里会对自己有个交待：我没钱，我没权，可我是读书人。

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走过来，一个所谓老总走过来，说“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也许他很诚恳，表示自卑，但谁都知道，那才叫身份。我常在各种场合遇到有钱的主儿，年纪很轻：“陈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是个俗人。”我知道他其实蛮得意，他的地位比别人高，他的收入别人不能比，他在这个社会是真正被尊敬、被巴结的人。 

所以这是微妙的事情。也许我错了，在座哪位如果对人说“我是读书人”，你可以向我抗议：我不是你讲的那个意思。 

我说我不是一个读书人，还有一点气话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呢？我大约可以看得出来，这60年来，一个读书人、一个文化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是什么遭遇。大家知道最近钱学森同志刚刚去世（高寿），他是两弹之父，周恩来亲自请他回来，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科学家，当然他绝对是一个读书人，没问题。

民国时期出了很多这样有出息的读书人，跑出去有出息了，像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这些人，但是我真的很佩服钱学森。钱学森很爱国就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哪里看得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穿一个军大衣，戴一个军帽，跑到西北的无人区研究原子弹，为什么？他得到党、政府、国家的最高礼遇，这批人绝对要养起来、用起来，即使在饥荒的年代，这些人油的配量、糖的配量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其他人境遇可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文革有多少文艺人自杀、被关押、发疯，然后衰败，最著名的就是老舍先生跳河、傅雷先生上吊，上吊的时候他还很有教养，他和他太太一块儿上吊，商量好了，万一绳子断了掉下去，会惊动楼下的人，就垫了棉被在下面，掉下来之后声音可以轻一点——最后一分钟还很有教养。留下的遗嘱很有意思，欠谁谁谁多少钱，什么时候还给他，留下来的钱给佣人，跟着一辈子了，还有多少钱，存款在哪里，都交待好了，简直就像希腊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之前说我欠谁一只鸡没有还给他，希腊时代一只鸡也那么重要——我昨天在广东吃了很好的鸡，每根骨头都啃完了——希腊时代，一只鸡也很重要。 

李敖说：胡适、鲁迅、傅斯年、林语堂这些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被尊敬的知识分子。这话说的是对的。被谁尊敬呢？就是被军人尊敬，被流氓尊敬，被政府尊敬。蒋介石是个军人、大流氓，当时是总裁，他多多少少还是尊敬知识分子的，他当然要利用知识分子，但在利用前面，先有个尊敬在。 

大家应该知道蒋介石和胡适的关系。起先他讨厌胡适，因为胡适在1927年后公然说蒋介石是反动派。当时中国统一了，北伐成功了，蒋的说法就变了。胡适就说，他背叛革命，他搞独裁，他应该下台。胡适那时多大年纪？30出头，很年轻。当时不是一个两个胡适，全国到处都有知识分子公开咒骂蒋介石，说你胡闹，你背叛革命，你下台，郭沫若也讲过，我看过他演讲的录像。就这样，蒋介石对胡适不高兴，结果有一次在武汉吃饭，他俩碰见了，蒋介石觉得这个人很儒雅，有脑子，可以用，于是诚心诚意地尊敬他。不久抗战爆发，蒋介石就说：胡先生，你帮帮我，你到美国去做大使。胡适去了，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美援，争取国际同情，孤立日本，等等。

后来蒋介石失败了，退守台湾前关于总统选举问题，他甚至一度想让胡适出来给他撑门面：你来竞选总统。不管这句话是真是假，大家想想看，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笑话，不可能。你说蒋介石虚伪，利用胡适，胡适也知道这不是真意思，可是即便假的，现在这种事也没有啊！ 

到了台湾，又有很多风波，大家知道雷震办《自由中国》，他是国民党内部的改革派，这些改革派说蒋介石你搞独裁，你把大陆丢了，到了台湾你还搞独裁，搞特务统治，行不通了，我们要自由、要组党、要言论开放……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胡适。胡适支持他，你放开胆子弄。可是胡适很理性，他说：现在我们已经退到台湾了，已经没有政府可以支持了，如果我们不帮助国民党、不理解国民党，我们还能帮谁？这是很实在的话。可是底下的军人（国民党里面的强硬派、右翼）把《自由中国》封了，雷震给判了10年。后来蒋介石和胡适一起吃饭，蒋介石说“这个家伙通匪”，还对胡适讲了一些话。胡适回答得很得体，他说：“总统，你这话说得太重了，我承受不起。”他坚持了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事情，1949年之后中国国内不可能有啊！梁漱溟稍微顶了一下，全场一起骂他，梁漱溟也没办法，嘴瘪进去，很不服的样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之志不可夺也！”就这么一个人，讲了这么一句话。可是民国时期有的是这样的场面。傅斯年当着总统的面说：你把我脑袋拿走，这件事情我也不答应。不买你的账，不改变我的说法。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也痛苦，有些走向歧路，有些走向死路，很多年轻书生被枪毙，但是大量知识分子在战乱年代真是可以把声音发出来。 

