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为什么要区分茶具和茶器

在习茶的过程中，我们很少把茶具和茶器去做严格的区分，经常把二者笼统地混为一谈，这是一种不应该有的疏忽。陆羽在《茶经》里，对茶具和茶器，从概念上做了严格的定义。他把关于采茶、制茶的工具，定义为茶具。把与烹茶相关的不可缺少的用具，把对茶的育化有改善作用的工具，全部定义为茶器，并着重对茶器做了详细的阐述，从而赋予了茶器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格。

 二十四茶器 

陆羽为什么要把与烹茶、品茶有关的器皿，即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纸囊、竹筴都列为茶器呢？个人以为，主要是关乎饮茶的礼仪。通过必要的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茶性俭”来涵养品德之俭，即陆羽《茶经》重点要突出的“行俭德之人”。礼仪，古体写为禮儀。“禮”字的左边从示，右边的“豊”是指古代祭祀用的礼器。中国自古就有藏礼于器的传统，合礼而制器，据器以明礼，凡礼用均为器。而器的设计，则每具深意，无不关乎思想，其器用必合于四时变化，却又攸关着礼仪。道运而无名，器运而有迹。因此，在形而下的器中，藏着形而上的道，即器以载道。故茶器以载道，茶道由器传，而非茶具。

陆羽在《四之器》一章里，列出了详细的煎茶器清单，共计二十六种。假如平时不用，或携带外出时，其他的二十五器，都会安放在体积硕大的都篮里，这与《封氏闻见录》的记载是吻合的。据封演记载:“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文中的“都统”，即是都篮。《九之略》说:“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此篇讲的二十四器，恰好不包括都篮和具列。二十四器若是有所疏漏，意味着礼仪的缺失或不严谨。而礼仪是一个国家的纲纪，是人们道德与信义的表征，这在城邑之中、王公之门，是不可疏忽的。若是处江湖之远，跳脱出功名利禄的窠臼，可以不必拘礼，这即是《茶之略》一章“俭以养德”的重要意义，也是从一瓯茶中观照出的世俗与清雅的分野。

值得注意的是，严于茶事的陆羽，在《茶经》里竟然没有提到承载茶碗的托子。陆羽在《茶经》中，连一个小小的茶夹，都表述得如此详细，因此，他不是故意遗漏或忽略了茶托。假设真属疏漏，即使陆羽不去修订，常伯熊等人也会一定纠正的。由此只能证明，在陆羽《茶经》完成之前，茶托还没有出现，或尚未正式启用。

  “消失”的茶托 

茶托，又叫盏托、碗托、茶船。清代顾张思的《土风录》中写道:“富贵家茶杯用托子，曰茶船。”宋人程大昌的《演繁露》说:“(茶)托始于唐，前代无有也。”唐人李匡乂《资暇集》记载: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手，取碟子承之。既啜，杯倾，乃以蜡环楪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工以漆环代蜡。宁善之，为制名，遂行于世。其后传者，更环其底，以为百状焉。”宋人程大昌的记载可以说明，在唐代以前，茶托还没有出现。据唐人李匡乂说，茶托子出现在唐建中年间。同一时代的人提供的佐证，往往最为可信。

初唐以降，尤其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以后，食器和茶器才开始严格分开。之前的时期，茶器、食器甚至与饮酒器都没有完全分开。其中容量过小的、束口的杯盏，大部分属于酒器，没有任何资料和理由，能确认是茶器。

古人饮的酒是温的，白居易有“林间暖酒烧红叶”。古人执台盏进酒时，主人或客人手端酒杯饮酒，酒台子和饮酒器是分离的，所以，酒台子尽管和茶盏托极其类似，但酒台子中心的圆台是凸出的，酒杯放在酒台子上，是为了敬酒之用，酒杯和酒台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嵌接。

