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在国外用茶叶做成的神秘饮品风靡大街小巷,英国成茶之国

17世纪下半叶，东方文物的时尚差不多在欧洲每一个地方都流行开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哪一个王宫或者大公府邸没有一个陈列着闪闪发光的青花盘子、瓶和壶的柜子的话，那它绝不会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最好的床随处可见。从床上垂下的是印花棉布，床上铺的是彩绘布被子。时尚的女士若是没有印花布长袍的话，就会羞于抬起她们的头，或者，至少也需要一条印度披肩来裹住她们的香肩。

每一位绅士的图书馆都会炫耀一个抢眼的书架，上面满满地堆放着奢华的对开本的东方游记。1662年的时候，这样的书籍肯定并不缺乏。因为， 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都不得不说， 再出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将会是“不合时宜”的。可是，欧洲已经完全被神州迷住了，以至于这种作品越来越受欢迎，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而绝没有吃腻的感觉。这些书的作者们传播开的东方的故事，因为有时也很准确，所以也是一样引人人胜。而他们的插图画家，则为欧洲的工匠们提供了一条了解东方图案的新渠道。

欧洲人要感谢这些迷人的游记，因为他们还得到了另一个好处——用“茶叶”做成的神秘的饮品。

旅行家们在中国品尝了茶叶，并用溢美之辞加以描述。的确，看来更加可能的情形正是这样：倘若没有他们对这种奇特而怡情的饮料作出诱人的描述，那么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可能也就不敢把茶叶进口到欧洲来了。17世纪初期，样品就已经被运到了荷兰，这是事实。但是直到1650年左右，茶叶贸易才真正在商业上发展起来。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茶叶已经成为从东方进口的主要商品。对于英国来说，它差不多成了生活必需品。

茶叶一开始似乎是在17世纪50年代借道荷兰再到达英国的。1658年， 托马斯·鲁格(Thomas Rugge) 在他的《政治论坛》(Mercurius Politicus) 一书中写道， “在苏丹王妃头像咖啡屋(位于伦敦皇家交易所旁的情人出租房里)，就有优等的、所有医师都认可的中国饮品(中国人称之为茶，其他国家称之为Tay， 别称Tee) 出售”。第二年该作者又写道， 在伦敦，“差不多每一条街上都有咖啡、巧克力还有一种叫做茶的饮品在出售”。但它肯定仍算是一种新鲜事物。因为在1660年12月25日，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 就写道：“我确实是点了一杯茶(一种中国饮品)，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喝过的东西”。

这种饮料深受喜爱，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非常谨慎地开始进入茶叶贸易，分别在1666年和1668年进口了23磅和143.5磅。但很快就发现，这些有限的货物根本不够。到了17世纪末的时候，每年船运至英国的茶绝不少于20000磅。此后这一数字不断地稳定攀升。虽然茶已进口到所有欧洲国家，但英国仍继续保有最大的份额，让茶成为她全民性的饮品。君主们与他们的朝臣们优雅地共饮之(在他们不议事的时候)，诗人们盛赞它的奇妙。即便是那位伟大的哲学家，患有严重中国恐惧症的约翰逊博士，也对这种东方饮料表示出极度的喜爱。只有像斯特拉顿船长那样胆大的人才会说：“有些人特别喜爱茶，而狼吞虎咽的也只能是乡下姑娘”。

茶让中国进入到了欧洲的中心。更具体而言，英国家庭，当然还有跟饮茶有关的全套工具(壶、盆、杯和茶叶罐)，都受到了中国风的强烈影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茶叶贸易注定要对后来的中国风历史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它激励着商人远游中国大地，并在19世纪从那里带回来现在每一个欧洲花园里都常见的、富有异国风情的植物，还有关于那个国家令人叹息的、细致且详尽的报道，从而导致了神州的传奇光芒不再，直至最终彻底消失。

是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 打消了围绕在这种饮品周围的神秘色彩。他考察了茶树种植的过程(中国人对此小心翼翼地守口如瓶)，采集了种子，并开始在第一批印度茶场里进行种植。进口茶叶是中国贸易中最后一项重要的创新之举。

到了17世纪中期的时候，神州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欧洲人的想象中。东方器皿，尤其是纺织品和陶瓷，还有大量的漆器，充斥着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市场。此外，欧洲的工匠们开始仿制中国、日本和印度的艺术(但并没有对这几种艺术进行明确的区分)。而从这些艺术开始，有几个大胆创新的工匠开始发展出一种新的装饰风格。事实上，西方表现出的症状，明确无误是一场严重的中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