这30年来，知识分子得到部分尊重。尊重无非来自两方面：一面来自执政者；另一面来自社会（老百姓）。 

上世纪80年代初流传一句话“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当时小摊贩、小生意被允许了。阿城告诉我，有位云南知青回到北京，没活干，自己拿个大桶，就在北京火车站外大马路上点起火来做面条，千千万万旅客出来吃碗热汤面，很快发财了，成了万元户。那时什么工资改革、市场经济，还没开始弄，一个在社科院、在军事机构的老工程师，工资可能真不如一个卖茶叶蛋、卖面条的。

上世纪90年代不一样了，新世纪更不一样了，学者、文人、科学家的工资待遇、社会待遇，比过去好很多。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要安分，你要听话。给你房子了，给你地位了，给你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了，你还要怎样？总之，是一个有前提的被尊重的方式，打引号的尊重，一大部分文人、读书人因此进入权力阶层。 

我经常看到《南方周末》或者那些不安分的报纸，突然头条，说是重庆哪个“学者官员”落马了——听到这词还有点快感：骑在马上，然后，“落马”了，意思就是双规了——然后说他以前拿过硕士、博士。这种例子看得多了，我就想：好啊，你们去做读书人，我可不要做，我是画画的。 

而读书人现在又被发现了另外一种价值：可以做门面。我回国时正好大学合并。2000年我糊里糊涂被弄到利益圈里，当时还以为可以弄点教育、做点事情，糊里糊涂进了清华，然后一天到晚听他们讲院校合并、开发校区、学术科研、项目经费……我刚回来听不懂，时间久了才明白，原来一大群知识分子被一小撮进入党内的知识分子利用，做国家的门面。对外说：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士生、多少硕士生、多少学术成果、多少研究项目……多好听啊！

一不留神，已经2009年了，期间我去过欧洲、去过美国，我发现所有大学的规模和中国没法比，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大学规模最大、教授最多、博士最多的国家，“非常伟大”。 

这两年闹国学，孔子吃香了。世纪初中国人打倒孔家店，到了世纪末，孔子又成了圣人。据我所知，全世界现在有100多个孔子学院，教些什么呢？据说主要教中文。教中文倒也好，歌德学院在中国也主要教德文，但人家还有一大堆文化项目，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项目好意思可以拿到国外给人家看，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但孔子学院肯定办起来了，又可以养一大群官员、一大群读书人。 

还是应了鲁迅的老话。鲁迅有一篇文章说“孔夫子是被权势者捧起来的”，第一个捧他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从此废黜百家，其他学术都靠边站，孔子最要紧。一路这么捧下来，军阀也要捧他，皇帝也要捧他，为什么？ 

“儒表法理”，用儒家的说法作为教化、作为伦常纲纪，是有必要的，内里就是法家，无情镇压、无情统治，两条腿走路，中国文明一路下来。我不是说孔夫子不好，李零先生讲得对，孔子生前就是一条“丧家狗”，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当然，我指的是绝少数非常傻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觉得手里面有很多好意见——你要不要？不要。又问那里：你要不要？不要…… 

所以我说我不是读书人，也有沮丧的意思．——不是为我自己沮丧，是为被叫做读书人或者自称读书人的群体沮丧。 

韩寒，大家知道，在座的年轻人看不看他的博客？我非常尊敬他，非常佩服他。他最近写了一篇东西，叫做“文化大国”。他的思路和下笔处，总是很具体，我有时候看他的博客，很惭愧，我讲话还是太空，他从一件事情很具体地展开。他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的富豪榜上，绝大部分是房地产商，没有一个出版商，没有一个文化人。他说，全国的出版业、书业好不容易一年下来核算利润，根本比不过随便哪一个房地产商。