饮茶却不同，茶是热的，尤其是在唐宋时期，受陆羽的影响，提倡喝茶时，要“乘热连饮之，以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饮啜不消亦然矣。茶性俭，不宜广，则其味黯澹，且如一满碗，啜半而味寡，况其广乎!”“乘热连饮之”，说明古人入口的茶汤，比我们现在饮茶的温度要高一些。 

鉴于此，为防止烫手或茶汤洒落，饮茶时盏与盏托不能分离，这从晚唐法门寺出土的淡黄色的琉璃茶盏与盏托的密切配合，可以得出结论。宋代的贵族、文人，有持托喝茶的规定。

（南宋银鎏金茶托及茶盏组合一套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举托饮茶，这就要求茶盏必须要与盏托有个密切的关联和配合，盏的底足和盏托之间，必须有个深度的插接，以防止敬茶、饮茶时茶盏滑动。唐代《无暇集》记载茶托的发明原因时，说到崔宁女嫌茶碗烫手，便用盘子承托茶碗，因盘子的中心没有承口，无法固定茶碗的圈足，为避免喝茶时茶碗发生滑动，便在碟子的中心，用蜡封了一道圆圈，用以固定茶碗。其后，崔宁命工匠做了个带环状承口的漆木盏托，这就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只茶盏托。瓷质茶托肯定要比木质茶托的出现要晚一些。施耐庵在《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写道:“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白雪定器盏内， 朱红托子，绝细好茶。”施耐庵是明代人，他写北宋的茶事，尚能对白色的定窑茶盏、朱红的木质茶托娓娓道来，这说明他至少是见过朱红茶托是如何使用的，也可证明木质茶托在明代还有着广泛的应用，这或许是他没有去写瓷质茶托或银质茶托的主要原因吧。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唐宋贵族们喝茶，多用木质茶托。首先，漆雕木质茶托，质轻精美。其次，木质茶托，隔热性能较好。宋代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的漆雕秘阁，就是很重要的例证。“漆雕秘阁，名承之，字易持，号古台老人。赞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吾斯之未能信。以其弭执热之患，无拗堂之覆，故宜辅以宝文，而亲近君子。’”漆雕秘阁就是雕漆茶盏托，承茶盏之用，以消除烫手之患。

  茶瓯和茶盏 

茶瓯，是唐代越窑青瓷饮具中，带有特别功能、特别意义的器皿，也是唐代主要的饮茶器。陆羽在《茶经》说:“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茶瓯的出现，表征着专用饮茶器具的诞生。瓯的出现较早，之前既是酒器，也是食饮器。但在唐代中后期，茶瓯就是专业的喝茶器皿了。茶碗的容量较大，若逢茶会、茶宴，数人共用一只茶碗行茶时，自然是选择茶碗。茶瓯的体积较小，多在个人饮茶时独用，它和宋代容量更小的茶盏类似，适合品味、把玩。白居易有诗:“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

（唐代越窑茶瓯）

茶盏大约出现于晚唐，当时的盏、瓯，还没有明确的细分。晚唐苏廙《十六汤品》说:“且一瓯之茗，多不二钱，茗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六分。万一快泻而深积之，茶安在哉?”在此文中，瓯与盏是通用的。宋代范仲淹诗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其中的紫玉瓯，就是兔毫盏。

（宋代兔毫盏）

 茶器以载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器以载道。陆羽把煮茶、饮茶的器具称之为器，已经使这些基于日常生活的茶器皿，具有了超日常、非日常的精神和文化意蕴。至此，茶器已不仅是简单满足于饥渴的日常器具了，而且蕴含了更深层次的“道”的内涵。正如马林洛夫斯基所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生物的需要，已转化为文化的需要。”

正因为茶器承载和涵盖了文化、境界、审美和精神等诸多因素，因此，陆羽强调在正规的雅集、茶会活动中，要注重茶器的实用、美观、圆融和完善，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由此可见，在陆羽的视野里，在陆羽的精神世界里，一席茶中的茶器，是否齐备完美，已关乎茶道之礼仪与兴废。茶器之重，竟重于泰山，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与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