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短长书中国茶何以成日本道
《日本茶道一千年》
周朝晖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22年3月第一版
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作物，原产于中国。起初是作药用，故写作“荼”，在古文献中，“茶”字的出现是中唐以后的事。不过，饮茶的历史应该更早。据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对“茶”字的考证，“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饮在中国历史既长，范围亦广，最早的茶具出现于东晋、南朝。据说，在浙江瓯窑窑址出土的碎片中，便有茶具的碎片，且“釉色青绿泛黄，玻化程度高”（学者孙机语），说明即使在中国文明的早期，饮茶也已然超越了一般的生活，而成为一种文化。
日文版《茶经》（讲谈社2012年版）与中文版《茶书》（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对茶文化最初的系统梳理，是唐人陆羽于公元764年成书的《茶经》，以三卷十门的篇章，确立了茶的法度和标准，堪称茶事的百科全书，陆羽也被后世茶人尊为茶圣。1906年，冈仓天心在波士顿用英语出版的《茶书》（The Book of Tea）也被视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至今仍以各种文字不断再版，但“缺乏《茶经》的简洁之美，终究无法与《茶经》相媲美”（日本学者熊仓功夫语）。两部茶书，相隔1160年，中间刚好是一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和日本茶道发展史。
《日本后纪》第六卷中关于永忠和尚献茶的记载（第五行起）
日本最早的饮茶记录见于平安时代初期（弘仁六年）的《日本后纪》，其中有对梵释寺永忠和尚为嵯峨天皇献茶的记事：“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永忠曾作为遣唐使，在长安生活过三四十年。后来，嵯峨天皇还写过“不厌捣香茗”的诗句（《凌云集》），其所描绘的场景并不拘于饮茶，还涉及制茶工艺。当时，出于运输、携带的方便，制茶时需先将茶叶捣碎后做成饼状，然后晾干成团茶。除了永忠，最澄、空海等有过遣唐历的名僧，也都留下过各自的品茗体验谈。
805年，日本留学僧最澄将从浙江天台山带来的茶籽种在了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旁，这里也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
另据日本历史学者东野治之的文化考古：
茶在日本普及的早期标志，是小孔绿釉陶灶的出现，这在茶道中成为“风炉”，是饮茶时煮水的工具。八世纪下半叶，唐朝的陆羽在《茶经》中就记载过风炉。（东野治之《遣唐使》，新星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178页）
可以说，被称为“弘仁茶风”的平安朝茶文化，基本上是“唐风”的“拿来”，以风炉为代表，天目茶碗、青瓷壶、白瓷水注、茶叶筒，等等，茶器是清一色的“唐物”，茶会也只设在大内中，作为一种宫廷文化，与一般民众无关。所以，扶桑茶事，在“嵯峨帝之后，遂告终绝”（黄遵宪语）。
京都建仁寺内，为纪念荣西和尚从南宋带回茶叶并推广开来的功绩而树立的茶碑
接下来，是近三个世纪的沉寂期，直到明庵荣西和尚从南宋带回茶种，饮茶之风遂再起。不过这一次，“高大上”的唐风退潮，代之以后来被定义为“侘（wabi）寂（sabi）”的和（国）风。这场国风浩荡，长驱直下，拂过之处，雾散云开，文化景观为之一变。其中之显例，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主导的东山文化，不仅酿造出如银阁寺那样美轮美奂的视觉奇迹，而且孕育了有“茶汤鼻祖”之称的一代茶人村田珠光，诚可谓“东山再起”。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一波茶文化的兴起，恰好与禅宗舶来轨迹重合，而荣西本人就是将临济一派接入日本的始祖，其倡导茶禅的建仁寺，是临济宗的总本山，也是京都最古老的禅寺。
千利休的茶室“待庵”
茶与禅，有如一体两面，彼此交融，难以分割。千利休有个弟子叫山上宗二，喜欢记录老师在茶会上说的话，后刊行过一册手记《山上宗二记》。据说，禅语“一期一会”最初便出自其手记。书中还写道：“因茶道出自于禅宗，所以茶人都要修禅，珠光、绍鸥皆如此。”事实上，以茶悟道的观念由来已久，可追溯到珠光的老师一休宗纯和尚，所谓“茶事以禅道为宗”。冈仓天心说：“所有伟大的茶人，都是禅宗的追随者，都努力把禅的精神引入现实生活。因此，和茶道仪式的其他器物一样，茶室也反映着诸多禅宗教义。”铃木大拙也曾注意到禅与茶的相通之处，“在于都追求事物的纯化，摒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
这一点，在禅那里，体现为以直觉来把握事物的终极本真；而在茶道，则表现为一种生活艺术，即把在茶室吃茶这种类型化的享乐方式，扩大到日常生活中。茶道之美，原始、单纯而洗练。人们置身于茅草屋檐下，在虽然狭小逼仄，但在空间结构和陈设上却极富禅意的蜗居中盘坐，不为别的，是为了接近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理想。（《禅与日本文化》，岩波书店1964年版，笔者译）