我不知道他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小错，但是不会有大错，在座肯定有不少是做经济的人士，你们应该知道，中国今天真正有权有钱的人，是哪一群人，所谓文化人、做书的人、出版人，砸钱、算账，根本休想比。 

国外不是这样，我见过国外的媒体大王，国外做书的人，也不是了不起的大富豪，但在经济格局中绝对有地位，更不要说好莱坞这样的电影产业，绝对有地位。韩寒说他要办杂志，他要给全中国杂志最高的稿费，他说文化人活得太没尊严了，一万字也就几千块钱。我们现在翻译上不去，稿费太少了，可怜巴巴在那儿过日子——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翻译家，年轻的、刚毕业的、正在找活的——我们拭目以待，看看韩寒会弄得怎样。

这里碰到一个问题：经济收益是不是衡量读书人地位的标准？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韩寒是畅销书作家，他有资格这么说：我是个畅销书作家。可是钱不够花，这是不对的。他坦然承认，因为今天的高房价，他买不起房。全世界像他这样的博客点击量，没有。欧美有谁有过一亿两亿的博客点击量？没有。德国人口几千万，也就和台湾差不多，荷兰人口只是台湾的一半，可人家是文化大国。所谓“大国崛起”，其实是一些小国崛起。 

畅销书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所谓作家，艺术家，我今天写这本书、我今天画这幅画，实在是我喜欢，社会并不需要它，他不应该说：哪天我要买什么房子、买什么车。他自己选择了贫穷。卡夫卡，他有另外的职业，他白天上班，晚上窗帘拉起来，在那儿写，写到快死了，叫他朋友全部烧掉，他不满意。我最近刚去了布拉格，去了他的博物馆，很忧郁的一张脸，好多手稿，他根本不求闻达。这样的写手，全世界非常多，我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我不抱怨钱不够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个社会并不少我一张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赌钱，他写作非常快、非常多，去换稿费；巴尔扎克还投资，全部失败，生意上是个傻子，写作上是大师。这样的人经常在钱的问题上挣扎，托尔斯泰不用，他是大贵族、大地主、公爵，他一辈子也不会用小说赶紧换钱。改了又改，精益求精，这是要有经济前提的。而西方吸收了历史教训，今天的西方，不太有梵高那样穷困潦倒的伟大艺术家，因为充分的市场化，艺术家过上比较有尊严的生活，18世纪、19世纪这种个人的悲剧，没那么显著了。 

总之，我说我不是读书人，第一是老实话；第二是在说反话；第三是在说气话；第四是有点沮丧。但我要告诉大家，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是要给知识和书保留最后一点诚意和敬意。 

我虽然读书实在是少，但书本告诉我：你知道的非常少，还有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你不知道。每次媒体让我谈读书，我都会拒绝，尤其是叫我推荐书目，我不好意思说我今年读了哪本书，然后登到报纸上去，让别人去读——你怎么知道别人没读过？

如果有很诚恳的年轻人站在我面前，我可能会想一想，我会问他“你读过没有”，他说没读过，我会说“你去试试看”，但媒体每年这样的邀请我都会婉言谢绝，我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非。 

昨天媒体采访，问我到不到书店去买书。我去的，我上世纪90年代回国，一大快乐就是窜书店，买一堆书，塞箱子里，很重地扛回纽约去。我非常高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出了好多书，虽然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禁书，咱们买禁书还得跑到香港去，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国内的各个书店已是我大半辈子见过的最繁荣的时期，非常了不起了。

可是很惭愧，到了2002年以后开始有我的书放在里面卖，我差不多不进书店了。我没办法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心理。

我很年轻就有展览，全国美展也参加过，只要有我的画挂在楼上，我就不好意思进去，磨磨蹭蹭，蹭到展览快收了我才进去，帮着把画摘下来。就是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胡兰成书里看到他说，古人箭中靶心，射手会低头叫一句惭愧，我明白这意思了。我小时候看到体育场那些人一天到晚打球、投篮，我发现最会投球的人投中了，旁边有人叫好，他总是低着头跑开，我现在明白这种心理了……我从来没想到居然会有我的书在书店里卖。

有两次学生开车带我经过，说：陈老师，咱们进去看看排行榜？我说：你去。我就躲在书店外面。不是说我完全不关心书卖得怎样，就是不好意思进去。我差不多5年没进书店了，销售活动我得去，直接面对读者，签签字，平常呢，我再也没有在书店泡一个下午这种生活了。

我对书充满感激，对阅读充满感激，什么感激呢？就是一本好书会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有内心生活。人每天爬起来，走出去，都是为了谋生、应酬、作假、不得己。片刻的安静，都是书带来的。

法国人蒙田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是因为人回到家里还是安静不下来。我很庆幸没变成在自己房间安静不下来的人。现在我在这里做秀，不要脸，可是只要回到旅馆房间，两分钟，一根烟，我马上安静下来，可以看报纸、看书，开始写我中断的稿子，这和我多多少少还在读书的习惯有关系。

昨天记者也问我阅读有什么好处？书给你带来什么？我想来想去，就说书会让你静下来，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啊，做气功也无非是让你安静下来吧。 

弗吉尼亚·沃尔芙，英国女作家，后来跑到水里自杀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英国电影，很漂亮的女演员演的，叫做《时时刻刻》，一上来就是她站在河边犹豫要不要死，然后咣当跳下去，从水下面拍摄她的裙子散开来——沃尔芙写过一本书，《自己的房间》。她被认为是最早期的女权主义者。

在她那个年代，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女孩子能在家里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空间，能够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家长和社会要她们做的那种淑女，这在19世纪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她非常恳切、非常智慧地写了一本书叫做《自己的房间》。她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房间？她躲在房间里干什么？我想，其实她就是在读书、在写作，安安静静。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每一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它让你躲进去，给你庇护，让你安静。在座的年轻人，还没出道，可能租一间房间还比较困难，或者和爹妈、或者和同学一起住，都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我们在插队的时候，桥底下睡过觉，田野里睡过觉，两三个男孩挤在这么窄的床上，也睡着了，那时真渴望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我的青少年时代非常快乐，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有书，有了书，你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间，每一本书就是自己的房间啊。

提问：在现今美术高考的范画书籍中，为什么不以大师的画作为范本？

陈丹青：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教授、博士、硕士，还要大师干什么？自己的画先放上去。鲁迅很早就讽刺过：在上海，很多文人就拉几个文学大师，把自己的文章也排在后面，然后就出一本世界文学集。其实中国人早就学会这一套了，我们年轻时还没有这么多小汽车，我们在公路上骑自行车，一看到来了拖拉机，就窜到后面去扒在拖拉机上让它带着走，搭顺风车，省掉很多力气。

提问：陈老师，你是让我很尊敬、很有风度的一个读书人、文人。你有独立的思想、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我很欣赏。我要问的问题和读书有点关系。我们建国60年了，为什么没有出大师级的人物？建国前西南联大在颠沛流离当中出了那么多的大师，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很差。我们这60年为什么没有出过大师？钱学森也提过这个问题。我听说你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些意见，没有人理你，你拂袖而去，辞去了清华大学教授的职务。请你谈谈目前中国教育制度的问题在哪里？

陈丹青：非常简单。我刚辞职时在《南方周末》做过一个访谈，最后记者也给我这个问题：你认为症结在哪里？我说症结就是：把手拿开。你知道我在指谁。这个手不拿开，没有用。钱学森谁培养出来的？不是这60年培养出来的。民国时期所有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大艺术家，不是他们培养出来的。赵丹临死前讲过一句话：“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到现在还是这样。这样下去怎么可能出大师？出小师都不可能。

提问：请问你如何看待毕加索？毕加索是不是美术界的政客？主要是善于经营还是艺术创作？请问艺术是否主要依靠炒作？

陈丹青：这是现在年轻人经常和我提的问题，哪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你看到过毕加索的画吗？

台下：看过。

陈丹青：你在哪里看到的？

台下：我自己买了他的专辑。

陈丹青：他的原作你看到过吗？

台下：没有。

陈丹青：你要是看了他原作，10张以上，这个问题就不用我回答了。画成这个样子，还要靠炒作才能够变成毕加索？可能中国艺术家给你太多的例子都是炒作出来的，所以你以为连毕加索都要靠炒作。我们经常用中国的经验去想别人的事情，如果有毕加索的展览进入中国，希望你不要错过，包括其他许多大师的。必要的宣传是应该的，画廊、美术馆，都要做宣传的，如果没有人宣传梵高，到现在他还没人知道，可是梵高画得太好了。