正因了这种“禅茶一味”“禅茶并举”的禅门茶风，才形成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千利休、古田织部、小堀远州、片桐石州等茶人荟萃、代有人才的局面。当初，千利休把珠光的“谨敬清寂”改为“和敬清寂”，一字之易，凸显了茶道冲淡平夷的气质。至此，茶汤才从寺院茶、书院茶，发展到侘茶、草庵茶，茶器也从曾几何时象征“唐物庄严”的天目茶碗，“下凡”到胎土粗砾、上釉不匀的“糙货”，甚至改用看上去更不上档次的朝鲜陶碗。但在茶人心目中，那才是金不换的荞麦茶碗，堪称草庵茶室版侘茶的标配。
千利休设计、长次郎制作的“无一物”铭赤乐茶碗
最是那个草庵茶室，令中国人感到困惑不已：茶室的“门”只有七十公分见方，客人须匍匐爬行方可入室。如此待客之道，在国人看来无异于侮辱，可日人却认为，茶室作为超凡脱俗的世界，那道“窄门”恰恰是与现实的隔离，有如鸟居对异空间的分割。非如此，便不可体味侘茶之意趣。
茶室的窄门
这种与“唐物”之美“反弹琵琶”式的美学，极大影响了日本的艺术，也是茶道为什么居于东洋艺术核心地位的答案。日本造园享誉世界，但全国没有一处名园，不是茶人的建造。千利休亲手打造的窘迫寒素的草庵（“待庵”），是日本近代建筑的原型。小堀远州出生于世袭的建筑职人世家，他自己既是大名，又是幕府建设工程主管，当然，还是一名趣味高冷的茶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意义上的通才，日本的达·芬奇。其参与设计、建造的名城、名园，从大坂城、名古屋城、熊本城，到京都御所和二条城中的名园、桂离宫……简直不胜枚举。日本制陶史上著名的“远州七窑”，也是按他的制作标准来烧制。
小堀远州设计的日式庭院孤蓬庵的茶室“忘筌”
茶在中国，经历了茶寮文化和茶馆文化，但基本未脱世俗的性格。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南宋有句谚语，“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薑椒茶”，道出了茶的日常性。国人以务实的眼光看待茶，没人大惊小怪。茶来自中国，而茶道则成于日本。个中区分真是耐人寻味。对此，周朝晖认为：
在中国，茶是日常饮料，是从日常生活提升的文化；而日本则直接从中国拿来茶文化，这种文化是与禅宗文化一起捆绑带入的，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文化起点，也就容易成为“道”。
天心说茶，却不拘于茶，但其所谓“茶是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是“超越饮用形式理想化以上的东西，是关于人生的宗教”，却是关于茶道的最精准定义，不可易一字。
《日本茶道一千年》是一部大书，既是去专业化的茶道史，也不失为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文化史。作者善于讲故事，各种掌故传说，信手拈来，从容不迫，左右逢源。文字深入浅出，富于灵动感，且不乏洞见。如谈到日本文化中的“二律背反”现象：
在江户时代，锁国体制下日本内外和平稳定，国内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太平盛世”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却偏偏孕育了最具残酷性的武士道；而战国时代却在征伐杀戮、血腥风雨一百多年的乱世中，催生了最风雅的闲寂、最具和平主义色彩的茶道艺术。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极尽侘寂风雅之道的艺术之花，竟然在铜臭味十足的商业城市大阪堺港傲然开放，最终使之得以确立的师徒两代茶人武野绍鸥和千利休，以及当时一流的茶人群体，也都是出身于锱铢必较的商人之家……
他发现，“这类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预示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已经悄然出现”，时代变了，权力在易手：
原先由贵族、僧侣、武士阶级把持的文化特权，已经转移到由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主流的町人手中，他们成为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主导者，茶道因之自上而下广泛传播，并在民间深深扎根。
诸如此类的“见”，看似平常，却赋予文字以“识”的魅力，借用时下的网络流行语，叫“上了价值”。除此之外，对以往如神祇一般的“天下茶人”千利休的性格，包括最后被丰臣秀吉设局的那场致命茶席背后各种角力关系的描绘，亦颇有新意，对理解利休不无祛魅之功。
（本文系为《日本茶道一千年》一书
撰写的序言）
刘柠：作家，译者。北京人。大学时代放浪东瀛，后服务日企有年。独立后，码字疗饥，卖文买书。日本博物馆、美术馆、文豪故居，栏杆拍遍。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著译十余种。
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陈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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