提问：丹青先生您好！我知道你是绘画成名的，但是我对你的关注不是源于绘画，应该说是“说话”，我觉得人的能力和潜力是多方面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看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比较完美的组合之一就是你和梁文道先生同时出现，在听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们有必要那么一味地去强调一个人他首先从事的是哪个专业吗？人的能力和潜质是多方面的。基于中国的现状和大背景，只要你愿意，我迫切地希望你还是要多出来说话，希望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非常感谢！

陈丹青：可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婆都对我说：“少讲两句吧！”我的很多好朋友也这样对我说，我该听谁呢？

提问：您刚才讲这么多，我听的意思是艺术倒塌后的重建，或者是荒凉后的重新播种。在这样重建的过程中，读书有多大的作用？或者是读书以外还有什么可以使我们进行重建，重新使荒凉变得不再荒凉？读书有什么作用呢？读书以外还有什么作用更重要？

陈丹青：重建这个说法，太大了。读书是每个人的私事，很安静，在安静中，一切滋长，所谓“随风潜人夜，润物细无声”。植物是这样，读书差不多也是这样，都是不可觉察的过程。诸位如果昨天夜里都在读书，彼此并不知道，可是今天大家就因为书，聚到这里来。深圳这么大，白天9点钟到11点，什么事不能做？什么地方不能去？为什么偏要跑到这里来？这是非常秘密的过程，在每个人内心发生的过程。所以我不会说自己是读书人，我甚至不太愿意谈读书，它真的是内心生活。一朵花不会告诉你“我怎么会开成这个样子”，花一声不响。老子说“天何言哉”，天，就是万物，都不作声的。我想，读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真的胜过推土机，胜过枪炮，它能让一群愿意读书的人变得有力量，能够支撑自己——但是未必和社会、和国家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从更高的意义上说，你去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读书人非常多，品质非常高，这个国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坐满这个大厅的人，和中国整个人口比，只是很可怜的一点点，真是一小撮，但已经坐满了，我受宠若惊——大家居然为了书而跑到这儿来。

提问：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刚刚几次提到阿城先生，我很佩服他，但是这些年一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也看不到他的作品了，你能不能谈谈他的思想情况？

陈丹青：他比我有教养，没像我这样好意思坐在这个地方谈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但他从来不谈这些事。我想他回来看这个局面比我看得透彻，这是不可为的一个局面，他就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他的思想状况我不知道，我见到他我会转告他。

提问：陈老师，您刚才说一本书可以成为你的房间，我想请问，一幅画可以成为什么？

陈丹青：差不多一样。我的房间里面有书，也有画。

提问：陈先生您好！我想问一下，你当初在国外生活，之后选择回到中国的主要原因。如果现在重新来选择，您会不会做相同的选择？

陈丹青：还是同样的选择。第一，所有出国的人其实都思乡，这是一定的，只是有些人承认，有些人不承认；第二，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召唤我回来，我希望很近很近地看。我是画画的，我画的对象，不能站在10米以外，要近一点，眉毛眼睛看清楚，才能画下去。所以我回来了。我批评的所有这些事，也让我高兴，这个空间可以让我说几句话，这是进步。

提问：国外的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丹青：人可以变得真实一点，如果你愿意的话。

提问：丹青老师，在国内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或者所谓的读书人集体失语的情况下，您却代表了绝大多数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是什么促成您走出来？

陈丹青：绝对不要这样说，我决不是代言人。国内有很多非常敢言的知识分子，说得非常好。我回国一大收获，就是发现中国至少有几十个自由知识分子在说话，无论他们的观点怎样，我都重视。我在网上、杂志上持续看到非常好的学者的文章——绝对不是只有我在那里说，很多人在说，比我大胆得多。

台下：您为什么敢说出来？

陈丹青：您为什么敢说出来？

台下：请问您的勇气从何而来？

陈丹青：谈不上勇气，这要是也算勇气，太可怜了。

台下：说这种话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

陈丹青：对不起，好可怜，我们大概没怎么见过有勇气的人。

提问：我是高二的学生，今天来到这里，我就想说一下我的困惑。我是一名文科生，现在老师教我们阅读都是特别有目的的阅读，我觉得有目的的阅读让我收获并不大。其次就是我们现在的高考作文都是要求用议论文的形式，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看时事评论、新闻，都是那种特别政治的社论。我从小学开始就特别喜欢写散文，所以现在特别迷茫。 

我的同学很喜欢写博客，但是我并不喜欢，我觉得他们在那些网上写的东西，有过多的颓废色彩，现在90后的流行词都是“郁闷”，我们有一点少年不知愁滋味。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态度不够积极，我们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但是总是被一些小事情绊脚，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对生活中幸福的东西反而关注得很少。像作文写得很好的同学，其实都是在“拓文”。把感情说出来的文章得分都是很低的。

陈丹青：非常谢谢你，说得真好。我给你两个建议：第一你需要自己的房间，你有自己的房间吗？

台下：有。

陈丹青：那好，祝贺你！第二，你按刚才说的意思写一篇文章。这里有许多媒体朋友，愿意发她的文章吗？她说得多好啊！ 我不是读书人，可是在写书，你要说有什么体会，我的体会就像你刚才拿着话筒一样，把想说的意思说出来。我恭喜你，10年后你会是一个好作家，也许用不上10年，韩寒在你这年龄已经退学了。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不鼓励大家这样做，但是如果你真有这个勇气，而且你半夜想想，“我有这才气”，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台下：我们学校也会经常举行讲座，大家每次都是在讲座上特别激昂，结果出来继续应试，我觉得特别现实。

陈丹青：你把你感受到的这些，全都写出来，这里一定会有编辑愿意发表。

台下：事实上我还是特别认真在做学生要做的事。

陈丹青：所以你要做一个决定，一个是你在教室里，一个是你在自己的房间。我们的教育，是教育每个人做两套人，要做一个完整的人，目前不太可能，暂时只能出门做一套人，回房间做一套人。我活到现在，也做两套人，我在外面也会说假话，说套话。

提问：陈老师，在我们的眼中，原来您是艺术家，现在您应该是一个思想者，我更喜欢的是以思想者的角度来讨论问题，陈老师是不是这样想的？

陈丹青：我连自己是读书人都不敢说，还说是“思想者”？我只是说了一些大白话，在座的都知道，只是我说出来而已。

提问：我非常喜欢你的《退步集》和《退步集续集》，你的深刻让人佩服，但是我更敬重的是你的率真，请问对于思想界，你更倾向于自由派还是新左派？

陈丹青：这是有点专业的问题，我两派都有点同意。我是感觉型的人，哪派的书，哪个学说，我都会相信的。各种学说一定占有部分真理——如果世界上果然有真理的话——我不太学得会一套理论，然后拿着这套理论去看别的理论。所以我刚才说每本书都教我自以为非，而不是自以为是。我佩服几十位国内学者，他们互相吵，可是各自说出部分道理。当然，我倾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我在美国很久，我非常知道：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中国套不到美国去，美国也套不到中国来，在这个漫长的套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悲剧和荒诞剧，但我相信最终中国不会变成像美国那样的国家。虽然美国的很多价值观已经输入中国、影响中国了，而且我们正在试着做，但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集体基因，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使我们不会变成美国人。我绝对倾向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但在政治的假设上，我会比较不一样。我通常不发表这类意见，我不是一个学者。

提问：陈老师您好！我刚才听了您对读书人的感悟，我感觉里面味道很多，有酸味、甜味、苦味、咸味，还有辣的味道。我想问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作为搞创作的人或者说是搞科研的人，我觉得您的哲学理念是以退为进的方式，您怎么样从一个导师的角度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启示？能够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有一个问题，您回忆一下，和哪一个人群或者哪一类人相处起来比较愉快？

陈丹青：你知道以退为进是一个策略，你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看你干的是哪一行，你如果会利用人脉，利用你自己的智慧，利用目前奇怪的一个格局，有些事情你不但做得到，而且可以做到你想不到的好，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事情的？

台下：做科研的。

陈丹青：科研我就不太懂了。你问我和哪些样的人相处愉快，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要想一下。我临时性地和读者的关系都很好，因为大家都很友善，但是只是两个钟头的关系，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谢谢你。

提问：你准备把影响力往多大的范围扩大？

陈丹青：这个读书论坛让我来，我就讲两句，我一点不想让大家去乱讲话，还是混饭要紧。年轻人千万不要这样，“这也不对，那也不好”，千万不要这样。我在单位里蛮乖的，和人好好相处，只是在会议桌上遇到荒谬的政策，我会破口大骂，但平常绝对要和人家好好相处，得尊重别人。大家混这碗饭吃，不容易的，不要以为自己勇敢，我很讨厌这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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